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遇到了大麻烦，境外巨额存款让人发现了。除了这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钱财以后没福气享受以外，他和他老婆进不进监狱估计就看马英九会不会给他特赦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当初把这些钱搞到境外去，他要是在自家厨房地下挖个深坑把钱埋了，估计就不会有现在的麻烦了。

因藏钱暴露导致贪情曝光的不光有陈水扁，在中国大陆也类见不鲜。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位生活上非常简朴的局长，据说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同事下级要求很严。如果不是大笔钱财被人发现，谁也不会相信他是个贪官。

晏大彬的落马也是藏钱方法不当。这家伙在担任局长期间，经过七八年时间辛勤耕耘，在贪污的田野上收获巨大，一共受贿2226.4万元。有了这么多钱，晏大彬当然高兴。可是，到哪里藏这么多钱却也是他极大的烦恼。

他老婆付尚芳以其弟名义在重庆南岸区高档住宅区融侨半岛风临州购买了房屋，但一直空置。最后夫妻两人一商量，就把一笔巨额现金搁在这套房子里。他们以为，高档住宅区里物业管理很好，保安日夜巡逻，钱搁在哪里应该没啥问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一件偶然的事情竟让他们俩双双住进了牢房。

下面，我ZT一下这个捉脏的故事：

“今年1月14日，住在付家房子楼下的邻居忘带钥匙，找到物管保安希望能打开楼上空房，以便从该房窗口下到自己家中打开门。

因付尚芳尚未入住该房，保安处有空置房屋的钥匙。当保安用钥匙打开房门，准备越窗翻墙时，发现厕所有八个矿泉水包装纸箱，其中一个已被打开，里面有大量人民币和购房合同。于是，保安向南岸区公安局报警。警方赶到现场后清点发现共有现金939万元，并通过购房合同查到房屋业主，随即牵出付尚芳及其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的丈夫晏大彬，遂将此案交由重庆市纪委。”

939万元现金到底有多大体积老飘没有概念，如果哪天我要是发了这份不义的横财，想要藏它的确也是件不容易的事。首先，你要考虑保密性，藏钱的地方不能让人经过简单推理就能想出来，另外你还得要考录适当的安全性，一旦让人发现了钱，你还能有适当保护的措施。

可有时这两个指标是互相矛盾的。强调安全性，你可以买一个保险柜安在家里，然后把钱搁在里面，再雇几个保镖天天在自家门后守着就行了。可是这样一来，别人肯定就知道你家藏着啥宝贵东西了，不仅小偷盯上你，纪律检查机构也要借机立案侦查了。

如果强调保密性，你完全可以就把这些钞票当成废报纸一样搁在楼梯地下。然后再在上面撒上一层厚厚的灰尘。这样一来，只要收破烂的看不到，它就安全了。小偷就是进来了，他也不愿意脏了他的手来翻动它。但是，万一哪天有人学雷锋做好事，在楼梯地下打扫起卫生来，那钱还是有危险。


安全性和保密性的统一就让如何藏钱变成一个深邃的艺术。别说933万了，就是把20万现金放在你手里，你也得绞尽脑汁才能想到个完全之策。

1992年秋天，老飘到广东一所大学任教没多久。那时候，大学老师的收入很低，为了改善生活，都要找个第二职业赚点外快。老飘所属的那个教研室也搞了个项目，给东莞长安镇开发区搞设计，一共赚了几十万块钱。那时候资金流动还很困难，你在东莞赚了钱，如果通过银行再转到广州，这钱不在银行里呆上几个月是取不出来的。教研室为了让广大贫困老师及时分到这些诱人的票子，决定派人到东莞去提钱。

经过教研室扩大会议一致讨论通过，决定由老飘和一位姓黄的中年老师负责提款。选中老飘的原因很简单，老飘年轻力壮，并且膀大腰圆，在广东那里看上去绝对是条汉子。选黄老师的原因估计是看他这人脑子精明，并且是广东当地人，在语言交流和应付各种突发事件上有相当的优势。

老飘初次领命，心里有点担心，害怕老师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在我手里丢掉了。散会后我找到黄老师，问需不需要带把匕首之类的东西防防身。我告诉他，我家里有几把蒙古匕首，虽然还没有开刃，捅肚子扎大腿绝对没问题。

黄老师乐了，说不用。他让我不要担心，一切听他调遣。

老飘回去后，把哑铃找出来练了练，让自己的肌肉恢复点棱角来。第二天早上起来，老飘还在服装上特地讲究了一下。上身穿一件草绿色的棉布短袖衫，下身穿一条宽松的军裤，脚上套上黑色三接头的军用皮鞋。再加上老飘当时留得板寸头，退役武警军官的形像立马就出来了。我还带上一副墨镜，期望让人把我望黑社会哪里去想。

当我和黄老师在车站碰头的时候，我们俩都被对方的打扮逗乐了。黄老师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旧衬衣，头上带着一顶已经看不出本色的破草帽。下面的裤子被转到小腿肚子上。从小腿到脚上的凉鞋上面全是泥灰。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看上去整个一山区民办教师翻山越岭跑单帮的形象。

他手里还领着一个网兜，里面有四个很旧的铝饭盒。有意思的是，饭盒上面还有酱油汤汁淋过的痕迹。我笑着问他：“黄老师，你这是干吗？请客呀？从汤的颜色看，里面肯定是红烧肉，对不对？”

黄老师笑了：“美得你。咱们今天出去算出差待遇，中午吃饭是可以报销的，我还用得着带饭？这饭盒有用，一会你就明白了。”

他又看看我，捏了捏我胳膊上的肌肉，笑着说：“看你这架势，是不是到东莞银行去应聘保安呀。哈哈。别说，你要是当保安，镇镇街上小痞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两人坐小巴到了东莞长安镇，先在街上大排档上把肚子搞定，然后来到那个客户指定的工商银行。把款子取出来后，两人在银行的长桌子上把钱点好。然后，黄老师将那四个铝饭盒取出来，把一扎扎的票子塞到里面。一会儿功夫，20万现金就消失在这四个旧盒饭里。

把饭盒放进网兜，我们就出了银行。黄老师让我在后面跟着他，叮嘱我离他10几米远。如果看见有可疑的人靠近他，就给他打个招呼。就这样，我们俩鬼鬼祟祟地穿过几条马路来到等车的地方。


后来我们搭上一辆到广州的小巴。黄老师坐在最后面，将饭盒放在他面前的架子上，然后假装眯着眼睡觉。他让我坐在车门旁，说一旦有紧急情况，让我把车门把住。另外，他特地叮嘱，让我切切不要去看他那个铝饭盒。

带着墨镜，我冷着脸审视着每一个上车下车的人，生怕他们对饭盒感兴趣。最后，售票员对我有意见了，说我这样瞪着人家，人家不敢上车了。

回到广州后，把钱交到教研室主任那里，才彻底放了心。

后来，我和黄老师又押了几次款子。半年后，我们教研室专门开了一个创收帐号，客户直接可以把钱打进来，黄老师那几个铝饭盒才退了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