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柏杨跟林昭扯在一起，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毕竟还能寻得点蛛丝马迹：他俩的忌日在同一天，4月29日；四十年前，1968年，林昭在海峡这边被枪毙了，柏杨在海峡那边下狱历经磨难却有善终；引起二者倒霉的事情都是“文字狱”，看来有点巧合却又并非巧合。林昭如果能得到柏杨那样的境遇，她还会给我们留下什么呢？只好去问上帝了。 

知道柏杨，是因为他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是一个在美国的演讲记录。传到大陆时很轰动，那时欢迎者众反对者寡，大概适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缘故，若是现在，恐怕柏老只能“听取骂声一片”了。我也曾寻来看，谁知一开头就看见他的写作初衷，首先是因为美国人写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然后日本人写了《丑陋的日本人》，于是柏杨先生照葫芦画瓢，写下这本书的。现在翻出来他的原话：“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做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全国各阶层朋友。不过做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 

我一贯敬重那些原创，一贯不喜欢那些鹦鹉学舌，于是柏杨之作在我眼里掉价了，就像后来对那几个人模仿《日本可以说“不”》写的书嗤之以鼻一样。记不清了，大约也只是翻了翻那部不很厚的书吧，总之是没有太多的热情去拜读它。柏杨那本书里还有“酱缸文化”之议论，也不以为然，鲁迅早就抨击过中国文化如同“黑色染缸”了，即便是酱缸里多了些蛆吧，那也没能逃脱鲁迅的掌心。 

鲁迅在《“论语一年”》里说：“譬如有一堆蛆虫在这里罢，一律即即足足，自以为是绅士淑女，文人学士，名宦高人，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蓦地跳出来，大喝一声道：‘这些其实都是蛆虫！’那末，——自然，它也是从茅厕里爬出来的，然而我们非认它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则不可。”瞧，老鲁这一卦算得很准，几十年后柏杨果然成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了。 

然而林昭不是什么“特别的伟大的蛆虫”，她原本是一个战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在读过关于林昭的许多介绍之后，我忽然发现，她竟然不是为了哪一项伟大的理想而至死不悔，为的仅仅是保住一份正直，做人最基本的正直。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遗憾的是，那个时代是只准保留原则而不允许保留正直的，她只得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许多人都说读懂林昭很难，我想也是。她用青春乃至生命去撞墙，只因为那道墙砌在本来的路上。大家都识时务地绕道走了，唯有她不依不饶，要讨个说法，挑战这不折不扣的“霸道”。林昭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始料不及的是，“成千上亿个鸡蛋”并没有撞击顽石，而是撞击最弱的鸡蛋，直至把它撞碎。 

她还说：“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其实这只是一个常识，并不需要很高深的参悟能力就应该懂得的常识，然而只有林昭不惜用生命去信守。在我们的惯性思维里，目标的伟大是压倒一切的，胜利更是压倒一切的伟大，手段是否卑鄙无关大局。例如使林昭的命运发生转折的“反右运动”，使用的是“引蛇出洞”的圈套，老毛谓之“阳谋”，出演了一场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游戏。林昭对此始终不肯接受，她认为：“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她找到的答案是她的母亲被索要5分钱子弹费，为夺走女儿性命的那粒子弹买单。林昭用死亡告诉我，卑鄙的手段只能为卑鄙的目的服务，不会有例外。 

历史似乎证明了林昭无罪，她本来就无罪，无需历史或者什么权威去证明的。共和国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确立过“右派”这个罪名，然而千真万确许多人都为这个罪名付出了青春与生命之代价，权力与其说是给林昭平反，不如说是为自己正名。尤其是那个“改正”，保留几名“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然后可以堂堂正正地宣布“反右”没错只是“扩大化”，扩大了11万倍而已。这手段较之当初的“阳谋”，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卑鄙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它同样只为卑鄙的目的服务，别无他意。 

柏杨那个演讲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等，“右派改正”大抵可以算进“死不认错”里去的。之后柏老又有许多文字，继续主张这个民族应该反思，尤其主张正视历史，确有振聋发聩的意见。然而我隐隐约约感到，柏杨老先生揭露我们民族文化中种种丑陋现象，偏偏忘记揭露“御用文人”的丑陋嘴脸，窃以为这是中国人里最丑陋的劣迹。“御用文人”的滋养大餐叫做“文字狱”，只有陷入“文字狱”里的同类的灵与肉，才供养得诸多“御用文人”使之脑满肠肥趾高气扬的。他们不能讲良知，时时处处迎合上面来的旨意，必须心黑手狠，否则就会成为其他同僚的猎物。据说柏杨先生原本也属“御用文人”之列，只因翻译美国的一个动画故事玩了点小心眼，影射了台湾的最高权力，于是又遭“文字狱”之罪。我不想因此而非议柏杨老先生那个《丑陋》，但有点怀疑他的抨击是否有“故意忘记”之嫌，否则无法理解使之遭受九年囹圄之苦的“文字狱”怎么偏不涉及“丑陋”之列。而这一项遗漏便使得中华文化里最丑陋的部分滑过去了。 

顾准先生曾经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统治阶级愈善于从被统治阶级中选拔人参加统治集团，它的统治愈是稳固。当然，这不能代替说谎，专制，道德败坏。”中国的“御用文人”正是为迎合这种“选拔”而降生的，他们先天性软骨，为了尽可能长久地跻身统治集团，“说谎，专制，道德败坏”必不可免。据说宋真宗赵恒写过一首打油类《劝学诗》，诗文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它属于一种利诱，及至权力垄断了社会的全部资源，例如“公有制”，它就不仅是利诱，简直就是威逼了，稍有抗拒，后果会很严重。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区别一下两位忌日相同者的区别了：林昭目光向上，揭露的是权力的丑陋。在可见到的那些文字里，我领会她的苦心：率领众人推翻旧人主的领袖们不要充当新的人主，自由的禀性注定它不可能成为权力分配给民众的蛋糕，恰恰相反，只有权力成为蛋糕而被民众分配，自由才可能实现。柏老目光向下，揭露的是社会底层的愚昧，抨击传统文化导致的狂妄自大、奸诈狡猾、不负责任，而且，倘若人们继续沉浸在“酱缸文化”里，只会越来越丑陋。两者应该还是互补的。

（2008.5.2首发天益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