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太学正统，立大学祖庭”——这是我对北大历史地位最简明的评语。当时是为了写一篇文章，其中想用最简洁的文字对北大的历史地位做一个完美的、一劳永逸的总结，目的是可以使之琅琅上口、醒人耳目，成为北大的宣传口号并长久流传。本文就基于这个评语，对北大的历史地位做一个详细的综述。
 
《礼记·学记》中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其意思是说，古时候教学的地方，一家中设有“私塾”，一党（五百家为党）中设有“庠”，一遂（一万两千五百家为遂）中设有“序”，一国之中设有“太学”（“国学”）。这里的“太学”，即指国家的最高学府。“太学”之谓西周时已有，而太学之建制，则始自西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设五经博士，弟子五十人”于长安；东汉时期，洛阳太学人数曾多达三万，为历史之最；三国时魏承汉制，亦设太学；西晋设国子学；之后，东晋、南朝亦从之；隋时又改设国子监；唐延隋制；宋称国子监或国子学；元设国子监；明清亦设国子监。
 
综合的来看，自西汉设太学以来，西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制度也有变化，但却都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太学已经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种帝国制度。这中国的最高学府之统脉（我称之为“太学学统”），自汉以来直至清末，虽屡遭战乱停办，但天下安定之时又屡次重建，绵延近两千年而香火不灭。这样延续不断的中国太学学统，在全世界不但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应该说，这是中国的骄傲。
 
清末，西学东渐。洋务运动时，清政府开始模仿西方，设立了一系列西式学校。而“戊戌变法”之时，国家开始正式设立西式大学。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于天安门宣《明定国是诏》，正式提出要兴办“京师大学堂”。同年7月3日，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孙家鼐为首任管学大臣。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京师大学堂虽模仿西制，却又“中学为体”，其体制上与国子监（太学）有诸多相似。与国子监一样，京师大学堂既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又同时兼任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职能。只不过，国子监是“旧学”的最高学府和最高行政机关，而京师大学堂是“新学”的最高学府和最高行政机关。
 
1902年，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该章程规定分级设立蒙养学堂、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其中位于“塔尖”的“大学堂”即指京师大学堂，是全国唯一的“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给以进士出身。1904年，清政府决定合并国子监与京师大学堂的教育行政职能为“学部”（类似今日的教育部）。1905年，清政府进一步废除了国子监与持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于是，京师大学堂货真价实的成为了晚清唯一的最高学府，延续两千年的“太学学统”也终于无可争议的落在了京师大学堂的头上。在国子监与科举制度被裁废之后，人们都把京师大学堂当作科举的替代品与进入仕途的捷径，这使得京师大学堂早期沾染了不少国子监的不良风气。但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早期京师大学堂对太学（国子监）的继承。
 
京师大学堂即今日的北京大学（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关于北大的太学渊源，许多学者都表示过赞同。1948年，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中说，“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124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胡适乃一代文史鸿儒，自然不会信口开河。而除胡适之外，冯友兰、任继愈、周培源、季羡林、萧超然等学者教授也都在其文章中表示赞成北大“太学溯源”之说，甚至有人提出北大的校史应当提前一两千年。
 
当然，也有反对这一看法的。最典型的就是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的言论，他在《北大校史：怎样溯源？》一文中说：“大学堂与国子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有消长与起伏，却不存在交接与承继。就像我们不能说民国首任大总统孙中山是‘直接继承’宣统皇帝，国子监也很难说是北京大学的前身。”陈教授的话其实并不错，的确，北大与太学（国子监）作为实体本身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但从“学统”的角度而言，却是一脉相承的。同理，孙中山与宣统皇帝的确无直接继承关系，但是他们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的地位与职能却是一脉相承的。陈教授又说：“古今之‘大学’（或曰‘太学’与'University'）不能说毫无关系，却也很难同日而语。”其意思是说，今日中国的“大学”与古代的“太学”的所学内容、办学精神等大相径庭，所以不可溯源。对于这点，我不太同意。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也必然在演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割断历史，就正如我们不能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发展理念效仿西方而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国。事实上，现代的中国社会，其大多数东西都效法西方，难道中国就因此而历史断裂了？另外，陈教授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太学（尤其是国子监）是落后的、腐朽的、官僚的，所以追溯国子监是不合适的。但北大对于国子监的传承是客观的，并不能因国子监的腐朽、官僚而改变，如果历史溯源也可以“嫌贫爱富”，那历史还是客观的吗？事实上，京师大学堂早期同样也是官僚、腐朽的，学生都是官老爷，甚至逛八大胡同的都有。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说这不是北大。
 
当然，虽然我反对把中国高等教育史限制于西学东渐之后的百年框架之中，但我也不赞同把太学与北大完全等同起来。虽然太学与北大的功能地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毕竟两者是不同的机构——毕竟曾祖与曾孙是不同的两个人。就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中华民国教育部是不同的机构一样。也就是说，我并不赞同把北大这个实体机构的历史拉长为两千多年，但太学作为北大的“渊源前身”却是确凿无疑的——从中国国立最高学府的“学统”来算，北大确有两千多年历史。
 
在中国，自认“承太学正统”的大学，却不止北大一所。民国时期，位于首都的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就有类似的溯源言论。中央大学教授张其昀所撰的《源远流长之南京国学》一文中称中央大学及其前身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两江师范学堂，都在南京城北钦天山前，此地乃五百年前明代国子监之遗址，不但如此，“追溯其源，则刘宋之四学，萧梁之五馆，均在钦天山麓，薪火之传几至千五百年。中国各大学论其历史关系之深，精神遗产之厚，举无有能及中央大学者也。”可见，张教授是按照大学校址来进行大学历史的追溯：因为中央大学的校址是在南朝太学、明朝国子监的旧址上，故而中央大学就传承了南朝太学与明朝国子监。显然，这样的追溯是不合理的。试想，如果今日我们在洛阳东汉太学旧址上建立一所“洛阳大学”，那是否该校就传承了两千年前的东汉太学了呢？同理，现在的江苏省人民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都位于南京，那是否可以说江苏省人民政府继承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历史呢？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另外，从南朝到明朝，再从明朝到清末，这之间间隔了太久，其间南京甚至被全城摧毁、取消建制过，可见，就算是校址意义上的传承也颇为勉强。

 

但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因位于首都、备受宠爱，故而的确有“最高学府”的非正式称呼，从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说中央大学传承了“太学学统”了呢？我认为还是不行。在民国时期，中央大学与其它大学如北大、清华、浙大、武大等一样同为直属教育部的国立大学，在行政上并无特殊的地位，仅在民国大学区制改革时兼任过江苏省教育厅职能（浙大也在此期间兼任过浙江省教育厅职能），这显然与京师大学堂作为国家最高学府且兼任国家教育部职能的地位不可相提并论。而且，中央大学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江苏大学等）也明显不具备太学的最高学府地位。应该说，京师大学堂是在清末赶上了“太学学统”的末班车，因为自此之后，中国再也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最高学府”了。 

虽然中央大学的太学溯源说并不合理，但是如果就对南京这座城市的高等教育文明的传承而言，倒也未尝不可。只是，这样的传承与“太学学统”就无关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南大（中央大学）是除北大（京师大学堂）之外唯一能与太学拉上关系的大学。除了北大、中央大学之外，再没有其它学校自认“承太学正统”了，但却有一些大学在校歌上打擦边球。比如，东南大学校歌中有“太学令名标”一句，浙江大学校歌中有“国有成均，在浙之滨”一句（“成均”为太学的古称与别称）。严格的来说，这些都是对礼制的“僭越”，但现代中国社会也不怎么讲究这些了，在校歌中表达对于中国古代大学的继承，这样其实也无可厚非。

综上，真正意义上“承太学正统”的大学仅北大一家，那北大是如何“立大学祖庭”的呢？前面提到，京师大学堂最初与国子监（太学）比较相似，那京师大学堂与太学（国子监）又有什么不同呢？京师大学堂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开创性又是什么呢？ 

首先，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这里的“大学”，特指模仿西方建立的大学，以此区别于中国古代的太学（下同）。在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前，中国并无大学。关于这点，不少人肯定会有疑问：众所周知，北大成立于1898年，而中国自称建校早于1898年的大学，起码有武汉大学（1893）、天津大学（1895）、交通大学（1896）、浙江大学（1897）等。但这些学校正式成为大学的时间却都晚于北大。 

武汉大学现在自称的建校年份系溯源1893年张之洞建立的“自强学堂”所得，但自强学堂迁址、改名为“方言学堂”，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而停办了。后1913年，于原址建立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仅仅因地址相同而说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之间有直接传承关系是有些牵强的。而且，最关键的是，无论是自强学堂、方言学堂，还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都不是“大学”，只能说是“高等学堂”。事实上，武汉大学成为大学是在1923年，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的时候。所以武汉大学成为大学（1923年）要晚于北大。再说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现在自称的建校年份系溯源1897年杭州“求是书院”的建立所得。此后求是书院几度更名、几度停办，民国后定名“浙江高等学校”并于1913年停办。1927年，政府改组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与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随即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浙江大学与浙江高等学校之间的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直接传承关系。而且，从1913年浙江高等学校停办，到1927年浙江大学的建立，中间有14年的空白。浙大这样的校史溯源，实在是“大胆”之极。而且，与武大一样，求是书院根本不是“大学”。所以浙江大学成为大学（1927年）也晚于北大。 

天津大学成立于1895年，这是溯源的天津中西学堂（也称“北洋西学学堂”）的成立时间。天津中西学堂由天津海关道盛宣怀所创办，分头等学堂、二等学堂。盛宣怀认为其头等学堂就是外国所谓的“大学”，这也成为天津大学自称“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由来。我对盛宣怀开拓新式大学教育的精神颇为敬佩，然而：一、天津中西学堂并无“大学”之名。天津中西学堂被地方政府批准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是在1903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重建之时，而正式获得学部批准更名，则是在1906年。这两个时间均晚于1898年。二、天津中西学堂并无大学之实。无论1902年颁布的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还是1903年颁布的第一个真正付诸实施的“癸卯学制”，都未承认天津中西学堂为“大学”。前者默认大学堂即指京师大学堂，认为全国大学堂只需设一所于京师；后者虽说可设立多所大学，但也指出当前先仅设京师大学堂一所。更关键的是，在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小学、中学、大学的体系，更没有培养出各级学校的教师。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说天津中西学堂能够提供大学本科教育，这是不可思议的。在没有教育部，没有学制，没有教育监督和教育管理机制的情况下，天津中西学堂宣称自己是“大学”教育，其可信度要打个问号。事实上，当时的中央政府的确未承认其为大学。而且，天津中西学堂的学科设置均为工矿等应用类学科，无基础学科之教育。对比现在，就会发现，这与今日的职业中专、大专类似，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 

盛宣怀在建立天津中西学堂之后，于次年（1896年）在上海建立了“南洋公学”，此即后来的“交通大学”。在南洋公学的创建中，盛宣怀深化了其关于分级教学的思想，南洋公学分为“上院”、“中院”与“下院”，意即高等学堂、中学堂与小学堂。但可能是吸收了北洋西学学堂的经验教训，这次盛宣怀并没有宣称其“上院”是“大学”，而只是定位于“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南洋公学上院的毕业生方可进入外国大学的本科学习。南洋公学此后多次改名，但其正式成为大学却是在1921年改组改名为“交通大学”的时候。应该说，北洋西学学堂与南洋公学的建立是打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序幕，其建立都是对中国教育体制与学制的探索，北洋西学学堂与南洋公学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堂”，但却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在它们建立的时候，中国也还没有诞生教育体制，为“无体制之学”。 

而中国教育体制的诞生，则始自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京师大学堂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所建立的，代表了国家意志，身兼国家太学（国子监）制度与现代学校建置的双重身份，有着对古代太学的“纵向继承”与对西方大学的“横向移植”的双重使命。京师大学堂代表了中国最高层创立新式大学的巨大决心，其所被赋予的不仅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地位，而且还兼任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类似教育部）。也就是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同时也是“教育部”的建立，京师大学堂其实也是今日教育部的前身。有了这样的教育管理机构，教育“体制”也诞生了。不仅如此，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1902年，京师大学堂在动乱后重建，当时的管学大臣（相当于北大校长兼教育部长）张百熙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可见，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与学制的建立是同步的，或者说根本就是一体的。所以，京师大学堂最初是学校、教育管理机构、学制三位一体的。这些都证明，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与上文所提及的其它新式学堂的建立都是不同的，后者是对新式大学堂尝试性的冲刺，而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则是划时代的分水岭。
 
在晚清，从洋务运动开始以来，中国人效仿西方建立新式学堂的意识逐渐从边缘走向了主流。从1862年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以来，直到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中国人做了三十多年的努力与尝试。这些在尝试中建立的新式学堂，有些至今还被人们所铭记，因为有后世的大学把它们作为了自己的前身（如自强学堂、求是学堂等），而更多的新式学堂却已经在历史的尘埃中逐渐被人遗忘。之后，盛宣怀在北洋西学学堂与南洋公学进行的分级学制的尝试更是让中国人看到了新式大学堂的曙光。终于，在三十多年的铺垫之下，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由中央政府所建立的京师大学堂最终打开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大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所正式大学、第一个最高教育管理机构横空出世。巧合的是，京师同文馆，于1902年并入了京师大学堂。从此，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堂与第一所正式大学融为了一体。 

京师大学堂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晚清的“国立”是指直隶于中央政府（也称“帝国大学”，即Imperial University），而民国的“国立”则指直隶于最高教育机关教育部，然而不管是以何种标准，京师大学堂都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事实上，在中国的老牌大学中，自其或其前身诞生之日起直到今日，一直是国立大学的，只有北大一家。另外，京师大学堂也是中国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自建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多学科的综合性教育，从基础性文理科，到应用类法农工医科，全部涵盖。同时，京师大学堂也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正规本科教育。1910年，京师大学堂在经过多年准备之后设立了“分科大学”，分为文科、格致科、经科、法政科、商科、工科、农科等，中国最早的正规本科教育也最终诞生。 

综上所述，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正式的大学，且其诞生从本质和基础层面上自顶向下的深刻的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百年历史。正因为此，所以才“立大学祖庭”。京师大学堂虽从“学统”上传承了延续两千年的太学，但其“真身”的诞生，却又是一个彻底的创新，且这样的“创新”奠定并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百年历史。“承太学正统，立大学祖庭”正是对北大之于中国高等教育这种承上启下、传承创新的地位的评价。
 
本文所有的讨论，都是基于形而上的历史地位与象征意义而言的，并未涉及现实层面。从象征层面而言，北大独一无二、近乎完美的历史地位不但空前，而且绝后；但就现实层面而言，北大只是一所普通的大学，北大的发展需要的不是对历史地位的沾沾自喜，而是现实的脚踏实地的进步。
 

【附注】
◎我入校之后不到一年就遇上了北大的百年校庆（按一年一届的算法我正好是北大第100届学生），耳濡目染之下，便对北大的历史有了兴趣。此后，曾在图书馆翻阅过大量的北大校史与中国高等教育史书籍，慢慢便形成了观点。撰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记录下自己的一些观点，使之不被我自己所遗忘。今年恰好是我入校十年之后，权且聊作纪念。 

◎关于“承太学正统，立大学祖庭”的说法。我最初想出来的其实是“承千年太学传统，开百年新学先锋”，后修改为“上承太学正统，下立新学祖庭”，后又简略为“承太学正统，立新学祖庭”。这里的“新学”是指“西方之学”，以此来区别于中国古代的传统之“旧学”。但后来仔细斟酌，觉得“新学”二字过于局限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就晚清而言，西学的确是“新学”，但将来或许还会有“新新学”和“新新新学”，不如干脆用“大学”二字吧。“大学”二字，古已有之，《礼记》中就有《大学》一文，但自晚晴以来，“大学”二字被用于学校机构名，其含义已经固化为“西式大学”，故而相对更加贴切稳固。所以，最终我修正之为“承太学正统，立大学祖庭”。
 
◎汉朝开创了太学，晋隋之后又有了国子监（学）等，他们或与太学并设，或替代太学。但太学作为国立最高学府的称呼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后世太学与国子监是互称的。我曾经游历北京国子监旧址，在北京国子监的第二层门上赫然挂着“太学”的匾额。
 
◎晚晴时期，往往省略“京师”二字，迳直称呼京师大学堂为“大学堂”，现有“大学堂”牌匾（现藏于北京大学校史馆）为证。这也反映了晚晴时期京师大学堂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这块“大学堂”牌匾不仅是北大的“祖碑”，而且也是今日的教育部、所有大学乃至整个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祖碑”，象征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筚路蓝缕的百年历程。

◎我曾建议学校或立石碑，或竖牌坊，或建门亭，左联刻上“承太学正统”，右联刻上“立大学祖庭”，顶上摆上“大学堂”匾额，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固化北大的历史，使之直观的见诸于人，期望形成北大校园的一个标志性景点。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也还希望能实现这一未竟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