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群(1901—1987年)    原名马汝骏，回族，楚雄市吕合镇钱粮桥村人。马家祖辈均以务农为主，兼做生意。父亲马再臣靠贩卖鸦片发了财，成了当地首富。

    马超群幼时读私塾，后上钱粮桥小学。小学毕业后跟随父亲马再臣往返三街等地做大烟生意。不到20岁，马超群就离开父亲，独自走私贩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用骡马偷运，到用汽车、飞机、武装押运，销路也由昆明扩展到重庆、上海、香港、东南亚乃至美国。还在钱粮桥私铸银币投放市场，人称“马板”。马超群为进行走私活动与国民党的公安局长、军长、市长，省长和美军飞行队长等相勾结，这些军政官僚接受马超群的巨额贿赂，而且欲壑难填，没完没了，这使有一定正义感的马超群越来越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本质，逐渐走上了反对国民党政府、支持正义、支持革命的道路。举世闻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他曾捐资30万元，李公朴先生创办“北门书屋”时，他也解囊相助；为此，闻一多先生特为他治印一方。1947年马超群在上海，时逢震撼全国的青年学生反饥饿斗争的高潮，有个滇籍学生在复旦大学筹建学生进步团体“云南学会”，马曾为学会捐国币一百万元。不久，这个革命青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又设法营救其出狱。

    1948年8月，马超群在香港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央主席李济琛要求他回昆明支持民革革命活动。不久，万保邦组织武装起义，攻打蒙自，他又以巨资  相助，此事曾引起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醉的注意。1949年3月，卢汉决定成立“滇西关禄段护路总队”简称“西护队”)，委任马超群为少将总队长。民革中央又以龙云的名义委任他为滇西独立旅少将旅长。

    “西护队”初建时，正值国民党政府四处抓兵派款之际，农民青年子弟都不愿为国民党当兵卖命，马超群利用自己在地方的声望和影响，招募了一批国民党退役官兵及农村青年，组成了两个大队。后来活动在江川一带的游击武装郑凤章部，被国民党部队围困在安宁一带，派人向马超群求援。马通知他们夜间集合在公路边待命，让两百多名游击队员戴上“西护队”的臂章，冒充西护队从玉溪招募的新兵，开回楚雄，编成第三大队。后来第三大队成了“西护队”的主力。

    1949年春，“西护队”以精良的美式装备一个师的编制正式组建起来了，整个总队组建、武器设备、车辆被服及一切军需给养的全部费用，都由马超群私人支付。“西护队”组建后，马超群不断分析国内形势，认为“国民党靠不住了”，反蒋势在必行，但“不能走万保邦那种单枪匹马，搞武装起义的老路”，因此，“必须跟共产党走，才是可靠的出路”。谋略既定，他就迅速派出人员找地下党联系，与“边纵”第八支队建立了联系。支队领导两次给马复信“需向上级汇报后才能决定”。马超群又直接到路南圭山找到“边纵”总部，总部复信马超群：“欢迎你参加革命，详情随后派人来面谈。”并多次派人与马联系，指示他“要充实力量，听候指示，不必马上转向公开活动”。马超群随即想法购买了300支步枪、20挺机枪、10万发子弹充实自己的力量，并又先后订做了3000多套衣服，3000个平底口缸，购买了200支步枪，65000发子弹及1．5万元半开，支援“边纵”八支队。4月，  中共昆明市委派王平等20余人到“西护队”成立政工室。9月，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密电马超群，要“西护队”护卫省政府的24辆卡车安全到达大理，马超群表示接受任务。当卡车开到楚雄后，马又暗中派人炸毁了牛凤龙公路桥，将车接到楚雄加以“保护”，车上装的全是机要档案、黄金白银和现钞，这些财宝到云南解放后全数移交省人民政府。10月，边纵“西进部队”派何云鹄与八支队陈海一起在“西护队”开展工作。

    12月8日，马超群在昆明得知卢汉决定起义的消息，急忙赶回楚雄与陈海、何云鹄、王平等商议及时起义。深夜请来了楚雄县长杜震东和一八四师师长瞿琢，共同在事先拟好的起义文稿上签了字。

    9日凌晨，“西护队”在东山公园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操场上召开了西护队起义官兵大会。会上，马超群宣读了《起义宣言》，宣布起义。

    12月10日，滇西护路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暂编总队”，

  马超群任总队长。后调任省军管会工作，在离队前他嘱咐下属听共产党的话，服从指挥，听从命令。

    1951年1月，马超群请假到上海了结商业旧帐，途经贵阳时，以“企图外逃台湾”罪被云南省公安厅拘捕，关押于贵阳监狱。随即解回云南，拘于陆军监狱。1955年经审理后判无期徒刑，投入劳改。

    1975年，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属于错捕、错判，给予释放，恢复公民权，按起义人员待遇安排到省文史馆工作。1983年患喉癌被四弟马汝骧接到香港就医，回国后仍未痊愈,于1987年在昆明去世，终年86岁。

本文转自《楚雄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