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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介绍美国食品安全历史的文章,认为三本书在推动美国食品安全上发生了重要作用。这三本书是《屠场》、《寂静的春天》和《快餐王国》。
第一本书《屠场》是小说,描写了芝加哥某肉类食品加工厂令人恶心的生产过程。其中最不堪的记叙是:“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这本书一上市,舆论大哗,引发了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强烈关注。美国肉类食品的销售量即刻急剧下降,销往欧洲的肉类也减少了一半。美国肉类加工业和畜牧业陷入危机。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是领导二战的那位罗斯福,是参加过美西战争的那位老罗斯福,美国第26任总统)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读到肮脏的段落,老罗斯福大叫一声,跳将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这一段看起来像是演义,动作太夸张了,不像是绅士所为。不管老罗斯福是不是曾经把一截香肠扔出白宫窗外,他确实约见了小说作者。美国国会几乎是立即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并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A)的雏形。
不了解别人有何观感,我油然而生某种类似于“嫉妒”的感觉。要知道,这不是新闻不是报告文学而不过是一本小说!中国的记者作家们不知道写了多少新闻、“内参”、报告文学,大声疾呼,说不得了啦,毒死人啦,谋财害命啦,天塌地陷啦,结果如何?有谁把半截香肠从中南海里扔出来吗?别说总统总书记总理,就连一位省长市长大人都没有做过这种能叫百姓感戴千年的动作。至于约见作者,那就更不用想了,盖上十八层被子做梦去吧!再说呢,以咱们中国人的历练,《屠场》里面的那些细节其实算不了什么,犯得着把一截好端端的香肠扔出窗外吗?“发霉的火腿”毕竟是真正的火腿呀。“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但那肉毕竟没有注水呀。“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倒是令人倒胃,但有多少老鼠往里掺呢?我小瞧《屠场》不是没有根据的,至少比起咱们的“大粪臭豆腐”差得远去了!据报导,深圳南山区有数十间臭豆腐作坊,不大,加起来不过日产一千多公斤。可是那味儿,就能熏得你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世间何物能臭到如此境界?腌制臭豆腐的发酵桶里加的是潲水、腐烂了的田螺和肉。如果还嫌不够臭,就会再灌进一些粪水,这叫“增臭”。要是还不够臭还要“增臭”呢,就要把做好的臭豆腐用布包好埋在粪堆里,最后精加工,看你够臭不够臭!据报导,前去查处的3名工商人员当场呕吐,报社的司机竟然“连胆汁也吐了出来"。说正经的没人听,如今也只有说笑话了。别说胆汁了,就是把苦胆,把心肝脾肺五脏六腑都吐出来,都吐到天安门广场上,你就能不吃大粪不喝毒药了吗?
促进了美国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另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作者是一位女生物学家,后来非常著名,叫卡森。她接到一封女友的来信,描述了一个小镇的春天如何异乎寻常的安静,听不到鸟鸣,感觉不到任何自然的气息。在这封书信的触动下,卡森写了这本书。她当时在农业部门工作,了解野草、昆虫、鸟类大量死亡的原因就是大面积使用DDT等杀虫剂。有多大面积呢?100万英亩。让我说实在不算是很多,不过是美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几分之一。因此,这本《寂静的春天》应该说是一个预警。卡森和美国都是幸运的:人们立即听懂了这个预警,全美震动。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国会也开始行动。结果,杀虫剂的潜在危险被确认,一些企业和官吏被起诉,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成立。
只可惜我们中国没有这么幸运。
《寂静的春天》出版已近半个世纪,中国记者作家写的更激烈的书籍文章也车载斗量,但中国就像死人一样没有反应。如今,没喷洒过强烈农药杀虫剂的耕地还有吗?有也是不多了吧?你不拿数字就说话,不是太武断了吗?不武断。君不见今日之中国,连麻雀都快死绝了?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的麻雀突然大量消失。据报载,麻雀在全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绝大多数地方——特别是乡村——消踪匿迹。“现在多数的中、小学生,已不知麻雀为何物。”——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要知道,麻雀是适应性最强,散布最广的一种鸟类。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中国继续使用被美国禁止的DDT等剧毒农药。在《寂静的春天》出版20年前后,中国开始使用比DDT毒性更加强烈的有机磷农药,并加大剂量,还把使用频率提高了4、5倍!如此,以昆虫草籽为食的麻雀以及各种鸟类自然难逃一死。麻雀不过是一种敏感的指示物。人受害之程度,与麻雀死亡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一个社会,能集体麻木到这种地步,何其惨烈!
推动了美国食品安全的第三本书是《快餐王国》。其主旨是对美国快餐文化进行反思,引导饮食结构向更健康的方向转化。对于我们,这就有点奢侈了。我们不要“更健康的方向”。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不让我们天天服毒,就已经感恩不尽了。
说人家美国是三本书推动了食品安全,这对于中国有无可借鉴之处呢?——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对于腐烂的僵死的被深度麻醉与禁锢的中国,三千本书三万本书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别说书,就是法律也不知立了多少条款。管用吗?我要一千次一万次重复:“傻蛋,要紧的不是思想认识,不是书,不是法律条款,而是制度、制度、制度!”要想绕开制度转型而解决食品之毒、环境之毒,实在是缘木求鱼式的妄想。中国之病,病入膏肓。十万个为什么,无一不指向制度。当然啦,说还是要说,写还是要写,但要明白,最重要的不是书而是制度。
很有人批评我说话太悲观。当然啦,我承认,与“和平崛起”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类豪言壮语相比,我确实落后悲观。而且,我并不认为“崛起”和“中国的世纪”此类喧嚣与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有何相干。对我们来说,能喝口干净水吃口放心饭比什么都重要。
说白了,在我(以及与我持相似观点的人)和爱国愤青愤老们之间有一赌:
连食品安全这种最简单、最起码、最要命、最丢人现眼的麻烦都无法解决的国家,也能够和平崛起,称雄世纪吗?
如此社会,如此国家,不亡者几稀!
角线评论:
作者对中国食品业现状痛心疾首,即使文章最后的言论有过激之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作者疾呼:“要紧的不是思想认识,不是书,不是法律条款,而是制度、制度、制度!”,“最重要的不是书而是制度”,角线却不能同意。归根到底,制度是人定的,也是由人来执行和维护的。人的思想决定其行为,所以思想不同的人会发明不同的制度。而即使同样的制度,在思想不同的人手里仍然会有不同的效果。文中谈到的“集体麻木”,乃是思想麻木,而不是制度麻木。所以,制度固然要紧,但比制度更要紧的,是人的思想。最重要的还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