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德国汉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当推卫礼贤，他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在他57年的生活道路中，有20多个年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以一名同善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青岛，转而将兴趣和精力投向办教育、办医院，从而踏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门径。

　　卫礼贤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等等，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一位功臣。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原名为理查德·威廉，来中国后取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汉学家。1873年10月10日，他出生于斯图加特——当时符腾堡王国的首府。他的父亲是来自图林根的一位手工业者，母亲则是斯图加特人，他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

　　1879年秋季，他进入小学学习，三年后转入一所实科中学，这是因为他以后要接管父亲的作坊。但是，1882年其父的过早去世改变了一切，他的家庭陷入困境。母亲决定让他日后从事新教的牧师职业，这要求他转入人文中学学习，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虽然当时神学校的学费和普通大学一样昂贵，但由于它是由教会基金会资助的，因此是贫穷的青年们接受大学教育的惟一途径。

　　1891年8月，卫礼贤通过了“图宾根新教神学校的入学补考”，这个考试相当于高级中学毕业考试。同年11月，他在那里注册入学。1895年8月，卫礼贤结束了首次神学职业资格考试，并于11月份被授予斯图加特修道院所属教堂(主教堂)的牧师职位。接着，他去乡村教区承担了两个代理牧师的工作。1896年初，他在符腾堡战时后备军中做了短暂的替代性服役，另外还担任了代理牧师的职位。

　　1897年德占胶澳后来华传教。1899年，卫礼贤来到刚刚成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同任何虔诚的传教士一样，他当时来中国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向广大的中国人传播上帝的福音，但卫礼贤并不属于那种宗教狂热分子，他是一个对文学与艺术有着较高天赋和良好修养的人，所以从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对于了解中华民族及其思想与文化的兴趣就远远超出了宗教事务本身。

　　兴办学校、医院及其他各种慈善事业，通常是欧美新教会在“异教地区”开展工作的重点，这既是传教士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其实现自己传教使命的一般手段。卫礼贤从一开始就对为中国孩子办学表现出特殊的兴趣。1900年5月，也就是在来中国刚刚一年后，他就与新婚妻子在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为中国男孩开办了“德华神学校”(Deutsch—chinesische Seminar)，规模不大，只有几名学生。

　　后来，办学计划得到同善会的支持和资助，于1901年春天建立起独立的校舍，定名为“礼贤书院”(Richard—Wilhelm—Schule)，并聘请了一些中国旧文人和新式知识分子担任教员，有学生20余人。1903年，学校迁入新址，规模进一步扩大。由于该校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成绩优异，1906年清政府赏给卫礼贤四品顶戴，他成了青岛赫赫有名的“卫大人”。

　　在卫礼贤聘请的中国教员中，有不少是熟读儒家经籍的旧文人，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举人或贡生，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例如平度籍举人邢克昌，就是卫礼贤最早的经学老师，卫礼贤对《论语》、《大学》、《诗经》等儒家经籍的学习、理解及早期翻译，多得益于他的帮助。正是在办学和同这些旧文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卫礼贤对中国古典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的汉学家生涯，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

　　 辛亥革命后与康有为在青岛组织尊孔文社。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易经》《吕氏春秋》《礼记》等译成德文，迄今仍在西方再版发行。1920年离鲁。

《太乙金华宗旨》是一本中国古代道家写的关于内丹(西方人也认为内丹近似于冥想 meditation）的书。 最初由德国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翻译成德文，名为《金花的秘密》介绍给西方世界。卫礼贤 也是最早翻译《易经》的西方人， 同是也是著名的心理学鼻祖卡尔·容格的好友。容格为德文版《太乙金华宗旨》作序。荣格对中国道教的《太乙金华宗旨》、《慧命经》、《易经》，及佛教的《西藏度亡经》、禅宗皆深入研究。荣格在《太乙金华宗旨》及西方炼金术找到与他个性化观念相同之处。

卫礼贤的“中国心灵” 
 
 
作者：刘宜庆  
 
   1899年，Richard Wilhelm乘坐老式的轮船来中国时，他无法预料到他会在中国停留25年——他一生几乎一半的时光，他也无法预料到Richard Wilhelm会变成卫礼贤。他是德国派到青岛的传教士，“呵护在殖民地的德国的灵魂”，他更无法预料到自己的灵魂深深地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他学说中国话，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他像一块海绵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吸取文化的滋养，成为20世纪享誉全球的汉学家。
　　
　　Richard Wilhelm自取汉文姓名为卫礼贤，字希圣，信儒教，并自称是山东人。当一个德国人被中国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吸引时，也许他放弃了传教士的角色，自觉地承担起翻译中国文化典籍的重任。季羡林认为他和英国的汉学家翟理斯是“东学西渐”中的两个外国人，卫礼贤成为“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卫礼贤到达中国的第一站是上海，街头的洋经浜英语没有给他多少好感。乘坐往返与上海和北方外港的海岸小火轮。“烟雾笼罩的崂山忽然升起在海面之上，不一会儿小火轮到达青岛。”卫礼贤登陆青岛就感受到“冒险的欲望充斥在新殖民地的空气里。”“欧式房屋一间也没有见到，旅馆和其他几座建筑尚未完工，人都住在中国渔民简陋的茅屋里。……街道正在修建，山上开着又宽又深的沙沟。”卫礼贤住在安琪儿旅馆，而公鸡则大摇大摆地站在他的床上……
　　
　　很快卫礼贤适应的刚到青岛的生活，第一次骑马出游，用好奇的眼光观察中国风情，用诗一样清新的文笔描写美丽的青岛乡村和北方的夜晚，并且远行到即墨。
　　
　　卫礼贤在青岛学习中文，进步飞速，也许他的心灵已经和青岛融合。1900年，作为德国的传教士见证了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并且试图以外国人看中国历史的眼光来评论这个历史事件。胶济铁路开始修筑，修筑至高密时，因铁路破坏了农田灌溉实施，和农民发生冲突，卫礼贤做了调停，“努力调解误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反思西方的传教方式，“我在中国没有为一个人施过洗，所以我也许能够走得更近，真出触摸到中国人的本质。”
　　
　　
　　卫礼贤对山东很有感情，到潍县、青州、济南、泰山、曲阜旅行，记录了当时的名山大川、风土习俗。在曲阜，他参加了孔子后裔的婚礼，在济南他得到当时的山东巡抚周馥的接待。卫礼贤为了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到山西看云岗石窟，到杭州看西湖和秀美的园林，到当时的政治变革的中心武昌、南京和北京，感受时代的变革。卫礼贤目睹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看到了辛亥革命如何席卷中国大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中随处可见东西方文化冲突、碰撞迸发的火花。
　　
　　
　　卫礼贤在青岛创办了礼贤书院，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早期中学之一，开风气之先。组织尊孔文社，弘扬儒家文化，和当时在青岛的文化名流聚会。在《中国心灵》一书中有“青岛的故人们”一节，卫礼贤生动地描绘了他与在青岛的劳乃宣、康有为、辜鸿铭的交往。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卫礼贤与清朝的遗老遗少的交往，显示出一幅清末民初的政治画卷。1914年，卫礼贤创建尊孔文社藏书楼。这是青岛第一个现代图书馆，亦为中国早期图书馆之一。馆址在上海路礼贤书院(今青岛九中院内)。然而好景不长，日本与德国的战争，在青岛这个美丽的城市点燃硝烟，卫礼贤和他在青岛的故人们星散世界各地。
　　
　　1921年底，卫礼贤被任命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这使得他有机会跟“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分子如蔡元培、胡适等建立联系。1921年他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教授德国文学。1925年卫礼贤回到法兰克福，在那里创办了中国学院（ｄａｓ 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以介绍、研究中国文化，联络德中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为目的。在此期间他创办了《中国学刊》（后更名为《汉学》）。在法兰克福期间，他还邀请胡适作学术报告，陪诗人徐志摩作欧洲之旅。1923年，徐志摩写诗《小花篮》，题记“送给卫礼贤先生”，是年3月23日发表在《晨报副镌》，以纪念一年前，卫礼贤陪伴他游览德国。
　　
　　卫礼贤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中国典籍的德译。他翻译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家语》、《礼记》、《易经》、《吕氏春秋》、《道德经》、《列子》、《庄子》等涉及到儒、道等中国文化的最根本的经籍。这些译本迅速使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进入了德国思想界主流之中，影响到黑塞、荣格这样的大作家和思想家。黑塞在读完《道德经》译本后写道：“中国哲学家老子，在以往的两千年内并不为欧洲所知，但在过去的１５年内却被翻译成了所有的欧洲语言，他的《道德经》也成了一本时髦书。”《易经》译本是在劳乃宣向卫礼贤进行详细且深入的文本解释的基础之上，加上他自己的西学背景而产生的，花费了卫礼贤几十年的心血。１９５１年在英国和美国出了英译本，荣格专门为此书写了前言。之后又被译成了荷兰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上世纪７０年代，英译本在美国成为嬉皮士运动的神书。
　　
　　1931年卫礼贤去世，享年不到57岁，可谓英年早逝。
　　
　　1995年9月卫礼贤的孙女贝蒂娜来到青岛，追寻她祖父的足迹。据贝蒂娜和她的青岛的朋友介绍，德国的一家电视台准备来青岛拍摄卫礼贤的纪录片。

不传教的传教士——卫礼贤
 
作者：钟雅琼 
 
   
一 、历史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德国产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她经历了结束封建制度、建立统一国家的三次王朝战争和给国家和社会生活注入划时代的全新理念的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同时期的中国也正处于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一方面，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外来文明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本土传统文化也为外国人所接触，并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将其传到西方。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近代中国和德国有了最初的接触。

 充当文化交流的媒介中，有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群体，就是西方传教士。德国的传教士来华时间相对较晚，最早来到的邓玉函、汤若望等人在1602年才随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抵华。随着中国的衰落和西方的强大，大多数德国传教士“在中国300年的传教活动终于他们的欧洲同行有着同样的过程：传播宗教——沟通文化——搜集情报”1。正是由于这一趋势的存在，卫礼贤才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身为传教士，他为给一个中国人施过洗礼，但他却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二、来华之前（1873—1899）

卫礼贤原名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年5月10日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市，26岁时，也就是1899年初次到达中国。

把这26年的时间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主要就是德国统一后恢复的时期和中国洋务运动从高潮到失败。在中国，当时的清廷已经注意到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开始逐渐主动接受西方的东西并与西方交流。其中与德国有关的有：

1）              使团访德。从1866开始，到卫礼贤来华的1899年之前，清政府共四次派使团或使节到德国，分别为1866年（赫德、斌椿带领）、1868年（蒲安臣带领）、1887—1890年（洪钧带领）、1887年（李秉瑞、程绍祖二人前往）。

2）              引进德国军事技术。德国取得普法战争的胜利之后，全世界都看到了德国陆军的强大，李鸿章、张之洞等开始“礼聘相当数量的德籍人员……用来编练自强军”2。

3）              18895年德国人在天津创办《直报》。

和英、法、美相比，这一时期德国在中国的活动并不频繁，中国对德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也只在军事技术的范围内。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德国的扩张受到了历史的局限，具体主要有以下两点：

1、               战后德国国内的恢复延缓了其对外扩张的进程。普鲁士在1864—1870年为统一进行了三次王朝战争，其中最后一战——普法战争——于1870年结束。卫礼贤生于战后第三年，正是刚刚统一的德国恢复元气的时期，而且由于国家的统一结束了过去小邦林立、分裂割据的局面，带来了统一的税制、货币、法律法规和市场等，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德国人更注重于国内的建设，而国外特别是遥远的中国的事务则居于次要。

2、               工业革命尚未完成使德国没有强烈的对外扩张诉求。德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晚了近一个世纪，这一时期是德国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时刻。工业革命没有完成，德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进入垄断阶段，因而其对外扩张寻求市场的欲望也没有英法那样强烈。

随着历史的发展，德国这个迟到的资本主义强国“在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下强大起来……资本扩张的欲望越来越强烈……”3，对外侵略扩张已是不可避免之势。德皇威廉二世的名言“争取阳光下的地盘”成为了德国军队的精神动力。

在列强入侵中国的过程中，教案总是被作为挑起争端的借口，最典型就是法国的“马神甫事件”。因此，当1897年“曹州教案”发生时，威廉二世喜不自胜，迫不及待地将军队开进了胶州湾。与此同时，一批德国传教士也应征入华，卫礼贤作为其中之一来到了中国。

三、两次旅华（1899—1920，1922—1924）

1899年，卫礼贤到达青岛。彼时的中国正值义和团风起云涌之际，“一般的欧洲人都对中国人抱着蔑视乃至敌视的态度，都认为中国人懒惰、狡猾、残忍，等等”4，但卫礼贤却在他1926年出版的代表作《中华之魂》（Die Seele Chinas ，亦译作《中国心灵》、《中国精神》）中写道：“……中国人民乃是世界上最友善、最诚实、最可爱的人民。”5

基于这种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巨大好感，卫礼贤“决定了同情中国人民的立场，并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入了迷”6。1900年5月他在青岛开办“德华神学校”，即后来的“礼贤书院”，其中就聘请了许多书读儒家经典的文人。这为他接触并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良好契机。

卫礼贤这段总共长达二十五年的旅居中国的日子可以以1911年作为一个转折点。1911年以前卫礼贤对汉学可以说还只是处于了解、学习时期，所写的论文大多是一些介绍性的、“带有猎奇性质”7的文章，如《中国的乞丐》（1903年）、《中国的社交礼仪》
（1906年）、《中国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1909年）、《国民党的影响》（1910年）等。这些文章缺乏深入的背景分析，但从向德国人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和传统习俗的层面来看，还是有一定的效果，至少中国人不再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在欧洲人的笔下了。

1911年，德国的一个出版社计划以“中国的宗教和哲学”为标题出版一套10部、由卫礼贤翻译的中国古典著作，后来的成品包括《论语》和《老子》（1911年）、《列子》和《庄子》（1912年）、《孟子》（1914年）、《大学》（1920年）等等。这些译作的问世，不仅使卫礼贤名声大振，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德国的第一次系统的传播。在欧洲，这些作品此前也被翻译介绍过，但“人们却公认卫礼贤的翻译最好”8。与此同时，卫礼贤对中国的研究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再仅仅是作一些一般性的表面的介绍，而是推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见解更加深刻的学术性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民族与特性》（1911年）和《辜鸿铭：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1911年）。

以上成果在当时的德国汉学界甚至整个欧洲的汉学家之中，已经是很瞩目的了，但对于卫礼贤来说，那些不过是托月的群星，而那轮明月就是他的译作——《易经》。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许多前清遗老逃往作为德租界的青岛避难，其中包括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劳乃宣。在劳乃宣的指导下，卫礼贤从1914年开始，前后花费十年时间，完成了《易经》的学习、研究、翻译和出版。《易经》的艰涩难懂给卫礼贤的翻译带来的困难在这里不必赘述，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需要提及的是它被介绍到德国后对德国及至整个欧洲的学者产生的影响。比如，德国著名作家赫尔曼·黑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玻璃珠游戏》据说就与《易经》有着密切联系，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也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阐释了并证实了我为了抑制许多欧洲人的心灵痛苦所探索、奋斗、思索以及时间的许多东西”9。由此可见，《易经》的翻译不仅对卫礼贤本人而言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对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的文化也是一份重礼。

四、回国之后（1925—1930）

1924年底，卫礼贤结束第二次旅华，回到德国。回国后，他不仅没有停止或迟滞对汉学的研究，反而通过更多的途径向德国人介绍中国及中国文化。他在法兰克福大学主持汉语讲习班，亲自讲授中国历史、文化、哲学、艺术等课程，同时开始积极筹建中国学院。1925年11月，德国第一所中国学院成立，卫礼贤本人出任院长，不久，慕尼黑建立分院。以此为依托，德国的汉学研究与交流活动得以更有效有序地进行。

中国学院一年一度的年会吸引了众多德国学者，其中包括杜里舒、马丁·布伯和前文提到的赫尔曼·黑塞。1926年年会还邀请到了中国学者胡适出席，并发表题为《中国的小说艺术》的讲话。此外，中国学院还不定期地举办诸如中国绘画、陶瓷、剪纸和建筑艺术等各种展览。中国学院的这些活动更全面地向德国、向欧洲展现了古老的中国的文化。

除了在中国学院进行着一系列面向大众的活动之外，卫礼贤在学术上也进入了“成熟阶段和黄金时期”10。他与1926年出版的《中华之魂》集中反映了他对于中国精神的看法。这本书涉及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是一位外国学者为我国自义和团运动以来的历史巨变提供的难得旁证”11。

通过卫礼贤多年来为向德国传播中国文化做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思想在德国得到了广泛接受。到1930年卫礼贤逝世前，德皇威廉一世时就流行的“黄祸论”终于得到了转变，许多德国人从卫礼贤的译作和原著中，读到了东方的智慧，“中国和中国人不再受鄙视和仇视，而是成了同情和景慕的对象”12。联邦德国已故汉学家鲍吾刚更直截了当地说，是卫礼贤的“短短的十年间的努力，彻底改变了中国在欧洲的的形象”13，并认为在今天德国人民的心目中，仍保持着由卫礼贤所唤起的对中国及其文化的敬慕之情。

1930年3月1日，卫礼贤逝世。他的朋友说：“卫礼贤就像一个已经大彻大悟、等齐生死的中国哲人一样，面带着微笑，静静地离开了人世。”14

五、结语

与其说卫礼贤的早逝是中德两国的损失，毋宁说他曾经的存在是两国的幸运。他给德国人带来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使中国的古典文化能够较为系统、全面而又真实地展现在德国人面前，也为德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及日尔曼学在中国的开创及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因此被称为“两个世界的使者” 15；他早年在德国进入大学学习，有深厚的德国文化功底，后来又努力钻研中国文化，成为声名显赫、成就卓著的汉学家，因此又被称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16。

在信息通讯技术大大发展的今天，中德之间各个方面的沟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有了极大的拓展。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感谢并珍视卫礼贤在中德文化交流上付出的心血。

参考文献及注释：

1苏芙 《传教士：早期中德文化交流的媒介》  《德国研究》2005年第1期

2张海林 编著 《近代中外交流史》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3滕藤 主编《登上阳光灿烂的高地——德国百年强国历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

456杨武能 《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  《德国研究》2005年第3期

7蒋锐 《卫礼贤的汉学生涯》  《德国研究》2004年第1期

8威廉·许勒 《卫礼贤的科学著作》 参见蒋锐《卫礼贤的汉学生涯》，载《德国研究》2004年第1期

9荣格 《纪念卫礼贤》   原文为1930年5月10日在慕尼黑的讲话，参见卫礼贤、荣格《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东方出版社 1993年

10威廉·许勒 《卫礼贤的科学著作》 参见蒋锐《卫礼贤的汉学生涯》，载《德国研究》2004年第1期

1112杨武能 《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  《德国研究》2005年第3期

13鲍吾刚 《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者》 参见杨武能《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载《德国研究》2005年第3期

14杨武能 《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  《德国研究》2005年第3期

15鲍吾刚 《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者》 参见杨武能《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载《德国研究》2005年第3期

16原文为“der grosse Deutsch-Chinese”，译文参见杨武能《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载《德国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