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美国当前的这场危机是一场全局的体系性的和体制性危机。只有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才能理解这场危机的发生和美国政府的对应措施的历史含义。在人类进入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命题是：市场自由是好的，市场是万能的。在实践追求所谓大市场，小政府。它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而市场之所以能有效的配置资源是因为产权明晰且有保障。所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目标毫无例外都是私有化，市场化，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自由化。
新自由主义是美国从
70年代以来的一项国策，和一项持续的外交政策。尤其在苏联垮台以后，美国更是力图以新自由主义来改造世界，改造现实的对手和潜在的对手。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是美国改造世界的两大手段和目的。美国理想的世界模型是一个金融贸易自由化的开放的世界体系，资本货物财富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在那个世界体系里，民族国家对自己经济的保护，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中公共产业的成分都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美国在这个体系中将其主导作用，其金融体系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将在制造财富分配财富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这个体系里的国际分工有一个巨大的特点，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源货物和服务，而美国则向世界各国出口美元和金融产品(当然还有不影响美国安全和竞争力度技术)。这个世界经济模型的机构体现就是
WTO框架和华尔街，再加上IMF和世界银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充分利用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美国对有些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国家，和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经济体制，在进入WTO的过程中设立了很高的门槛。申请国不仅必须对自己的国家利益作出最大的让步，还必须对自己的经济体制作出最大的让步；不仅入会前必须进行大部分改造，还必须承偌入会后还会有根深刻更广泛的改造。入会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被美国用来获取战略利益，重塑别国经济体制的过程，重塑别国决策者价值趋向的过程。美国常常有选择性的为某些人会申请国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这是美国贯用的战术手段。被贴上标签的国家往往因此而自觉的站在被告席上，拼命的证明自己。这个证明的过程往往就成了一个自我放弃的过程。这些国家要想加入WTO就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彻底的改造。美国为其成为市场经济设定的标准和衡量其改造是否合格的表准，不外乎是那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开放民族市场，开放金融体系。于是标签国纷纷将这些药方作为改革的目标。能短期实现的被列为短期目标，不能在短期实行的被列为长期目标。这是一个通过WTO将新自由主义推行到世界各国的和平演进战略。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令一手战略就是危机介入。新自由主义作为人类经济体制的一种实践，尽管曾创造个短暂的繁荣，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那些不余遗力和被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其中影响深远的有拉丁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美国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推行者，将每一此危机当成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绝好机会。作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宣言的”华盛顿共识“就是针对拉丁危机而提出的。在过去三十几年里人类发生了许多金融经济危机。这些危机的发生根源基本相似，而且美国和
IMF为危机国开出的药方也千篇一律：进一步的市场化，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彻底的私有化，大力削减降低公共支出，削减政府开支。这是一个通过让危机国进一步新自由主义化来处理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虽然这些药方方往往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更替，危机国迫于经济的政治的压力而别无选择。对美国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动荡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并不带来体系性威胁。经济的动荡为外力介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加速植入。和平演进战略和危机介入战略使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成为一种世界性浪潮。美国在这一浪潮中的战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在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挟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在两霸对抗种不战而胜，在与许多潜在对手的交往中巧妙的将对手纳入自己的战略体系并让其为自己的战略买单。美国将其最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美元和美国制造的金融产品输往世界各国。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追逐利润和回报。美国以其独步世界的金融体系和创新能力不断向世界推出层出不穷的新产品以满足世界各地的这种逐利的冲动。作为这些产品的制造中心美国和华尔街得以吸引大量的世界资本。这些金融产品作为优质产品进入了世界各国的金融血液里。这些产品带有极大的瘾性作用。在进口了这些金融产品后，世界各地对这些产品产生了更多的需求。世界的资本就这样源源不断的流进美国。美国的金融制造业就这样为世界编造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网络。世界各国的货物通过这个网络源源不断的输往美国而获得美元，而这些美元和其他资本又通过这个网络源源不断的流回了美国。美国当初为了进口而支付的美元在世界周游了一圈后又回到了美国。美国的金融体系像变戏法一样使美国免费获得了世界的货物。在这段时期美国通过这种体系吸引了世界外贸盈余国70%的储蓄！通过出口金融产品而获得这些国家70%的储蓄！我们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之一。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为美国带来的竞争力。如果你不了解这种竞争力的威力，你就应当看看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得到外资的。有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不得不作出许多让步，出让许多经济利益，甚至不惜损害民族产业以换取外资。往往是引进一笔外资，倒了一批民族工业。外资进入，民资退却。我们中国以个种方式在近30年里引进了几千亿美元的外资，而我们却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为美国提供了19000亿美元的储蓄。这是新自由主义为美国带来的体制新好处。美国作为世界金融输出中心涌现了大量的廉价资本。这些廉价资本成了美国进一步加工新产品的廉价的原材料。这样循环往回，美国出现了信用扩张，资产泡沫，经济虚拟化。最后爆发了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当初出口的那些优质金融产品露出了原型：原来都是假冒伪劣产品。由于这种假产品已经流入了世界金融体系的血液里，并通过自由的世界金融体系而循环到全世界。在这种危机面前，投资者不知道谁被传染了谁没传染，干脆罢市并冻结所有的信用。这就导致了流通性萎缩，信用萎缩和信用冻结。就如你面前有十个人，你被告知其中有一个染上了艾滋病，但是不知道是谁。你一定会回避所有十人，对十个人都不相信。在金融市场里，这种回避行为的结果就是信用危机，就是信任危机，就是诚信危机。所有金融体系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一旦这种信任丧失，金融体系的基础就受到了威胁。信用是经济润滑剂。特别是在信用发达的经济体系里面，经济几乎就建立在信用上。信用的崩溃往往会导致经济的崩溃。这就是这场危机的严重性。
美国政府在解决危机时完全有别于它曾经为面临危机发展中国家所开出的药方，也完全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美国政府的拯救措施就有鲜明的政府强势干预的特点：部分国有化，加强政府直接干预，增加政府开支，抑制市场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源于信守新自由主义的布什政府。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是美国当前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美国的决策者知道，继续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不干涉政策，美国将滑如类似与
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深渊。其实，美国政府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开始就确定要放弃新自由主义的教条。美国最初是力图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内来解决危机。危机爆发时，决策者不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体制性危机，认为这不过是一般经济周期中的衰退，从而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反危机政策。退税，降息，增加货币供应量等。和任何正统的新自由主义剧本一样，其中以货币政策为主。。布什政府一开始就让货币当局在反危机中扮演主角。随着危机的深化并开始，信用萎缩进一步恶化，短期资本市场进一步冻结，出现体制性危机的征兆。这时，政府，尤其是货币当局，加深了干预的程度，开始启用一些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期望解决信用萎缩的问题。这个时期，政府对危机的判断既然停留在传统的流通性危机上。出发点是如何帮助企业和世界金融体系度过流通性危机。从这个角度出发，联储会创新了一些非传统的政策手段，极度增加了美元的供应量，目的是解决金融体系内的流通性困难。这个时期虽然有行政当局的微观干预，和部分金融企业的国有化，但是政策的主要目的还是如何增加流通性，政策的主要框架还是新自由主义，依然停留在货币主义范围内。在这一时期，政府还依然幻想市场机制的自愈能力，还力图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下解决为机。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决定让里曼兄弟破产的原因。里曼兄弟破产是市场法则的选择。曼兄弟破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种放任的市场行为急剧恶化了危机。里曼兄弟不仅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也给其余世界带来近
3000亿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里曼兄弟摧毁了当代市场原则的基本信条--互信。在经济危机和任何社会危机中一样，当市场自身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时，人们把政府当成最终的依赖。随着里曼兄弟的倒塌，投资者的种信心被彻底摧毁了。投资者发现，没有任何力量会保障其投资的安全，市场不会，政府也不会。于是，信用进一步收缩，银行间的不信任进一步增加，资本市场几乎全面冻结。联邦数以万亿计的增发货币进入不了真实经济里。为了对付急剧恶化的危机。货币当局加大了流通性注入，行政当局也开始进一步走到了前台，宣布了拯救计划，决定政府出资购买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但是，这项购买不良资产为主的拯救计划虽然开始突破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其本质依然是一个解决流通性危机的计划。目的是解决流通性问题。然而这次危机的根源是金融体系的支付能力的问题，是市场体系本身脱节的问题。当这个计划最终在国会通过后，人们已经看到了这项计划背后的错误判断。人们开始恐慌，危机进一步深化，信用进一步萎缩，银行间的信用也进步冻结，美国股市连续8天下跌。在这个时候，决策者才发现，必须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框架。这个时候，G7和G20开会，寻求国际间的合作。在这个时候，英国率先宣布将部分实施银行的国有化。英国首相宣称“在不确定和不稳定时期，我们必须是人民可以依赖的坚定磐石”。到此，美国决策者终于认识到，国有化，哪怕是暂时的国有化才是出路。美国宣布将部分银行部分国有化的政策。新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退却。美国新自由主义始于里根，所以美国有人称这是里根主义的“死亡”，亦即新自由主义的死亡。新自由主义在
70年代于美国复兴，在短短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在美国结束。美国向世界各国竭力推销的经济体制，在美国遇到了危机。美国欲借以在这个世纪内独步世界的战略和体制遇到了挫折。国际金融的自由化道路已经中断，可以预见，国际金融体系将有更多的规范更多的管制。国际金融体系的这些变革，必然会导致国际贸易的变革。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可能也不能再由新自由主义任意挥洒。人类历史的浪潮在这里改变了方向。自苏联失败以来，人类第一次有了可以重新选择国际经济体系的机会，许多变革中的国家也第一此有了可以理性反思改革方向的机会，第一次有了重新思考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的机会。我们虽然不知到未来国际经济秩序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知道了它会不是什么样之，应当不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了参与构架未来新秩序的机会。这是一个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所未见的大变革时代，是一个给中国带来了
60年来未有之机会的年代，给中国带来三十年来未有之挑战的年代。这个年代给中国提供了倔起的历史性机会，也给中国带来历史性挑战。新自由主义在它的故乡破产后的今天，那些将市场，私有制，自由贸易，金融开放绝对化的理论和方向理所当然的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自今以后，中国应当全方位的反思自己的经济改革；全方位的反思自己在国际经济种地地位；积极介入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立。中国的选择应当为中国人民带来最大的福祉；中国的选择应当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结果；中国的选择应当成为中国倔起道路。在新自由主义破产的今天，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会报别人体制之残，守别人体制之缺的。危机终究会过去，机会和挑战也会稍纵即逝。中国的现状如何？战略选择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