五十年代初，东北局的高岗，西南局的邓小平(左上),华东局的饶漱石(左下)，中南局的邓子恢(右上)，西北局的习仲勋(右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中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我的回忆》追述作者张明远(1906-1999)七十三年革命生涯：冀东农民暴动，白区斗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指挥数百万军民支援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参与领导东北经济建设高潮，骤然跌入革命行程的低谷等。根据陈云、高岗的提议，经中共中央同意，张明远１９４９年２月调任东北局常委、秘书长。

张明远回忆：“鉴于东北局主要负责人林彪、罗荣桓已随大军进关，陈云即将到中央工作，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１日，中央对东北局的领导班子作了新的调整，高岗出任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１９４９年５月东北局正式通知所属各省、市委），东北局其他常委有李富春（副书记）、张闻天（辽东省委书记）、林枫（主管政府工作）、张秀山（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李卓然（宣传部长）。”

“我的工作没有按调令安排，而是任副秘书长兼组织部副部长、办公厅主任，也不是东北局常委。后来张秀山多次向高岗提出要我担任秘书长，起初高岗不同意，直到１９５０年５月才正式任命我为东北局常委，８月任命为秘书长，此时离中央电报任命的时间已相隔一年半之久了。这里边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以前没有和高岗一起工作过，他对我不甚了解，需要一段观察考验，另一方面，恐怕与我长期在白区工作有一定的关系。……１９５０年冬或１９５１年初，李富春调中央工作后的一段时间，东北局没有副书记。１９５２年秋，中央决定调高岗任国家计委主席，仍为东北党政军第一把手，林枫、张秀山和我增补为副书记。这年８月，中央任命我为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１９５３年１月，任命我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但实际上我没有管政府方面的工作，那里主要由林枫负责。此外，我还先后担任东北局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工作部部长，纪检委副书记、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抗美援朝初期，曾任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中朝铁路联合运输司令部政委。从以上任职情况可以看出，我的工作可算是个‘不管部’的部长了。”

在高岗身边还有一批很得力的高级干部。在东北局的常委中，张闻天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的理论造诣深，注重调查研究，常常对现实中的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高岗对张闻天很敬重，说他有学问，‘是个翰林’，在遵义会议是有功的，又有能力，对他要善于使用。在制订方针政策时，东北局很重视张闻天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许多重要文件常由张闻天起草。他关于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份及我党的方针政策的论述，深受高岗的赞赏，把它作为东北经济建设的政策依据。东北解放前后，张闻天一直任辽东省委书记，１９４９年调整东北局时，高岗曾提议让张闻天担任组织部长，但据说有人认为张闻天是‘教条主义者，不能管党’。后来张闻天又因为供销社和私人工商业问题而受到批评。高岗认为张闻天在东北未能得到重用，颇为遗憾。张秀山是来自西北的一位资历很深的同志，是党中央派到东北的第一批领导干部之一，东北解放后担任组织部部长。李卓然也是西北局来的干部，抓宣传工作很有一套，在经济计划工作方面也颇有才干。沈阳市委书记凯丰同样是一位老同志，高岗说他理论水平高，能力强，对他也很尊重。总之，东北局的领导班子很得力，大家团结一致，配合默契，共同把东北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张明远这样评价高岗：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东北局对干部工作的确十分重视，采取的各项措施是得当的，选拔干部的标准也很明确，那就是：德才兼备。当时认为的‘德’，就是拥护党中央的领导，作风正派。‘才’，就是要有能力，有干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一个人的资历、‘山头’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可以说，在干部工作中，东北局继承和发扬了老解放区的优良传统，坚持德才兼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五湖四海，不讲‘山头’，不论资排辈。因此，东北的干部虽然有的来自全国各地，有的土生土长；有老干部，也有新生力量，但大家都能团结一致，各尽其才地为建设新东北做贡献。这是东北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高岗作为东北局的带班人，基本上也遵循了这些原则。在他的周围，有一批很受器重的‘秀才’，如马洪，善于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对策，才思敏捷，文笔很好，高岗的许多文稿出自他的手笔。高岗的秘书中有好几位都是文化程度和政治素质相当高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如华明、安志文等。华明后来是鞍山市委书记，可惜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安志文与王鹤寿同为工业方面的负责人，在东北局的政策制定和干部调配等工作方面，高岗也常常徵求他们的意见。安志文和马洪后来担任国家计委的专职委员。１９５２年，高岗专门为自己配备了一位外语水平较高的秘书，每天收听国外广播，向他介绍国外的消息，以便他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势及各方面的动向。 ”

林彪1949年4月开始南下，东北局完全由高岗领导。张明远认为在干部问题上，东北地区对全国、对中央的贡献有目共睹：“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几年来东北地区培养了大批经济干部，如果以１９４９年４月工业干部的基数为１００，到１９５３年６月就达到１０３６，壮大了１０倍还多，不仅保证了东北地区提早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且只要工作需要，东北局就毫不犹豫地派最好的干部支援其他地区，帮助全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

张明远认为在干部问题上，高岗基本遵循了‘五湖四海’和用人唯贤的原则。“１９５２年秋，高岗到中央工作前后，中央对东北局的领导班子进行过一次调整：增补林枫为第一副书记，高岗不在东北时，由他代行书记职务，张秀山和我分别为东北局第二、第三副书记，郭峰（原辽西省委书记）任组织部长，赵德尊（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任农村工作部部长。高岗曾对我说，他走以后，由林枫主持东北局的工作，叫他管全面，叫秀山和我多注意财经工作。高岗还说秀山政治上很强，在延安时毛主席很器重他，要我多帮助他，要注意搞好东北局的团结，把工作搞好。……总的来说，我认为东北局在干部问题上基本遵循了‘五湖四海’和用人唯贤的原则。”

张明远评价高岗在东北的工作：“纵观东北局的工作，我认为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经济建设方面确实走在全国的前面。东北先恢复起来，支援全国，这是中央的方针。在中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结合东北的实际而获得的成就，是兄弟地区帮助和支援的结果，是广大东北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努力奋斗的结果。高岗作为东北局的第一把手，在领导东北建设和抗美援朝运动中，基本上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服从中央的需要，实现了毛主席‘把东北建设成全国的工业基地，出机械，出人才’的指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由于东北全境解放较早，有一定工业基础，又背靠苏联。1949年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回国时曾带来一批苏联专家就留在了东北。由于这些条件，所以东北的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工业建设较全国其他地区都开始得早，并取得较好的成绩。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东北作为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对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作出了贡献。这里还有一段彭德怀要把勋章“让给”高麻子的故事。

1951年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一周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以表彰“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解放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10月25 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举行隆重的有各军战斗英雄参加的授勋大会。金斗奉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政府将一级国旗勋章佩带在彭德的胸前。彭德怀对自己被授予这一最高殊荣，始终感到不安。会后，他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 可以看出高岗为国家复兴和民族独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点明彭德怀等的"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称彭德怀等人为"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称黄克诚"又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讲话： "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有国际背景"，"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 "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

但随着文革结束，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提法有了变化。邓小平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高饶问题提出这样的意见：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

《党的文献》2001年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杨尚昆回忆文章《回忆高饶事件》所用为“事件”二字，也不再用“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