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毅同志回忆与高敬亭同志的交往

矢志革命、忠贞不渝

方毅

1937年秋，高敬亭同志响应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主动与国民党“鄂豫督办”卫立煌谈判，达成停战言和协议，率领红28军回到七里坪，准备挺进皖中抗日前线。

这一段时间，我（方毅同志）正和彭康、聂鹤亭、以及后来的吴克华、余立金同志在黄安七里坪开办培训班，和高敬亭同志朝夕相处，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37年冬日军正在大举向华中进攻，武汉失守迫在眉睫，然而，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不去发动群众积极抗日，却只会高喊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实际上武汉根本保不住。

我当时是湖北省委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为了在武汉失守前从各大学组织一批大学生，通过培训，把他们培养成为抗日的骨干力量，决定让我负责组织培训班的任务。组织上考虑，七里坪地处偏僻，又有高敬亭同志的红28军掩护，条件很好，决定把培训班放在七里坪。

董老是湖北的革命元老，和高敬亭很熟悉，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带着信来到七里坪，把董老的信交给高敬亭，他看了以后很高兴，欢迎我们到七里坪办培训班，并向我们提出要求，希望将培训出来的大学生给他们部队输送一批。我说，那当然可以，我们办培训班就是整个湖北服务，我们培养了抗日的人才，将来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我们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

高敬亭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高敬亭同志亲自为我们选了一个祠堂作为培训班的教室，他把一部分部队驻在祠堂周围，以便随时应付突然事件。他对敌人警惕性是很高的。筹备就绪以后，我就回武汉向董老和省委汇报。

1937年10月，培训班正式开训了，高敬亭同志经常来培训班问寒问暖，还给培训班讲战术课。

有时湖北省委拨发的给养接续不上，高敬亭同志就送来米面、油盐、蔬菜、肉食、医药给我们，高敬亭同志总是说：“一家人不要客气，我的给养来源还是三年游击战争时积蓄储备的，只要有我们吃的，就不会让你们饿着。”

有时高敬亭同志弄到好吃的，还把我们叫去一块分享。大家聚在一起谈论党中央的决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意义和前景。

这段时间高敬亭同志已经在积极准备东进抗日。他紧张地进行组织调整，人员配备，部队整训，并从培训班要了一批大学生，后来这批同志都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干。

1938年3月，高敬亭同志奉命东进，率领四支队奔赴抗日前线，部队进到安徽舒城的东西岗冲。临行前，高敬亭同志还把它的一名战将，游击队长罗厚福和一些战斗骨干留下来，担负保卫培训班和家属的工作。

1938年6月，鄂东特委成立，7月，根据湖北省委指示，派我带着培训班到黄冈发展武装力量，不久部队已经发展到一千多人枪。

蒋介石闻讯后立即向王明提出抗议，说听说有个姓方的，未经允许就到处招兵买马，扰乱地方治安。王明为了讨好蒋介石，就撤了我的职，派我到皖东去。

我把高敬亭同志留下的骨干发展起来这支部队交给了张体学同志，后来这支部队发展成为新四军五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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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队在皖中活动期间，1939年5月，我（方毅）率领朱绍清为营长的一个营（四个连），越过津浦路东，到达来安、天长、六合、盱眙一带活动侦查、为支队主力开辟道路。

由于我们是独立行动，没有根据地，受到敌伪顽三面夹击，作战、军务繁忙，和支队只有电台联系，对路西发生的情况知之甚少，直到7月份，突然传来高敬亭同志被杀的消息，令我感到非常惊讶。

后来听说，高敬亭同志是因为反党反中央，反对东进抗日，要上山为王而被杀的，我立即感到他的死是非常冤枉的。

他的思想情况和为人我是非常了解的，而且我们刚刚分手，分手前他的想法和做法完全和这些给他的罪名是背道而驰的，很显然这些罪名是莫须有的，是妄自强加给高敬亭同志的。

说他反党、反中央，这怎么可能呢？

高敬亭同志1928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苏维埃主席。国民党发动围剿时，他是红25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率部与敌人展开反围剿的殊死斗争。

1934年省委率领红25军长征后，留下他带着千余名伤病员和残、弱、妇、幼坚持根据地，与国民党进剿部队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有着冷静的头脑，坚强的意志，对同志满怀热情。面对严峻的形式，他没有退缩，没有动摇，靠着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和灵活机动的对敌斗争策略，整编了根据地的武装，重建了红28军，统一了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一面不倒的红旗。

高敬亭同志有一个习惯，他不喜欢人们叫他军长、司令等职务，愿意人们叫他“政委”，因为他认为政委是代表党的。

在坚持三年游击战期间，他多次派人和党中央联系，都没有联系上，但他始终用党的精神来建设红军。建设根据地，事事都要用党的方针政策来衡量，使党的形象没有在根据地军民的心目中泯灭。

三年游击战争，他本人数度身陷险境，国民党又多次派人用重金利诱，高敬亭同志正义凛然、坚贞不屈坚持与数十倍于己的强敌作斗争，这样的经过长期考验的红军将领，怎么会反党呢？

说他反对中央就更加站不住脚了。红28军下山整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他向中央要求派负责干部来四支队工作，中央派了不少干部。

他还从长江局要来廖华同志给他当秘书。廖华很有学问，高敬亭同志非常信任他，当时四支队的许多文件都是廖华起草的。

因此说高敬亭同志反对中央是根本不成立的。从他的思想、言行、做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

说高敬亭同志想当“山大王”，不想下山抗日，就完全是污蔑了。

七七事变后，他仅仅根据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两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的文章，根据自己对中央精神的领会，毅然决定不计前怨，主动写信给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卫立煌，建议罢战言和、一致抗日，并与其签订了停战协议。

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里，高敬亭同志是最早与国民党达成停止内战协议的，是最早也是最准确领会中央精神的。这样一个人会不抗日吗？

停战后他立即率部下山，将部队集结在七里坪，准备接受改编。1938年2月，部队顺利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

他要当山大王，可以不下山，可以不接受改编，这岂不是很矛盾吗？

四支队东进后，在皖中地区不断向日军出击，打了不少影响很大的胜仗，说高敬亭同志不抗日，这是从何说起呢？

至于说他不愿意东进，更是无稽之谈，不合逻辑了！我到七里坪时，高敬亭同志正在积极准备东进。为了提高部队素质，更好地完成东进抗日的任务，他向我们培训班要了不少学员做部队的骨干，当时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是积极东进的。

党中央批评新四军不贯彻东进指示，是指项英把新四军军部和江南部队放在云岭，不愿意东进苏南和吴淞地区，这是人所共知的，把不愿东进的罪名强加在高敬亭同志身上，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对高敬亭同志是非常冤枉的。

我和高敬亭同志相处的一段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正是高敬亭同志领导红28军向四支队转折时期，各方面所经历的事情都历历在目。

高敬亭同志被杀是冤枉的，他对党是忠贞不渝的，革命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思想基础是很好的，为人是非常坦诚、与人为善的；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红军将领。

至于领导方法上有一些问题，完全是可以教育引导的，绝对不应该用处死的办法来解决，以致造成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1975年12月14日，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批示给高敬亭同志平反。这说明我们党实事求是、勇于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高敬亭同志九泉之下得知了也会感激的。

值此高敬亭同志逝世50周年之际，谨以这篇回忆文章以示对我尊敬的战友高敬亭同志的深切纪念。

高敬亭同志的英名将和大别山一样永存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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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成都军区政委万海峰同志回忆高敬亭同志的文章

《抗日先锋高敬亭》（摘录）

红军将领、抗日先锋高敬亭是我的老首长，我参加红军后，不久就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我们红军战士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血与火的艰难岁月里，，高敬亭同志和蔼可亲、关心部属、爱护战士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高敬亭同志是河南光山县新集人，我是光山县泼皮河人，老家离的很近。高政委闲暇时，总爱和我这个小老乡聊天，拉家常。那是在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时期，高政委积劳成疾，身患疾病，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高政委有时拉着我的手说：“现在敌人四处收买土匪、特务、地痞、流氓刺杀我，出高价悬赏捉拿我，买我的人头，你害怕不害怕？”“不怕！”我说：“首长你放心，我们是党领导的红军战士，有我们警卫战士跟在你的身边，敌人休想动你一根毫毛！”“哈哈哈。。。”高政委开怀大笑，“这样我就放心了。形势越严峻，环境越艰苦，越要坚定革命意志，革命一定会成功！”高政委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在他的关心下，我们这些小警卫战士在战斗中不断成长进步。

1939年4月，正当高敬亭司令员带领我们四支队，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深入江淮大地，英勇打击日伪军，不断取得节节胜利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亲眼目睹了老首长，敬爱的高敬亭司令员含冤被害的经过。

月的某一天，新四军军部发来电报，要高敬亭同志到合肥青龙场开会。高司令员立即带着我们二十多名警卫战士，前往指定地点。我们一道青龙厂，军部的黄副官和唐参谋告诉我们：“叶挺军长在储家围子等着你呢。”当高敬亭司令员带着三名警卫战士马不停蹄赶到储家围子时，等待他的是一队荷枪实弹的战士，他立即被缴械关押。与此同时，我们留在青龙厂的警卫战士，也被缴械扣押起来。高敬亭同志被连续批判斗争了三天，罪名是“山大王”、“想当土皇上”、“招兵买马”、“任意扩大部队”、“反对党中央在武汉的领袖（指王明）”、“破坏统一战线”，一顶顶大帽子和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来。

我过去听高敬亭司令员说过，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一次会议上，他同王明发生过一次尖锐激烈的争执，王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后，不许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难道就这样将我们党艰苦创立和红28军三年来浴血奋战的老根据地拱手让给国民党吗？高敬亭思想不通，转不过这个弯子，在会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在行动上，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上级的命令，毅然率部东进。

在批斗会上，不管高敬亭同志怎样据理力争，反复申辩；不管参加会议的新四军广大干部一致要求给予高敬亭同志教育改造的机会，也不等待党中央的最后批示，新四军个别领导人仅仅凭着蒋介石的一纸批文，就独断专行，断然决定将高敬亭同志处死！

高敬亭同志于6月24日倒在自己人的枪弹之下，含恨饮弹而去！时年三十二岁。

高敬亭同志被含冤杀害后，我们几十个警卫战士也受到株连，经审查后，我才被允许进入新四军皖南教导队学习。

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并一直关注高敬亭问题，当年毛主席获悉新四军军部个别领导人批斗高敬亭同志时，电示其要求将高敬亭同志送延安学习。

1943年秋，毛主席再次电询新四军；“为什么要杀高敬亭？”要求查明原因，报告中央。毛主席还多次向有关负责同志说：“高敬亭同志要平反”。

1977年4月27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在烈士被害三十八年后，党和人民终于对他的一生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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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司令员印象记

作者:江 岚

从延安到武汉　　

　　1938年1月底、2月初，我和陕北公学一批同学，从延安到达武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把我们分配到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宣传团。

　　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是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会长是叶楠(据说，他是国民党元老叶楚伧先生的儿子，主张国共合作，是进步人士)，宣传部长是钱俊瑞，组织部长是赵梅生，领导层都是国民党进步分子和共产党员。

　　宣传团有二三十人，团长袁行庄(叶楠的妻妹)、副团长胡笃冲(共产党员)。主要骨干是中共湖北省委设在黄安七里坪的培训班毕业分配来的。

　　团内有党的支部，直接受湖北省委方静吉(方毅)领导。

　　当时武汉抗日气氛甚浓。南京沦陷，国民党许多领导机构搬到这里。

　　共产党则设有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湖北省委。

　　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抗日报刊纷纷出版。宣传团主要以文艺表演和文字的、口头的方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

　　宣传团先集中武汉三镇，尔后向郊县推进，直到鄂豫边，如武胜关、鸡公山等处。大约3、4月间，宣传团成员有所调整，调出一批老的，吸收一批新的，团领导也有变动，袁行庄、胡笃冲另有任用，任命我为团长。我带团到蔡店、孝感、武胜关进行宣传活动。

　　后回到武汉，没几天，武汉卫戍司令陈诚下令解散“民先”等进步团体，其中包括“青协”。

　　日寇溯江而上已占领安庆、马当(长江要塞)、湖口等地，武汉形势严峻，战云密布。6月9日，国民党政府命令在武汉的各机关、大学和中央党部，向重庆、昆明等地转移。

　　一天，方毅同志叫我立即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董老说，大别山那里的部队(指新四军第4支队)需要年轻干部做教育工作，你到那里去好不好?

　　董老是我党“一大”代表，德高望重，现在是长江局领导人之一。我立即答：“好。”

　　董老又补充了一句，说那个部队是鄂豫皖红军改编的，是一支光荣的部队，要我到那里好好学习和锻炼。说完叫人送我上楼，去见郑位三同志，他是那个部队的领导人。

　　郑位三同志是一位文质彬彬、衣着朴素、和蔼可亲的人。人称他“位老”，其实他一点也不老，那时还不到40岁。

　　我把董老刚才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请他指示。他让我坐下，把红28军如何坚持大别山斗争，高敬亭的主要革命经历，以及高和红28军的功绩谈了不少。令我深受教育和感动，对这支部队肃然起敬，更鼓舞了我要去这个部队的意志。

　　后来知道郑位三同志是1927年领导黄(安)麻(城)起义、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是4支队的政治委员。 　

初到4支队 　　

　　1938年7月12日一大早，来到江边，随办事处交通员，踏上小火轮，离开工作近半年的武汉，只身一人参军去。轮船到团风，登岸后经南麻县境，从小路直奔立煌。

　　立煌是安徽省政府所在地，中共安徽省工委也设在此处。傍晚，见到了彭康书记。他在竹林中一座新建的会议室里和我谈了4支队的近况。部队正在几条公路上打击来犯的日寇，连连得胜。

　　第二天，我们向舒城前进。那时，我一则年轻，二则从小在山里长大，所以对每天走数十里山径小道，并不感到累。经过几天的翻山越岭，终于到达目的地。

　　通过几道岗哨，在一座大庙前停了下来。庙门上有“（金出）斧庵，三个大字，新四军4支队高敬亭司令员就住在这里。

　　通过门卫，里面出来一位瘦小个子的较老的同志同我们打招呼，领我到里面厅堂上坐下。喝了茶，交通同志说，他到招待所去了。

　　一会儿，左边厢房走出一人，高高的个儿，穿着褪色的军服，肌瘦脸黄的同志。他和颜悦色地说：“路上辛苦了。”问我：走了几天，路上平安吗?这位首长就是高敬亭。心想，他不象叱咤风云的武将，倒像个文人。

　　他又问了武汉一些情况。这时，警卫员陪着一位军人走进来。高司令员说，这是手枪团团长詹化雨，你以后就在他团里工作，做政治教员。 　　

在手枪团任政治教员 　　

　　我随詹团长到了团部。团部机构精干。政治委员汪少川在前线指挥部队打击日寇，配合保卫大武汉。

　　詹化雨同志比我大几岁，白皙的面容，炯炯的目光，朴实、干练、热情，红28军时就担任手枪团团长。他英勇善战，是高敬亭的得力助手。

　　团部有一位总支书记张金台，还有文书、通讯、警卫、炊事人员等等，都很和气。把我安顿好以后，詹团长先带我去政治部见戴季英主任。

　　政治部和司令部机关均住在东蒋冲，和西蒋冲只隔一座小山。我在延安陕北公学时，听过戴季英同志《游击战争》的课，曾经见过一面。现在在他领导下工作，自然很高兴。

　　他平易近人，一见面，非常亲热地问我这半年在武汉工作的感受。参谋长林维先此时正在前方指挥作战，所以司令部我就没去。

　　以后，詹团长又和我到各个分队，一个一个去熟悉，和那里的干部和战士见面、交谈。手枪团有3个分队，每个分队有100多人，兵精武器好，每人两支枪，1支驳壳枪，1支马步枪，每个排1挺轻机枪。武器好，火力强。这些武器都是3年游击战争中从国民党军队手里夺取的。手枪团同志互相友爱、关心，亲密团结，真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加入这样的大家庭，是人生的幸福。同志们亲热地叫我“教员”，其实，以革命经历而言，他们才是真正的教员，我不过是个小学生。

　　手枪团同志大多身上有伤疤，有的负伤过几次，可是他们从不提这些事，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贪图享受，打起仗来英勇顽强，视死如归。他们有崇高的思想政治品质，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这些同志中生活，感到温暖、充实。

　　既然我是个“政治教员”，也要做点政治工作。几个月中，我给同志们上政治课，讲了三个问题：一、社会发展史。劳动创造世界，而且创造了人类本身。劳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劳动者出身的战士，一讲就懂，一懂就信。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凯丰同志的讲义)。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大家都很喜欢听。

智勇双全的高敬亭司令员 　　

　　1938年12月，手枪团改编为教导大队，詹化雨同志调任第9团团长，汪少川同志调任淮南纵队政委，李世安同志调来教导大队任大队长，我任政委。原手枪团3个分队，又扩建了1个学生队。

　　入伍半年，除了前面说的众多的领导和周围同志给我的影响、教导、耳濡目染的革命熏陶外，最好的良师益友，要算詹化雨和廖华两同志。

　　团长詹化雨为人谦和，他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他带我出去打过几仗，如打无为(襄安)、庐江和剿匪，我第一次在战场上听到头顶上的子弹呼啸，看到指挥员指挥战斗，使我受到锻炼。 　　

　　要掌握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有深刻的认识。他坚信革命一定能胜利。他对毛泽东、朱德非常崇敬。他虚心学习，刻苦钻研，他根据游击战术的原则，规定出“四打四不打”、“敌上山，我下山”、摸清敌情，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等战术原则，不仅保存了红军，站稳了脚跟，而且赢得许多次大大小小的胜利，打击了17万国民党军，大大地壮大了自己。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谈判，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时，鄂豫皖游击根据地扩大到了鄂豫边22个县。蒋介石动用了10几万正规军“围剿”，不仅占不到便宜，反被红军歼灭了18个营和15个连。

　　党中央、毛主席对鄂豫的三年游击战争非常重视，作了很高的评价。1937年底，党中央派郑位三、萧望东等去4支队，毛泽东同志在接见他们时说：“高敬亭同志在大别山，以那样少的部队，吸引国民党17万正规部队，支援了主力红军长征，是作出重大贡献的。”1938年2月，高敬亭到武汉，周恩来同志对他说：“中央红军长征后，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斗争，你们的功绩很大。你们在敌后保存住这样一支红军部队，这是很了不起的。” 　　

高敬亭英名垂千古 　　

　　这一年，在革命大家庭中经受这样良好的气氛熏陶，无忧无虑，工作愉快。那里仍属大别山脉，自然环境也美，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民风淳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好景不常，一声惊雷，山河变色。

　　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同志，这位人民的儿子，革命的功臣，在合肥青龙厂被杀害了。

　　方毅同志是当时知情的负责人之一，他回忆说：“直到7月份，才传来高敬亭同志被杀的消息，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后来听说，高敬亭同志是因为反党反中央，反对东进抗日，要上山为王被杀的。当时我就感到他的死是非常冤枉的，他的思想情况和为人我是了解的。很显然这些罪名是莫须有的，是妄加给他的。”

　　当时，一般干部也是怀疑的。杀害前在褚家围子开连以上干部斗争会，我也参加了。加在他头上的所有罪名，当场都被高敬亭否定了。但是这有什么用?

　　斗争会后，领导人叫大家回去讨论，将讨论情况向军领导汇报。支队政治部将讨论意见综合起来，大家一致建议对他进行教育。但是戴季英主任将建议汇报后，军首长置之不顾，还是将他处决了。

　　几十年中，高敬亭同志的英灵，一直担着“反党反中央”的罪名，直到1975年，高敬亭唯一的女儿高凤英于1月10日给毛主席写信，询问他的父亲高敬亭为何被杀，病中的毛主席于11月30日亲笔批示，有关部门重审此案。12月14日毛主席又在审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并建议中央军委讨论。

　　1977年4月27日总政治部发出通知：“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予以平反，并恢复名誉。”沉冤38年，终于昭雪。历史澄清，功过分明。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原来必欲把高敬亭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是蒋介石。

　　廖磊捏造高的“罪名”报告5战区，白崇禧报告蒋介石“请处于枪刑”，蒋介石当年悬重金并以17万大军杀死高敬亭而达不到目的，今见此“良机”，立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于枪刑照准。”而执行者竟是我们自己人，这位领导人未经中共中央批准就将高敬亭同志杀害了，以致造成我党历史上一桩大冤案。

　　高敬亭同志虽死犹生，功昭大别山，英名垂千古。

　　这年的7月，我结束了在4支队一年的战斗生活，离开了合肥青龙厂这个永远难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