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南海门前高喊打倒毛主席
[日期：2007-10-12]

来源：辛子凌《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391页
作者：铁流

三代贫农刘桂阳

中国的知识分子天生的软弱，好名、好利、好权、好窝里斗，说假话，没有骨气，为一点利益就牺牲朋友、同志，只想做“毛”从不愿去做“皮”，甘愿永远做统治阶级的奴才。

如果问：一九五七年右派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纵然千个认罪，万个检讨，无论怎样羞辱自已，痛骂自已，仍然是贱民。如果当时有一半的人敢于顶抗，敢于昂头直腰，结局决无如此悲惨？可是直到现在，一些人仍然如此。中国知识分子何时才有自已的脊梁？

中国农民虽然自私、落后、保守、仇富、但却有勇气，有斗争精神，对不公、不义的事情，敢于起来造反，所以我还是崇拜农民，称它为衣食父每。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1959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当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1960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饿死人的总数为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

在饿死人的这四个年头里，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站出来为民请命，敢于用笔用口说出事实的真相，无论郭沫若也好、巴金也好、茅盾也好、老舍也好，全在那里说假话，唱赞歌，呼万岁，有良心吗？

而湖南省衡南县三代贫雇农、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年青女工刘桂阳，却敢在中南海门前举着两块牌子：

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

一块上写着“打倒毛主席！”

这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英雄！我希望中华民族的历史永远写上：说真话的中国人刘桂阳！丑死那些作家文豪，你们有什么脸面？愧对祖先，愧对儿孙啊！

历史是这样记录这件事情的：

1960年6月10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问题。

在会议后的七月三日，毛泽东到北戴河避署去了。这时候，北京中南海北门外面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使他的面子扫地以尽。

一天中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靛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

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

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的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过这名青年女又双手高举着的反革命标语牌。

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拷上手铐，做了简单的讯问，口供笔录取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那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南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说明信？

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报到我们工厂去查队。

问：你的同伙哪？他们在那里？

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

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答：随你们怎样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问：你既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全家六口都饿死……

　　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一九五六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社食堂，他们日子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五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

　　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

　　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身的席子都没有……

　　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下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身，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遮下体呀，（呜呜呜）……

　　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

　　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的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

　　第二天一早，要我去离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

　　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

　　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

　　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子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

　　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公安局去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北门值班室人员不敢隐瞒，将讯问口供缮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

总书记邓小平于百忙中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与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载有这份“口供笔录”的会议简报，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呈送病中的毛泽东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脸吗。自有更“体己”的人拿给他看，并密奏刘少奇批发这份简报是别有用心（为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

一九六〇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仍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一千八百万吨钢、六千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才勉强承认了全国出现大饿荒的事实。

真的死人了吗？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粮食紧张吗？死了一些人，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但政治局委员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绝大多数、都明确肯定地向他汇报：有统计数字，各省区的农村人口在成千上万、成十万、成百万的减少，再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情况了。

这个湖南省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

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休养思考一个时期。

如没有这个湖南辣妹子冒死高喊：消灭人民公社！打倒毛主席！中国不知还要饿死多少人？刘桂阳救了中国人，救了中华民族，我由衷地敬仰中国农民。

（材料来自辛子凌《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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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为一位青年女工平反

　　1961年2月1O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五日，很快就是春节了。但每天
送到刘少奇案头上的文电却比过去更多，他的工作时间因此更长，睡
眠更少了。

　　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此之前，还开
了2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
《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的意见》。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全会正式
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这时起，开始摆
脱1958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困境，走出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高指标的误
区。这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选择。

　　八届九中全会精神在全国传达贯彻以后，各省市的文电报告就大
大增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汇报。

　　湖南省公安厅向公安部也有报告，称：该省鲤鱼江电厂23岁的运
煤女工刘桂阳， 曾在中南海西大门张贴标语：“打倒、铲除、消灭
人民公社”，因而被定为犯有反革命罪，当地法院据此判处刘桂阳五
年徒刑。通过学习 八届九中全会精神，湖南省公安厅认为，刘桂阳
出身贫农，平时表现 较好，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公安部也
许还拿不准，将这一报告转呈刘少奇，希望得到他指示。

　　刘桂阳出生在衡阳县上峰乡一个山坳里。爷爷和父亲都是地主家
的长工，经济上受剥削，人身自由和人的尊严也常常受到损害。刘桂
阳幼小的心灵里，就痛感人生的诡谲和世道的不公。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乡里很快建立了人民政权。

　　从那时起，她就热情地关注着政治。

　　1957年春天，刘桂阳结婚了。丈夫李培务是个复员军人，在鲤鱼
江电厂保卫科当厂警。工厂正在发展，对复员军人又有照顾的政策，
刘桂阳很快就参加了工作，担任运煤工。

　　1960年6月，忽然接到家里来信，爷爷病重。刘桂阳立刻请假，立
刻动身，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到爷爷身边！

　　在路上与一位跟爷爷年岁不相上下的老人邂逅。老人拄着拐棍，
行走很吃力。刘桂阳问他：“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了，还一个人出
门，是去走亲戚么？”

　　老人叹息了一声，说：“亲戚现在也自身难保，我也不好意思去。
姑娘，不瞒你说，我是出门讨米！”

　　刘桂阳对政治极其敏感，对社会主义无限热爱，对落后思想总是
保持着警惕，她惊讶道：“老大爷你说什么？现在是人民公社，怎么
还讨米啊！”

　　老人摇摇头，欲说还休。

　　去年遭大旱，收成本来不好。秋后公社却派人来反瞒产，把农民
的口粮、种子粮……尽数调集而去。今年3月，整个公社的食堂普遍断
炊。老人所在的食堂70多天没有一粒粮食，九成以上的人得浮肿病……


　　老人说的是一个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刘桂阳却是头一次听到。
鲤鱼江电厂在山沟里，那里是一个小社会。电力把光明送到千家万户，
政府千方百计地保障他们的供给，运煤工刘桂阳干的是重体力劳动，
粮食定量比别的工种又要高一些。她虽然也感到物资供应比过去紧张，
毕竟比普通群众要好得多。她从农村进人工厂，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飞
跃。因此她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生活。及至这位老人讲起农村的情况，
她还感到十分意外。

　　刘桂阳心急火燎地赶回家里，情况果然如路上的老人所说，老家
的食堂也早已断炊，许多人都外出逃荒，讨米。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心
劲强，宁愿剥树皮，吃草根，也不去乞讨。开春以来，他得了水肿病，
最近日趋严重。万不得已，才写信告诉在外工作的孙女。

　　刘桂阳心如刀绞。她接受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宣传与现实形成强
烈的反差，这个爱动脑子的青年女子开始审视现时的生活环境。爷爷
在旧社会当长工，翻身了，为什么还吃树皮草根？共青团开会说人民
公社是天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挨饿？“大跃进”号称一天等于20年，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外出逃荒啊……？！这一连串
的疑问号搅得她坐卧不宁，以共青团员的虔诚，运煤工的勇气，她决
心阻止这种给老百姓带来灾难的政策。

　　她给爷爷留下那点钱粮，又急急地赶回鲤鱼江电厂。她先去商店
买来一支毛笔，一瓶墨水，一叠白纸，关在屋里写。直抒胸臆：

　　人民公社使大家都挨饿，人民公社不好。

　　人民公社是发展生产的障碍。

　　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

　　打倒人民公社！

　　铲除、消灭人民公社！

　　这些标语式的东西，写在长条形的八开纸上，共有12张。完了，
又给丈夫李培务留下一封信：

　　李培务同志：

　　我于今日远离家乡，为挽救我爷爷和农村群众的生命贡献我的力
量，也可能献出生命。万一如此，请把儿子抚养成人。

　　爱妻：桂阳留字

　　她乘汽车到郴州，赶上广州开往北京的直快列车。7月26日在北京
站下了车，找到了国务院门口，卫兵正在执勤，指指前门的一间房子，
叫她去传达室。

　　传达室里一位40岁左右负责接待的干部，问她从哪里来，有什么
事，要找谁。她说，她是郴州鲤鱼江电厂的运煤工，来北京反映农村
老百姓的困难，她希望找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最好能面见周恩来总理！


　　口气挺大。那中年干部说：“你有介绍信吗？”

　　“没有。”

　　中年干部说：“既然没有介绍信，就把你的意见告诉我，我给你
去汇报吧！”

　　刘桂阳觉得她必须见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汇报爷爷的情况，还有家
乡的情况，只有她自己去讲，才能把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表述清楚。

　　接待干部挺严肃，说：“领导同志的工作很忙。中国这么大，各
地都来一批人上访，都要亲自接见，怎么受得了？你说你是工人，工
人阶级最有觉悟，难道这个道理都不明白？”

　　接待干部的话确实有道理，眼看要把刘桂阳说服了。她突然又改
变了主意。不行。爷爷吃完那10斤粮票又会挨饿，路上那位老人埋怨
无处讨饭。饥荒遍地，到处都是饿殍啊！你不让我去见领导同志，要
让领导同志来找我！

　　她说：“既然见不到领导同志，我告辞了！”

　　接待干部没有留她。

　　出了门，来到门楼西侧。她东西都带齐了。兜里有一瓶浆糊，她
把那12张标语式的意见，贴在西侧的砖墙上。

　　立刻有人围观。都用吃惊的目光望着她，但没有人议论。贴完六
张，剩下的跟这六张内容重复，就不贴了。

　　接待干部听到卫兵的报告，匆勿赶了出来，厉声问：

　　“这是谁贴的？”

　　刘桂阳说：“是我。”

　　接待干部叫她去传达室。刘桂阳又执拗起来，说：“不去。我一
离开，你就会把它撕了，我要守在这里，问题解决了，我就回去！”

　　约莫半个小时，来了一辆吉普车。车上跳下三个公安人员，其中
一个女的。问她姓名，年龄，什么地方人。又问这些标语是不是她贴
的。刘桂阳一一作答了。公安人员就叫她上车。车子一路呼啸，来到
一个关押犯人的地方。这时向她宣布：这里是北京西城区公安局，因
为你犯有张贴反动标语的罪行，从现在起，你被拘留了！

　　当晚进行审讯，也没有怎么苛待她。审讯结束后，责令她继续反
省，交代犯罪动机，有什么人指使，等等。

　　六天后，厂保卫科和郴县公安局来人了，将她押回郴州。铐了手
铐，但没有上脚镣。

　　郴州县法院很快作出了判决，鉴于刘桂阳张贴反动标语，恶毒攻
击人民公社，犯有反革命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在她服刑期间，爷爷去世了，还是因为饥饿。在监狱里接到这封
信，刘桂阳嚎啕大哭。不是为自己坐牢，而是她付出了坐牢的代价，
也未能使爷爷和乡亲们免于饥饿……

　　刘少奇读完湖南省公安厅的报告，沉思良久。

　　从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看，刘桂阳书写的标语内容，无疑是过激
的。公开张贴在国务院西大门的墙上，方法上也极不妥当。但从她的
一贯表现来分析，看不出她与共产党在根本利益上有什么矛盾和冲突。
她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让党中央国务院知道农村情况，使农民生活
得到改善，而不是以推翻人民政权为目的。我们也常说，好话坏话都
要听。一个工厂的运煤女工，说了几句刺耳的话，就把人家关起来，
还判五年徒刑，法律上有这一条吗？无非是那几张标语。反动标语是
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来，说明她还相信中央，怎么能说这
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呢？于是，他提笔批道：

　　同意湖南省公安厅对刘桂阳案件的处理意见，将此件寄湖南省委，
建议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
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采取的方
法，以便引导走上正确的道路。

　　刘少奇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

　　4月8日，刘少奇在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万头猪场住了六天之后，
转道韶山去长沙，与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同乘一辆车。途中，刘少奇
问起刘桂阳案件的情况。李强告诉他：已由原判单位郴县人民法院撤
销对刘桂阳的判决，予以释放。并与鲤鱼江电厂协商，仍将她留原单
位工作。同时也对她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今后，可以向各级领导提意
见，但不要采取错误的行动和方法。刘桂阳对此非常感动，一再深刻
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刘少奇说：“一次次过火的斗争，搞得不少人不
敢讲真话，有的也不让人讲真话。这怎么行呢？要营造一种讲真话的
气氛，这样，我们才会少走弯路，少犯错误。纠正刘桂阳案件，就可
以让人明白，敢于讲真话，就算过激一些，也是允许的！”

　　重新获得自由的刘桂阳，以更大的热情投入运煤工场的工作。由
于她积极劳动，洗刷了关押判刑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同志们没有歧视
她，她的生产劲头更足了！

　　然而，刘桂阳的悲剧并没有结束。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因为
刘少奇过问过她的案件，当地召开万人大会，宣布1961年对她的改判
为无效。她像死刑犯被架去刑场一样，由几个彪形大汉架上批斗台，
她看不清地面也看不清周围的人，双脚半悬空，不由自主地飞速奔跑。
她以为自己是在奔向坟墓！

　　也是在那个万人大会上，她再一次被判刑，刑期为10年。会后押
往茶陵县涞江茶场劳动改造，与另一位国内外都知名的犯人潘汉年编
在一个劳改队。这期间，她的13岁的儿子因急性肾炎而夭折，父母相
继去世，精神上和肉体上所经受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直到祸
国殃民的“四人帮”倒台后，灾难深重的刘桂阳才重见天日。她被宣
告无罪。目前她已退休，与忠厚老实的丈夫李培务依依度日。女运煤
工当年的风采已荡然无存，长期的折磨使她过早地衰老。有人去看望
她，她叹息着说：“连刘主席都没有逃过厄运，何况我一个工人？在
那个年代，讲真话难，听真话的也难啊！”

　　她没有怨言，也不后悔。

　　（摘自《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张步真著，珠海出版社
1998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