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最初是从我这里听到中国作家王力雄的名字的。那是1998年春天，我去印度达兰萨拉访问西藏流亡社区。 当时，王力雄的《天葬》刚出版，我托朋友从香港直接寄一本给西藏流亡政府的达瓦才仁。那一本《天葬》在懂中文的藏族朋友中被抢着传阅，人人先睹为快。在和 达赖喇嘛第一次会见时，我就谈到王力雄的新书，以及他对西藏流亡政府的宣传所提出的异议。达赖喇嘛立即表示，欢迎王力雄去达兰萨拉访问。一晃四年过去。虽然我不负使命，曾以私下托人转告和公开报道的方式，传达了达赖喇嘛对王力雄的邀请，但我心里并不存有太多的指望。因为在中国政府眼里，支 援西藏等少数民族的中国人，比单纯争取民主自由的人，更要罪加一等。因此，尽管近年来中国的“西藏热”越来越升温，研究藏学的学者数以千计，但如果不是跟 着中国政府谩駡诋毁的话，少有人敢斗胆提起西藏人心中的保护神－－达赖喇嘛的名字。

没想到，达赖喇嘛后来还真的找机会和王力雄见了面，并且不止一次地真诚对话。在对西藏问题噤若寒蝉的国内知识份子中，这简直是一个异数。不过这个异数可不 是太好当，在跨越太平洋飞回中国的旅途中，王力雄是做好被定为“叛国罪”的心理准备的。好在坐牢对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对于不怕坐牢的人，中国政府也只能 睁只眼闭只眼。

由于近年来参入汉藏协会和国际支援西藏运动的活动，对流亡藏人的了解逐步加深，笔者在看了王力雄的《我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后，多少有点遗憾。我想，如果王力雄和达赖喇嘛的会见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印度流亡藏人的居住地，那么他对这一问题可能更有感性、具体的认识。

然而，作为四十余年来，国内第一个勇于会见达赖喇嘛的汉族知识份子，王力雄的贡献不小。

第一，通过近距离的观察，他告诉一直被蒙蔽的中国人，达赖喇嘛走“中间道路”确是深具诚意，从而反驳了把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描绘成“阴谋”的说法。

第二，他提出了一些很有智慧的见解，如，把达赖喇嘛这样在西方深具威望的人放在敌对位置，就是把自己放在西方公众的对立面。这一见解值得中国政府深思。

第三，他坦率地指出了海外西藏人活动的局限："流亡西藏以往所做的工作没有注意把中国普通民众与共产党执政集团分化开来。”并告诉他们这样一个真实：“最 终解决西藏问题，根本上只能取决于中国”，“不解决中国问题而单独解决西藏问题没有可能。”对于一些不重视与汉人打交道的西藏民族主义者，这些话是很有啓 示意义的。

记得2000年藏历新年时，笔者曾在巴黎支援西藏会议上，讲过类似的意思，当场引起一些热爱西藏的法国人惊奇和不满，只有寥寥几个汉学家和藏学家出面支援笔者。与笔者相似，曹长青也曾在不少场合，呼吁流亡藏人重视与普通汉人的接触。

但是，在谈到海外支援西藏的汉人时，王力雄却表现了他观察认识问题的欠缺。他说：“那种支援有点像西方人的态度，不太像汉人，”这话有点一概而论。例如我 们“汉藏协会”，几乎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不问统独只谈沟通交流”，就在国际支援西藏运动中显出了“汉人”特色。和国内的朋友一样，我们了解西藏问题的 复杂性，因此不轻言“独立”。即使是那些激烈支援西藏独立的汉人，不少人也是出于正义感，他们也还是像汉人的。汉人有着各色光谱，不能简单断定谁像谁不 像。例如在瑞典，当年支援挪威脱离瑞典而独立的人（如大作家斯特林堡），至今被认为是最优秀的瑞典人。

王力雄笔下描绘的达赖喇嘛那“一副面对天方夜谭的笑”，笔者不仅熟悉，而且理解其中的含意。尽管王力雄视达赖喇嘛为“宝贵的领袖人物”，说“未来不仅需要 达赖喇嘛拯救西藏，而且还可能需要他拯救中国。”但自认只是一介僧人的达赖喇嘛，并不具“问鼎中原”的雄心。对于今天处于转型期的巨大中国，隅居印度山区 多年的达赖喇嘛，是否有相当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也是一个问题。

虽然达赖喇嘛不可能像王力雄说的，“把自己放在中国领袖的位置上”，但王力雄这一构想大胆,新颖,极具创意。不少中国人长期被官方宣传所欺骗，至今仍然以为达赖喇嘛是“奴隶贩子”，是“披着羊皮的狼”，对于他们，王力雄这一提议显然是振聋发聩的。

笔者认为，最应该被我们中国人所重视的，是达赖喇嘛所传播的和平、宽容的佛教哲学、爱与和谐的东方精神。这些珍贵的精神财富不只是属于西藏，更属于中国。 王力雄的好主意是：写一本书，给汉人同胞介绍一下达赖喇嘛到底是什么人。笔者早在几年前就怂恿过朋友写这样的书，因为海外生计不易给耽搁了。现在王力雄有 这样想法，我们翘首等着他的新作。

以关注解决西藏问题为己任，王力雄的思考是深沉活跃的，其文章中表达的心情是急切的，他的无奈和挫折感也是真实的。在他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拳拳 之心。他不仅用其研究成果，而且用会见达赖喇嘛这种勇敢的行动，承担起一己之责。中国需要更多的王力雄式的知识份子，才能共同承担实现人类普遍价值、推动 社会进步的责任：才能以一个大民族的胸怀，去聆听弱小民族的呼喊，在不再是铁板一块的中国，开辟出一块自由讨论西藏问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