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鹜者。。。

其鸣无声,其飞不能高远,日沉浮於鸥鹭之间,而默以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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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文学家学经济 苗炜

(2009-01-02 05:47:12) 下一个
前些日子去首都剧场看戏,认识了一位小师弟,在大学里念中文,正在做硕士论文,他对我感叹,现在毕业生找工作真不容易。我的兴趣却是他在写什么论文,他说写的是《陈白露和徐曼丽——论现代文学中的大喇形象》,现在大学里学风开放,文学研究也要和现实生活有紧密的联系。如今,像陈白露这样的“二奶”、徐曼丽这样的交际花,是不少女性的一种生活方式,目前的金融危机也势必会影响她们的生活质量。以史为鉴,探讨徐曼丽和陈白露的命运,也能给如今的交际花一些警示。

  那天晚上演的戏是《日出》,陈白露的命运大家都不关心,一逢到李石清和潘月亭对话,观众就爆发出笑声——“可现在情形特别,行市一个劲儿往下跌”,还有掌声——“要是平定一点,行市还有翻回来的那一天,那您就大赚了。”和我同去看戏的,有一位中产阶级朋友,前两年赚了不少钱,2008年全赔进去了,他为潘月亭的命运留下了悲伤的眼泪。还有一位高级白领朋友,当黄省三被银行辞退,说自己要养孩子、养房子那段台词的时候,她用餐巾纸擦去了眼角的泪花。

  演出结束之后,小师弟追上我说:“你觉得这个陈白露演得怎么样?”而我那两位朋友正在讨论另一个问题:“潘月亭说,市面一恐慌,经济一不巩固,就应该卖房产。我怎么觉得这办法不对呢?现在房价走低,应该看机会再买两套房子。”过于沉浸在陈白露、徐曼丽的形象之中,显得有点儿不靠谱,但想从一部文学作品中获得投资理财的建议,则更不靠谱。说来惭愧,我对30年代大萧条、中国企业家当年困境的一些肤浅认识,大多来自《日出》和《子夜》。

  为了弥补自己经济学知识的不足,我学习了曼昆。结果人家告诉我,曼昆讲的都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并不足以应付现在的市场。我又赶紧学习新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结果人家告诉我,克鲁格曼不过是“经济学家中的专栏作家”,凡是沾上这样的称呼,那意思就是他还不够专业。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加尔布雷斯的书,看着亲切,后来得知,加尔布雷斯一直被称作“经济学家中的小说家”,从褒义上看,这是说他文笔通顺,从贬义上看,这是说他信口开河。我素来喜欢看小说,所以爱看加尔布雷斯也不算奇怪。彼得·德鲁克号称“管理学大师”,但我就喜欢他的《旁观者》一书,完全当短篇小说集看的。

  当然,我也看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些文章,以理解现实问题。比如有经济学家说“腐败和贿赂是改革的成本费”,我就觉得很有道理;还有经济学家说“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3000点”,我听了就杀进股市;还有经济学家说“中国现在没有穷人,他们应该是待富者”,我听了这个,又翻出《等待戈多》看了一遍。

  后来,有香港地区的经济学家杀了进来,其面目都如黑社会电影里的老大一样恐怖,他们上来之后都有一句统一的台词:“中国内地的经济学家都是SB,他们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我一听这话,好像给自己找到了借口,我看大陆经济学家的演讲越看越糊涂,原来他们都是SB。于是拜倒在香港经济学家脚下,这帮人说话口气更大,都和芝加哥学派的人吃过饭喝过茶,都差点儿就拿过诺贝尔奖,都前知500年后知500年。这样胡乱学习了一阵,我脑子里更乱了,不得不继续翻出几本小说来看。

  欧·亨利有个小说集,名叫《善良的骗子》,写两个骗子在美国大地上卖咳嗽糖浆、卖鸡眼药膏,他们的骗术颇为高明,但最终都斗不过华尔街,有时候辛辛苦苦骗来的钱,买了一张债券,就被华尔街的银行家骗走了。我最喜欢的故事叫《春风化雨》,这两个骗子“一共有4000多美元,来到了新泽西对岸、人们称之为纽约的那个傲慢的小城市”,“百老汇路上有许多乡巴佬,1小时的人流量可以买光缅因州首府奥古斯塔玩具厂一星期的产品”。读到这里可以发现,缅因州的玩具厂早就关门了,百老汇路上的乡巴佬要再买什么玩具,那都是广东东莞生产的。这两个骗子在华尔街附近租了间办公室,“有一位会计和一位助理,以及金玉其外的有罪气氛”,他们开的“黄金债券投资公司”很快就被新闻记者给揭露了,因为新闻记者“衣着寒酸,目光锐利,懂的东西比JP摩根和莎士比亚加起来还要多”。骗局败露后,两个骗子居然将赃款退还,然后继续去乡间卖感冒特效药去了。他们说,规规矩矩地谋生比华尔街强多了。

  读完这个小说,我给自己出了一道思考题,为什么克鲁格曼云山雾罩地写了几本书,就被说成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者、次贷危机的警告者”?为什么欧·亨利不能因为这几篇小说“清晰地预言了华尔街的贪婪和欺骗本性”而拿个经济学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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