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文革：接班人之死——林彪
作者：李肃

林彪在1969年
1970年4月庐山上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对文革派的围攻再一次触动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神经。他借批评“设国家主席和称自己是天才”为名，硬是要把这场风波变成一场路线斗争。

*许一番愿 砍三板斧*

不过，毛泽东采用了两面手法。一方面，他在庐山会议结束之前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许愿说：张春桥这个人要再看他两年，现在还是保留他吧。两年以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

另一方面，毛泽东继续扩大庐山会议上的风波，矛头直指林彪。毛后来说，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砍了三板斧，就是“抛石头”，“掺沙子”和“挖墙角”。

*抛石打人*

毛泽东的“抛石头”就是通过批示和批语指责林彪和他主持的军队工作。

文革专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时，在丰台火车站同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当时参加谈话的吴德回忆说：“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从庐山一下来，毛泽东就开始组织“批陈整风”，一再让林彪手下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黄吴叶李邱作出深刻的检查，又一再驳回他们的检查。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据知情人说，当江青在叶群登门求见后，跑到毛那里为她求情，结果挨了毛的一顿训，要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

为了把问题弄成敌我矛盾，毛泽东不惜给曾经长期担任自己政治秘书，自己亲自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

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针对林彪对他个人崇拜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这“四个伟大”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几乎是公开表达对林的不满。

*安插亲信 争取老帅*

毛泽东的“掺沙子”就是向军委办事组加派了他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同时，毛还争取获得被他打入冷宫的军中老帅们的支持，包括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他召见了叶剑英，希望他支持批陈的决定，还委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处理陈伯达专案。

1970年9月10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董必武、朱德和叶剑英遇重大事件可以参与意见。

1970年11月6日，毛批准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由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实际上让江青控制了中共的人事和宣传大权。

*控制北京军区*

毛泽东的“控墙角”就是让李德生和纪登奎执掌北京军区。在这个过程中，本来不属于林彪派系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军区政委李雪峰受到池鱼之殃，被整肃。

至此，毛泽东完成了打倒林彪的舆论和军事准备。

但是毛泽东还需要找一个突破口作为打倒林彪的理由。毛泽东一直试图通过敲打林彪手下的人来逼林彪承认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而林彪也意识到毛的用心。

文革专家丁凯文说：当然知道，心知肚明。林彪在庐山会议下了庐山的时候，跟他的大将黄吴李邱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工作，大不了做彭德怀第二。

*林彪请辞接班人*

1970年10月8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秋风又起，保重身体。”林彪12日复信说：“我深感不适宜为主席的接班人，请主席酌定，我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

这相当于是变相认错。尽管毛泽东回复说：“此议不妥，你我在路线上、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基本还是一致的”，但是从毛泽东后来对林彪步步紧逼的行动来看，毛泽东并没有接受林彪的让步。

就是在这个月，毛泽东得了一场肺炎。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的回忆，毛泽东把周恩来派来的医生认定是林彪派来的，是林彪想加害于他，说“林彪大概希望我的肺烂了。”毛泽东对林彪有这么重的疑心，不接受林彪的妥协也就不足为怪了。

*消极对抗*

林彪也曾经想向毛作个检讨，并且让秘书起草一份检查。不过，面对毛泽东一副要把他制服的架势，林彪索性进行消极对抗，不给毛泽东整倒自己的口实。

在得知毛泽东指责“四个伟大”之后，他对家人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就是在这个时期，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开始介入毛林之争。林立果生于1945年，文革开始时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67年，林立果进入空军，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1969年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庐山会议以后，1970年5月，空军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首的“调研小组”，成员包括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人。

*非常手段 “联合舰队”*

毛泽东频频向林彪出手，咄咄逼人，迫使林彪考虑采用非常手段对付毛。就在毛泽东的“批陈整风”期间，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扩大成秘密组织--“联合舰队”，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地都有据点，从事搜集情报和训练骨干的工作。

记者问文革专家高文谦：毛林之争，是毛要干掉林呢？还是林要干掉毛？

高文谦：“林彪是被逼上梁山的，他有他迫不得已的地方。所以我的基本看法，在毛林(关系)后一段，实际上是毛在逼林，而不是林在逼毛。”

1971年2月，林彪授意林立果“先搞个计划”，提醒他要“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纪要》深刻揭毛 想法源于林彪？*

于是，林立果和“联合舰队”骨干3月份在上海制定了以“武装起义”谐音为题的《571工程纪要》，其中说道：“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是一个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等等，猛烈指责毛泽东，并且计划以军事手段对付毛泽东。

高文谦：“我觉得像《571工程纪要》能够写的那么一个深度，实际上它是一个讨毛的檄文了，对毛本人的揭露、认识能够到《571工程纪要》这么一个地步的，在当时并不多。

“我的看法呢，必定是有对中共高层领导层有深入了解的人，领悟极为深刻的人，这种人才能够写得出来。而这一点，我可以说，也可能林彪并没有直接看过这份《571工程纪要》，但是林立果这批年轻激进军人的这些想法，特别林立果的很多想法是得自于林彪的。如果林彪不跟他交底的话，不跟他谈这么详细的情况的话，他一个年轻人也不会了解得这么深入。”

*毛之盛怒 林之冷对*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革
1971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开会之前，毛泽东希望林彪出席并且讲话，林彪拒绝从命。毛泽东对此大为光火，借着黄吴李邱发泄他对林彪的不满，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林彪的反应是更加明显的消极对抗。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按惯例登上天安门观看广场上的庆祝活动。林彪不想参加，后来在叶群的哭诉央求之下，林彪才勉强前往呆了五分钟，而且自始至终没有和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毛泽东讲一句话，就竟自离去。

同年6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毛泽东坚持要林彪陪同接见，林彪勉强出席，但是宾主刚刚寒暄完，林彪便退到外面，直到会见结束。

不过，林彪在此期间也曾经想面见毛泽东，缓和关系。他和叶群几次打电话求见毛泽东，但是毛泽东避而不见。林彪不得不求助于他看不起而且很讨厌的江青，甚至不惜屈尊，跑到钓鱼台为江青做模特，拍下一张后来刊登在《解放军画报》上的读“毛选”的照片。但是仍然没能见到毛泽东。

与此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善罢甘休。1971年7月9日，毛泽东从军队总参二部副部长熊向晖那里了解到黄吴叶李邱没有把他们在庐山会议上与陈伯达一起围攻张春桥的“错误”公布出去。毛泽东终于找到了进一步整治林彪的借口。

他指责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甚至表示：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

*南巡倒林*

8月，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机要员的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向毛转达了她丈夫从空军党委办公室传来的消息，说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

这时，毛泽东觉得有条件解决林彪问题了。8月15日，毛泽东乘坐自己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前往南方巡视，他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告诉了周恩来，就是要解决林彪的问题，稳住他认为有可能跟着林彪走的部队。

临行前，毛泽东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我就不相信，这些司令员们就都跟着林彪走。难道解放军就都会造反不成？”也有人说，毛这次南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促使林彪有所动作。

在南巡期间，毛泽东特别接见了林彪亲自提拔和安排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还有后来被定为林彪死党的空五军政委王维国和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等人，同他们大谈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

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有人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他对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他还敲山震虎地警告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毛甚至撒谎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毛泽东在南巡中多次说，“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

毛泽东还专门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谈话，因为许世友与张春桥矛盾很大，而且在庐山会议上曾经支持林彪的讲话。许世友对毛表示：“庐山会议问题，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才放心。

毛泽东尽管也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但是他同时又说：“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他还说：“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涛、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

后来，毛泽东9月10日批复周恩来有关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准备工作的信件时就说要“补选常委”，显示在林彪被打倒之前毛泽东可能就已经做好了换人的准备。

9月6日，林立果的副手周宇驰和海军政委李作鹏分别把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报告给林彪和叶群。据说，林彪听到毛泽东讲话内容后，表示“不想活了”，做好了挨整的准备。但是林立果却不想坐以待毙，准备动用自己的“联合舰队”与毛泽东拼一个鱼死网破，或者让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分庭抗礼。

*小舰队行刺？林彪知情？*

接下来，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林立果在9月7日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9月8日，林彪发出“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武装政变的手令。林彪、林立果及其同夥随后进行了一连串的秘密行动，包括炸铁路桥和袭击毛泽东的专列，企图在毛泽东南巡途中刺杀他和中共上层领导人等等。

不过，很多文革研究人员认为，官方的说法并不足以使人信服，这一段史实至今仍然是扑朔迷离。高文谦说：

“在庐山会议以后，谋杀的问题涉及到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事实也没有办法完全搞得十分清楚。第一，林立果这个小集团，这个“小舰队”有没有谋害毛的举动？

“我觉得，无论是从当年的很多材料，其中也包括官方最新材料里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不实的，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材料都是不实的。

“我的看法就是，林立果这个“小舰队”有行动。问题的关键是，林彪对林立果这个“小舰队”要谋害毛的这个举动知道不知道，知道多少？这是问题的关键。而现在这个问题没有更进一步的材料、证据，有份量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9月3日到杭州之后就开始了反常的行踪，直接指挥自己的专列作出了各种和过去惯例不一致的做法，最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前返回北京。

进北京之前，毛泽东先在郊外的丰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随后命令李德生调动38军的一个师到北京西北面的南口待命，然后于12日下午四点零五分回到北京。

尽管毛泽东提前回到北京一事只有几个人知道，连坐镇北京的周恩来都被蒙在鼓里，但是林立果和叶群在毛泽东的专列还在丰台的时候就得到了消息。他们可能以为毛泽东发现了他们什么秘密，因此十分惊慌。

*惊弓之鸟 仓促出逃*

文革专家丁凯文说：“中共由于路线斗争之残酷，前车之鉴啊，彭德怀啊，刘少奇啊，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一旦被打倒，命运是非常凄惨的。所以这个时候，谁都怕。”

当天晚上七点多，林立果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连夜抵达距离山海关机场40分钟车程的北戴河。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偷听到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商量出走的事，出于对父亲的爱护，于晚上10点通过林彪住处的8341警卫部队向汪东兴报告说，林立果和叶群想把林彪绑架走。

听到消息，中央警卫团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在中南海和钓鱼台增加岗哨，挖掘工事，设置路障，并且在要道口上架起了机枪，如临大敌一般。

晚上11点半，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寻问256号专机的情况，并且表示要到北戴河去看林彪。已经如惊弓之鸟的林彪一家以为周恩来要来抓他们，即刻驱车前往山海关机场。

1971年9月13日凌晨，256号飞机载着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等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向北飞去，飞上那条震惊中外的不归路……

*神秘坠毁 折戟沉沙*

在北京，有人主张用导弹击落这架飞机，有人主张派飞机拦截。毛泽东发话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于是，256号飞机飞越边界，进入蒙古，继续向北飞行。然而，在飞到蒙古和苏联边界之前，飞机突然折回头，向东南的中国方向飞，最后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丧生。

*震撼全国 疑留青史*

“9.13事件”给中国带来了太大的震撼，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疑问。不过，人们起码可以确认这一点：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亲手挑选和扶植的第二个接班人--林彪被毛泽东亲手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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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班人变化的起因：林彪上 刘少奇下

来源：中华网
作者：叶匡政

【林彪独具匠心，认为犯错误是“付学费”】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结束了。但这里不能不交待一下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1月29日下午在大会上作的一次发言，该发言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林彪发言的主题虽是军事工作，但其“精华”是在开始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所谈的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林彪首先肯定：“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但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这一观点真是新颖别致!

在谈到缺点错误时，他又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又是一番非同一般的高论。

然而，最具特色的则是林彪的这样一段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把这个“三种思想”说与刘少奇的一“左”一“右”之说相对照，的确是颇令人回味的。不可否认，对于“大跃进”以来的错误，确实不能让毛泽东一人承担。邓小平在1980年4月就曾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讲这话是比较客观的。但问题是在如此公开的场合下，在大多数人都在对错误进行反思时，林彪的独具匠心的讲话就不能不说是别有所图了。林彪故意制造个人崇拜，讨取毛泽东的欢心，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归咎于是将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了“左”边去，产生了错误，把毛泽东历史上起过的重大作用加以神化，说成一贯正确而且永远是正确的，并结论说凡是出了问题，就是错误思想对毛泽东正确思想干扰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了。

毛泽东显然对林彪的讲话是非常满意的。会后，毛泽东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3月20日，毛泽东又就修改林彪的讲话写信给田家英、罗瑞卿称：“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直到1965年11月底，在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召开前十天，毛泽东还对即将前往苏州看望林彪的罗瑞卿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将这话重复了好几遍，可见该讲话留给毛泽东的印象之深。

如果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就已经准备要“打倒”刘少奇了，这肯定是不确切的。但毫无疑问，自此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深深的不满，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而在从“不满”到“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林彪的那次讲话的作用至为明显。“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江青曾在一篇讲话中称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是对林彪的讲话“内心是感激的”，也许，这可以为“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作一个注脚。在随后的日子里，林彪的升迁和刘少奇地位的下降乃至被罢黜几乎是同步，也就并非偶然了。

摘自《大往事》 作者：叶匡政 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