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 藏 与 文 化 

        <sub>谈起收藏不由不使我想起世界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内丰富的收藏，这些收藏清晰地记录著每一个民族乃至於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进程，同时又令我想起我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收藏家。他们不仅是收藏家而且个个都有满腹经纶的大学问。他们收藏非常丰富而且品位高超令人钦佩，同时对所收藏品进行流传有序的考证与研究，费尽必生精力著书立说，为中国历史文化留下了辉煌。宋代的欧阳修、刘敞、吕大临、赵明诚等人在收藏的过程中创立金石学，有《先秦古器图碑》（已佚）、《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集古录》、《金石录》、《隶释》等书问世。这说明收藏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清晰地告诉我们收藏应重文化。

       在中国的收藏史上，明代的项元汴(1525－1590)便是位赫赫有名的收藏大家，项元汴博古好雅，研读文史，醉心於翰墨。项元汴厌倦科举，淡於仕途，是一位鄙夷官场的风流人物。朝廷征召他入仕其坚辞不就，而把毕生精力投入到鉴赏与收藏之上，他将鉴赏心得题於书画上或著书立说。有《宣炉博论》、《墨林山人诗集》等著作传世，为我们後人积累了许多鉴藏知识与经验。项元汴工画墨竹、梅花、兰草，颇有逸趣，又精於鉴赏。他不仅喜好收集名人书画及钟鼎彜器、金石遗文，而且好藏书，他收藏非常丰富，为当时越中藏书家之首。其天籁阁所藏古籍善本与金石书画皆精妙绝论。就书画而论，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的72幅绝世书画珍宝中，大多经天籁阁收藏过。海宁徐邦达先生所著《古书画经眼要录》，仅（晋－宋代书法分册）统计，天籁阁旧藏品就有74家129种,这也仅是天籁阁旧藏书画一斑而已。例如被乾隆视为三希之一的《中秋帖》(传为晋王献之所书)、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韩的《五牛图》、李唐的《采薇图》、杨无咎的《四梅图》、赵孟俯的《鹊华秋色图》、王羲之的《兰亭序》（冯承素本）、《远宦帖》、《十七帖》、晋朝索靖惟一的传世墨迹《出师颂》等都被项元汴收藏过。项元汴倾毕生的精力和财力用於收藏古籍善本与历代名人书画，使得大量的古籍善本与历代书画珍品，通过他的天籁阁得以保存，大幅度地减低民间散佚和毁损，项元汴爲保存中华珍贵文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项元汴爲保存中华珍贵文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有史可鉴，然而在文人士大夫为主流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既使他是读书人，但他的商贾生涯也是为人们的世俗观念所不齿，在人们的意识中牟利、投资、保值是商人的天性。世俗的观念令人们忽略了项元汴的文化情结，项元汴遭受被人批评、歪曲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因此，墨林之藏，尚非好古之士的收藏，更多的是出於乡间财主自发的保值意识。最爲後人所不屑的是，项元汴每得名迹，即便加盖收藏印记，而他的印章又多为俗手所治，刻工恶劣而累累满幅，令人不忍卒睹。＂又有，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中的，以明珠精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抑且遍黥其体无完肤，较蒙不洁之西子，更爲酷烈矣。＂之类的批评与歪曲相继而出，就这类事情的出现，我认为是因人们对项元汴商贾生涯的偏见所至。就现尚存的天籁阁旧藏书画而论，都被世界各地各大博物馆所珍藏，天籁阁旧藏古籍善本、金石书画不仅数字可观而且多为国之重宝，天籁阁旧藏在中国文化史上足以光耀古今！

       清中期由於乾嘉学派的兴起，这批学者提倡朴学，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治经必从文字入手，他们研究金石学，使金石学再度兴旺起来。因此，一些收藏家把目光转向青铜器。乾隆进士纪昀、阮元他们都是学富三车的大学士，又是著名的收藏家。

        纪昀为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修官，著有《阅微草堂笔记》，以藏砚而著称，有《阅微草堂砚谱》传世为证。该砚谱所录之砚，制作精良，铭文丰富多采，包罗万象，书体精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中国文人一向有喜砚藏砚的传统，得砚而铭，赞赏砚之美德，以示己志，或对砚之制作形式发出审美感叹，或记载得砚之过程与流传有序的考证。如不方不圆，因其自然，故胜於雕镂。＂就是纪昀赞美自然之铭文。青州红丝砚今久绝矣，惟淄石之佳者颇似端溪，然新石皆粗，特旧石佳者亦罕，湖斋巡抚山东为余购得研璞一，砚甎二，皆故家所蓄，百年以外之物，此其一也。＂这篇铭文是纪昀记载得砚之过程，阐述了石之产地与优劣，考证此砚为百年以外之物而流传有序。笔者收藏的月池砚，从砚铭上就可以充分体会到纪昀在赏砚、藏砚的过程中，感悟仿古只能得其毛而未能入其髓的道理，并以仿制古砚为例，对当时部分学人刻意拟古的治学之风气，进行了有力地抨击，并告诫学人治学不可刻意拟古，刻意拟古的治学方法是不可行的，借古而开今，发之有感才是治学的根本，从这些铭文中可以反映中国一代文人的治学态度与精神，同时又体现出一代学人治学之风范。

        阮元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学者又是个大收藏家，扬州文选楼就是阮元收藏古籍善本、金石、书画的重要场所之一，同时又是他学术研究、文化生活的地方。阮元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对经学、史学、文学、哲学、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书画诸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与深刻地研究。他著述、辑录、编刻的书籍达3000多卷。其中《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就是阮元以考释彝铭为主的专著，是研究钟鼎彝器与古文字学的重要参考资料。有一件在康熙年间出土的西周青铜盘，盘上有铭文357字，後经阮元研究考证，发现这盘上357字铭文是记载矢人与散氏多年来恩怨，经周天子派人调解後，矢人将大片田地移付於散氏时所订的契约，阮元便将这件青铜盘定名为散氏盘而轰动一时。从《阅微草堂砚谱》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二书中，我们又了解到收藏与文化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道理。

        晚清时期，许多文人学士大都喜爱经学古籍、金石书画，引发了考据学的热潮，如晚清著名收藏家翰林院编修陈介祺、军机大臣潘祖荫、两江总督端方、湖南巡抚吴大澄、光绪翰林王懿荣他们都是收藏界赫赫有名的大家，同时又是著名学者。陈介祺研究秦汉书法、金石篆刻，是著名的金石家。有《斋金石文考释》、《传古别录》等著作传世。他收集秦汉印章甚多，以收藏西周青铜器毛公鼎著称於世；潘祖荫有《滂喜斋丛书》、《攀古楼彝器款识》等著作传世，他同样以收藏青铜器大禹鼎、大克鼎著称於世；在收藏界他与陈介祺被人称之为「南潘北陈」；吴大澄通过收藏，编撰了大量著作，如《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恒轩吉金录》、《十六金符斋印存》等，大都为考古、古文字学、书法方面的重要著作；端方被推为以私家藏石著录碑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残经、墓?铭大都为前人所未见，史料价值尤为珍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拉开了我国甲骨文研究的序幕，有力地推动了文字学、考古学、史学的进程，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为深远。

        综观上述所介绍的几位著名收藏家，无论是收藏金石彝器还是古籍善本乃至於书画，皆为国之重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不是为了囤积居奇，而是为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掀起了文人对金石学、文字学、考据学、史学研究的热潮，在学术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随著钟鼎彝器与甲骨文的大量出土，经过这批文人收藏、考证、研究之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文字学方面证明了《说文解字》的学术价值，提供了六书说的凭据与来源，同时也纠正填补了《说文解字》中的误释与不足，使汉字的起源及其流变更加清晰。在史学方面，以前被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现有可考史只有2500馀年，而现在是近4000年将中国“信史”往前推进了1000馀年，使《史记·殷本纪》和《帝五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纠正了它们的讹传，从而开创了以文献和地下资料结合研究的中国史学新纪元。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收藏家，他们是为文化而收藏，是为研究文化而收藏，他们热爱中华文化，热爱华夏民族，他们深知文化是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灵魂，他们不仅仅是收藏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诗曰；高山仰止＂可歌、可颂、可敬。这种收藏才真正体现了收藏的价值与意义。</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