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1957年,北京流传的金字塔童谣——梁学士
(2008-09-06 23: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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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1957年北京流传的金字塔童谣——梁士诒
梁
学士
吃鱼翅
荤油二匙
吃完就拉屎
端便盆不停止
人人听了皆笑之
张作霖赠孙中山60万银元及军备
孙中山败于陈炯明,张作霖败于直系。双方遂谋求联手北伐,以图中原。
孙中山,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张作霖,盘踞东北的大军阀。因为战略的需要,本应是水火关系的这两个人,居然建立起了一种超乎于寻常的个人关系。他们密切合作,建立了对抗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的军事同盟,对当时的南北政局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初次接触 投石问路
1919年夏,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参议院议长的李盛铎派侄子李守冰来粤拜见孙中山,说:“吴佩孚欺世盗名,残民肆虐,非廓清之不足以拨乱而反之正。直系军阀拥兵数万,纵横数省,非夹击之断难收廓清之效。”他希望孙中山能“接洽北方之能击吴佩孚者。”
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梁士诒,在组阁前也来到广东见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合粤皖奉为一炉”的计划。
孙中山表示赞同,派东北籍老同盟会员宁武居中联络。1920年夏,张作霖正在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宁武以华侨资本家代表的身份与张作霖见了面,并会谈了两次。在第一次会谈中,宁武提到孙中山已经同段祺瑞准备合作,共同对付曹、吴。张作霖坦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这路人(段祺瑞)合到一块?”宁武的回答是:“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
在宁武离开天津的前一天,张作霖又约见了他。据宁武估计,张作霖可能已经同他的幕僚商议过与孙中山合作一事了。张作霖含糊地表示:他已经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作霖的话,拟派少将副官张亚东带着问候信,同宁武一起去见孙中山。这次是孙中山与张作霖初次的直接联系,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细,孙中山不便多谈,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给张亚东返奉复命,宁武则留天津静候下文。
联合讨直 孙张接近
1920年秋,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天津邀请宁武去北京会谈。见面地点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宅邸顺成王府。话还没有谈到正题,曹锟不期而至,宁武于是先行离去。曹锟一进门就叫嚷道:“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曹锟在家排行第三)啊?”张作霖极力否认,劝曹锟不要听信外人的胡说八道。曹锟于是拿出孙中山部属杨庶堪、宋大章寄给宁武的两封信,作为证物,信里牵涉到宋文林。张作霖反应很快,他马上把责任完全往宋文林身上推,随即下令把宋文林扣押起来,这才把曹锟敷衍走。
1921年2月,宁武来到沈阳,先与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杨宇霆、混成第三旅旅长张学良进行会谈,然后拜会张作霖。张作霖明确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先去联络一下。”张作霖指派奉军旅长李少白(又名李梦庚)同宁武一路南下,并带去一本密电码。
在桂林大本营,宁武引荐李少白拜见了孙中山。通过晤谈,孙中山感到和张作霖合作可能性很大,让他们给张作霖带回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联合讨直的问题。但在回奉天途中,他们看到有报纸载文说,张作霖密派代表到桂林,拥护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消息,感到十分吃惊,这是有人造谣。
果然,回到奉天后,张作霖对李少白破口大骂道:“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李少白被骂得蒙头转向,不敢辩白。翌日,宁武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指出这是安福系造的谣,目的是破坏粤奉合作。张作霖这才恍然大悟。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奉系军队退守关外,直系军队占了上风。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
而孙中山此时也遭遇陈炯明叛乱事件,处境困难。孙中山平安到上海后,张作霖找到宁武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候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住。”宁武在拜见孙中山时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孙中山要宁武婉言代为辞谢。
孙中山思索了一会又问宁武:“你能不能给张雨亭去电报,商借一笔款子?我有了款子,不出数月就可以消灭叛逆,收复广东。”宁武表示同意,回去后见机行事。张作霖见到宁武后先问起孙中山的生活情况,宁武老实告诉他,孙先生经济很困难。
9月初,张作霖派李香斋、韩麟春等人赴沪拜见孙中山。韩麟春代表张作霖赠孙中山生活费2万元,张作霖知道后大发雷霆,痛骂了韩麟春一顿:“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点钱?不成话,赶快再补8万!”
孙文北上 张赠巨款
1922年9月,孙中山派汪精卫、程潜作为代表到奉天拜见张作霖父子,商议讨曹、吴大计。而此时,直系首领曹锟企图破坏孙张同盟,准备与张作霖和谈。曹锟承诺,只要张作霖愿意合作,愿意让张作霖担任副总统。张作霖对于曹锟抛来的绣球不屑一顾。
1923年5月1日,在沪待命的汪精卫再度衔命赴奉天。在致汪精卫的电报中,孙中山提出了向张作霖借款的要求:“唯协和需五十万元,组安需二十万元,此间因战事剧烈,费款至巨,力难兼顾,拟由兄力向雨公商助见复。”可见,汪精卫此行的主要目的,便是借钱。同日,孙中山致函张作霖,高度评价张作霖提出的“藉武力以济和平之穷”的意见,同时承认粤方“财政过拙,不能因应咸宜”,并提出借款70万元的请求。
张作霖在借款的问题上很爽快。5月12日,张作霖派黑吉江防司令公署参谋长沈鸿烈作为代表赴粤拜见孙中山。沈鸿烈带了一艘货轮前往广东,船上满载60万银元、12门山炮及一些迫击炮弹。
1924年夏,孙中山派大元帅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到奉天拜会张作霖父子。9月22日,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再赴奉天,与奉系接洽军政事宜,会晤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商讨讨伐曹锟和吴佩孚的计划。10月8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
1924年10月,正当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同奉军激战时,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10月23日,冯玉祥回师南苑,通电停战,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瓦解,奉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人皆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
11月4日,孙中山复电张作霖,表示同意北上。
孙张会谈 无果而终
在孙中山北上途中,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联名推戴,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段祺瑞从重新上台的第一天起,又成了各帝国主义侵华的共同工具。这与孙中山在《北上宣言》的精神南辕北辙,是对孙中山不小的打击。
直系的垮台,削弱了孙中山和张作霖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对军阀本来就有利用之意,他在广州接见苏联代表达林时曾说:“等我击败吴佩孚,下一个就轮到张作霖了。”张作霖虽然对孙中山表示尊敬,但也只是把“孙先生当做一个远交的朋友而已”。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这天,天津城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之中,到处燃放爆竹。天津学生、市民等群众团体搭起牌楼,悬灯结彩,有五万多群众在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到来。当日午后,孙中山前往海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张作霖态度冷淡,没有出门迎接,让孙中山在客厅坐了很久,才慢条斯理地出来,径直落上座。在谈话中,张作霖坦言:“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以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果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12月5日,张作霖回访孙中山。在谈话中,张作霖劝告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是不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孙中山放弃这个政策。
孙中山与张作霖在天津的两次会谈,虽表面上显得还算融洽,但张作霖的反苏反共态度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截然相反。这种政治上的重大分歧,决定了直系垮台后孙张二人的渐行渐远。
天津会谈结束后,张作霖回东北。由于天津气候严寒,加上旅途劳顿,孙中山渐感不支,发冷发热,不得不滞留天津养病。在孙中山病重期间,1925年2月10日,张作霖派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兼东北交通委员长郑谦代表他前来探望。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张、段“三角同盟”自然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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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三次大股灾是啥样的?
股市在今天已成为很多人投资理财的一个重要所在。其实早在1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股市,而且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发生了三次大股灾。
胡雪岩垮台引起股市下跌
185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股市,最早是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从事外企的股票投机,后来一些中方买办看到有利可图,也加入进来。洋务运动兴起后,很多近代意义的中国企业开始出现,为了融资的需要,这些企业也开始发行股票,进入股票市场。经过20多年的培育,中国股市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从1870年代开始,上海股市开始疯涨。许多商人和投机者大肆追捧新上市的中方企业股票。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企业多半是官督商办,有着很强的官方背景,经营上也少有竞争对手。在投机者的追捧下,这些企业的股票开始疯涨,当时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一开始一股只有几十两,短短几个月便上涨到近300两,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也在短时间内从不足十两涨到百余两。
受股市疯涨的刺激,不仅普通投机者开始大量涌入,一些钱庄也不甘人后,开始将钱庄资金投入股市。钱庄逐渐成为股市中的主力军,其用于拉升股价的资金几乎全为钱庄的流通资金,而在这些资金大量进入股市后,由流通资金变成企业的生产资金,也就意味着市场流通货币开始减少,这离股灾的爆发就不远了。而这次股灾的诱因与当时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垮台密切相关。
胡雪岩在短短几十年间,依靠灵活的手腕在官场和商场长袖善舞,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他所掌握的阜康钱庄营业区域遍布大江南北。在这次股市繁荣之中,阜康将掌握的大量流通资金投入股市。正当阜康大肆牟利时,作为阜康的老板胡雪岩突然垮台,这使得阜康发生挤兑风潮,由于无力应对,阜康只得宣布倒闭。阜康的倒闭令早就岌岌可危的股市终于崩盘,股价一泻千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1883年5月还是每股210两以上,并且很难买到,到了8月,其股价已跌至120两,而有人则愿意以115两或更低的价格随意出让。到了10月,开平股票每股只值70两,到1884年则跌落到29两。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也从1882年9月的253两跌至1884年的34两。与1882年9月的股价相比,这两种股票平均下跌了87%。其余公司的股票亦莫不如是,从高价位跌到简直一文不值。这场股灾是中国股市第一次大灾难,股灾之后,投机者的信心10年都没有恢复。
炒作橡胶股票中国投机者哭
第一次股灾过去20多年后,中国股市开始恢复。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进入世界经济,中国股市受世界股市的影响也开始加深。这一次的股市风雨是从橡胶开始的。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资源,特别是战备资源,橡胶在西方各国的军备竞赛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战前夕,特别是从1908年开始,国际橡胶价格开始疯涨,与此相应,国际股市上橡胶公司的股票也跟着疯狂上涨。
国际股市的情况,中国投机者看在眼里,喜上心头,纷纷拿出资金追捧这些橡胶公司的股票。买橡胶股票了吗?在当时成为中国投机者的口头禅。看到中国投机者如此热衷购买橡胶股票,国际投机商纷纷表在上海成立橡胶公司,当然这些公司表面上的所在地在国外,其实都是些空头公司,投机商目的就是迎合中国投机者的心理,用这些公司上中国股市来套钱。对于中国投机者而言,由于信息有限,对于这些公司的内幕,中国投机者都不明就里,一看到是橡胶公司,便一概追捧,造成这些空头橡胶公司的股票直线飘红。当然,外国投机者赚了个盆满钵盈。股市变化无常,橡胶股票在疯涨两年之后,终于由盛转衰。1910年,伦敦交易所的橡胶股票下跌不止,由此连累中国股市的橡胶股票也跟着一落千丈。而早在伦敦橡胶股票下跌之前,知晓消息的国际投机商便预先将中国股市上的橡胶股票抛空,因此,当中国橡胶股票狂跌之时,便只剩下中国投机者承受苦果。在这次股灾中,中国投机者欲哭无泪,很多人走上绝路。
证券起风潮,中国股市再遭灾
随着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成立证券或者实物交易所成为时代的需求,但随着这些交易所的成立乃至畸形发展,又使得中国股市遭遇第三次危机。
在清末新政时,立宪派为解决财政危机,曾提出设立证券交易所,但清zhengfu没有采纳。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筹备二次革命的资金,曾联合上海滩大亨虞洽卿等人要求北洋zhengfu成立证券交易所,但由于**等诸方面的原因也未果。1916年,北洋zhengfu遭遇京钞信用危机,为解决危机,北洋zhengfu终于同意在北京设立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所。不久,上海也成立了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交易所时代。作为一个新鲜事物,交易所从设立之初,便受人关注,而且获利巨大,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设立半年内,便获利20多万银元。受利益的刺激,中国交易所的数量急剧增加。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不久,上海便出现了70多家交易所,到了年底竟然增至140多家。
在投机者看来,交易所是一个香饽饽,所以只要交易所一设立,不仅交易所交易的证券价格马上上扬,而且交易所本身的股价也直线上升。可以说,当时交易所开一家便火一家,投机的人们见到交易所股票便追捧,根本不考虑交易所本身的交易产品及其品质,交易所股票成为全国从巨富到小市民都风靡追捧的对象。
到1921年,中国的交易所数量高达200多家,竟然位居世界第一。也就在这一年,严重违背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交易所投机神话破灭,很多交易所在设置之后,根本无法进行交易,交易所无活可干,市场终于给予投机者以严酷惩罚。交易所股价一泻千里,交易所纷纷倒闭。200多家交易所经历风暴存活下来的只有区区6家,而信托公司也仅剩2家。当然连带着的便是投机者纷纷破产,跳楼自杀成为当时惨痛的场景。由此,中国股市又进入一个长达10余年的惨淡境地。
揭密1910年上海橡胶股灾阴谋 清zhengfu果真破产
中外合谋制造的一夜暴富神话,使远东金融中心上海首尝投机的巨大机会与风险。
一夜暴富神话
1886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先生发明了第一辆汽车之后,轮子开始代替人类的双腿奔跑,种橡胶树割生胶生产轮胎随之成为那个时代里众人瞩目的高科技产业。世界对橡胶的需求急速扩大,1908年,英国橡胶进口值为84万英镑,1909年便增加至141万英镑。伦敦市场,1908年每磅售价2先令,至1909年底涨至10先令,1910年春更是达到12先令。在世界金融中心伦敦,人们对橡胶股票的炒作日渐升温。
东南亚是橡胶的理想种植地,由于离中国近,又有大量华人华侨分布其间,因此,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橡胶园喜欢把总部设在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以便融资。这些公司鱼龙混杂,有的已在当地购买了橡胶园,只需等待出胶甚至已经开始出胶;有的刚刚购买土地,树苗还没种下去;也有的根本没去过东南亚,只是在地图上找了几个名字,就开始在上海招股。他们一般都是先取得驻上海的外国银行的支持,然后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极力宣传公司的美好前景,并声称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按票面价值押借现款,从而不仅赢得上海华商的信任,连在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大量卷了进来。
洋人不停地把伦敦的市场行情传播到上海:一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结果半小时即告售罄;一种面值1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180元;另一种面值10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700元。这类行情极大地刺激了上海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推动上海橡胶股票的疯涨。宣统元年12月1日,兰格志公司的股票为920两,到次年2月19日便上涨至1675两,另一家橡胶公司地磅公司的股票宣统元年1月10日是25两,一个半月后即涨到50两,不少人实现了一夜暴富的神话。
在如此利好的刺激下,有些人甚至还没弄清橡胶为何物,就已投身这场股票大潮。当然,这场大潮中的弄潮儿,要数上海的银钱业---钱庄与票号。而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正元钱庄陈逸卿、兆康钱庄戴嘉宝、谦余钱庄陆达生。他们都自诩消息灵通,对伦敦的市场行情先知先觉,前前后后发出庄票600万两,以收购股票。所谓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载有一定金额并由其负责兑现的一种票据,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见票即付,远期庄票到期付现。
华商在这轮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资金在2600万至3000万两之间,投入伦敦市场的资金约1400万两左右,两地加起来达4000万两之巨。在疯狂的炒作中,上海的资金几乎完全被冻结,其他行业已经很难得到资金,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无金可融。
伦敦市场的冲击波
1910年6月,伦敦市场行情baodie。消息传来,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原值1675两的兰格志股票跌到105两。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积大量股票的华商成为买单者。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率先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关门,23日,元丰继之;24日,会大等三庄又继之。
捆绑炒股的八家钱庄也相继关门歇业,引起全市银钱业的极大恐慌。八家钱庄倒闭后,所欠上海外国银行庄票139余万两无法归还,外国银行便扬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给上海银钱业的款项。《国风报》报道:钱庄里的华商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通融,上海金融业面临崩盘的危险。
清zhengfu举止失措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赔款,按例上海道应承担190万两,这笔款子平时由上海道经手存放于资本雄厚而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钱庄。但1910年的9月,离正元等钱庄倒闭尚不足两月,市面银根吃紧,而上海官库又将官银拿去救市,早已库空如洗,无法调剂,因此上海道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从大清银行拨银200万两垫付。
由于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中央的资政院、度支部等处官员们出于各种理由开始谴责蔡。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挑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朝廷颁旨,斥责蔡乃煌接管道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将其革职,并勒令两个月以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职令,又羞又愤,向源丰润等钱庄火速追还官款。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8日,源丰润应声而倒,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在北京、天津等地的17家分号也同时歇业。
《东方杂志》报道:源丰润天津分号歇业,天津总商会不得不帮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家银行借银100万两以稳定人心。
义善源是上海银钱业的另一支柱,它的大股东是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楚。李经楚任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时,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1910年底,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夺回被袁世凯抢去的权、利并打击梁士诒的势力,秘查梁士诒在交通银行经手的帐目。
当源丰润倒闭时,李经楚曾向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余两,帮助义善源渡过了危机。听说盛宣怀查帐,李赶紧将交通银行借款归还,导致义善源上海总号仅剩现银7000两。命悬一线的义善源试图用手中所持有的上海各企业的股票向上海道借银10万两,却为新任道台刘燕冀一口拒绝。1911年3月下旬,义善源计无可出,只得宣布倒闭。
这次金融风潮真正暴露的是清朝末年古老的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近代经济的发展。在投机狂潮中,zhengfu没有对疯狂的投机采取一点措施,股票baodie后,先期倒闭的正元等钱庄还只是中等规模,虽然对上海市面造成冲击,但冲击力毕竟有限,如果此时能妥为筹划,风波仍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一方面外国银行釜底抽薪,另一方面朝中大员不懂现代经济的管理,为了权力的倾轧,竟置经济发展的大局于不顾,而蔡乃煌为了个人泄愤,竟存心逼倒源丰润以还朝廷颜色,盛宣怀更是为了与梁士诒争权而间接逼倒义善源,使钱庄倒闭之风几乎无法遏止,最后共倒闭钱庄48家,超过了上海钱庄总数之半。
当时的《时报》评论说:此时财界扰乱已达其极,一般shehui咸被其灾,于是全国乃宣告破产矣。
义善源破产后7个月,辛亥革命爆发,清zhengfu果真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