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8

近年来，老北京的四合院正在慢慢从地球上消失，从四合院中孕育出来，又在大，小杂院中发扬光大的“杂院文化“则以更快的速度，消失在钢筋水泥的楼林中。楼群文化时代步步逼近， 四合院文化， 杂院文化渐渐远去，不久它们就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啦。

文学大家林语堂在他的大作“中国人“中，把中国人的许多优点和缺点算到了几世同堂的大院头上， 我看是颇有些道理。但他说的那种大院还只是四合院中的一种。以本人看，这“四合院“有4 种。

1．  独家独户院，独户。

2．  独家院，一家多户，都是血亲。  可能只有一世，也可能上到五世（如果能活那麽长的话）。

3．  小杂院，一般是不超过十家， 好多还有院中院。

4．  大杂院，住家超过十家，也可能有院中院。

院的种类不同，院里的“文化”，自然也就有所不同。

咱生在“小杂院“，长在“小杂院“， 也就只有唠唠小杂院中“文化“的资格。

所谓的“杂院文化“，说白了，就是那麽一种独特的“人际关系“。 这种杂院的“人际关系”不同于学校里的同学关系，单位中的同事关系，更不同于在同一列车上，或同一个旅游团里的人事关系。它不是以个人，而是以一家或一户为基本单元。家中每个人的个人言谈话语，举止行为都会牵动整个一家和其他家的关系。 因此，家中的所有成员都要协调一致，相互配合。整个“杂院”的“家际关系”架子就这样一家一家的搭了起来。 

我家住的“小杂院“是个院中院，有前，中，后三个院子，关起它们之间的隔门来，它们都能各成一体。前院三家，郑家，马家， 和我家。马家和我家又各有一个小小院， 关上院门，与“世”隔绝；中院房最多，有六户；后院仅有一家，孙大爷家，他原是这整个院子的房东，1954年公私合营，为表示积极，把这整个院子连同他在东安市场里的一个小鞋铺一起交了公。 

在院里， 各家都有一个在院里出头露面的人，当然，他或她一定是家里主事儿的，也许是男的，也许是女的。要是男的当家，自然没得说 ， 就叫李大爷，刘叔叔，张伯伯；但如果这出头的人是位女掌柜，那甭管她本姓姓什麽，都要用她男人的姓。 像前院马家，本是婆娘主事儿，但她男人姓马，大家就叫她“马姨“。这有点像西方结婚了女人， 要改随丈夫的姓。虽然女的有实权，但表面上还要“男尊女卑“！也就因为这，经常会闹出些差子来。

记得小时候有一回，有人进院来找人，问我“雷玉红的家在哪“，“雷玉红？没听说过“， 院里的人家，我都认识， 怎麽也想不出有姓“雷“的。 正巧这时马姨走进了院大门，“呦，这不是王姐吗？ 您怎麽来啦？“，马姨惊喜地对着那来人喊了起来“。 “诶，小雷，我到北京出差，过来看看你们。。。。“。这当口我才闹明白，原来马姨叫雷玉红。

文革前，院里的邻居们一团和气。大人们互相的称呼也透着尊敬。关系不近不远的，称赵先生，钱先生；知道其职业的， 称孙大夫，李老师；关系近便的，干脆就叫，老周，老吴，郑大哥，来回来去的在院碰了面，都陪着笑脸，打个招呼。

每逢春节，院里都有个团拜，各家都出一个老爷们，组成一个队 （还是重男轻女），到所有的院邻居家拜一遍， 喝口茶， 聊两句。  那年头物资虽贫乏，但到了年节，各家还是要尽力摆出，瓜籽，花生，糖果等，来招待前来拜年的人。孩子们跟着队伍，到了一家，趁大人们作揖拜年之际， 赶紧掏上两大把花生，糖果,院里一圈转下来，衣兜，裤兜都塞得满满的。肯定有的家很心痛，心想着这是来了一群狼呀，但碍着大人的面子，谁又好意思说呢？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我爸是当医生的，院里有人病了，就先找我爸来咨询咨询；谁想买双新皮鞋，就去问孙大爷，他就会，什麽里皮，外皮，牛皮，猪皮，当下什麽鞋最好的，给你上堂“皮鞋”课；马大爷是电报局的八级电工，院里的总电闸跳了，修理的活，非他莫属；郑爷爷住在前院第一家，自动当起了义务报纸，信件收发员， 这一干就干到去世，他儿子又接了班儿。家里是双职工，又没有老人在家的，叫煤，买冬贮大白菜都是问题， 大家就把户口本，副食证交给家里有人的邻居代办，这是义务帮忙，没有Pay 的呀。谁家生了小孩，各家都会来贺个喜，送两件婴儿用的小东西。赶上红，白喜事，那各家都帮着忙活，就更甭说了。

孩子们之间有了纠纷，各家都批评自家的孩子。我住在这院十几年，从没见两家因为护“犊”子而闹别扭的。

打春了，院里各家开始拆炉子，卸烟筒， 紧接着就把埋了一冬的葡萄挖出来，上了架。放在房中的石榴，橡皮树，橘子，等等盆花也搬了出来，重见了天日。各家门前都有一块小花池，四边把一块块砖头斜着埋一半在土里，用露在地面上的一个角组成了一条花边。种什麽花的都有，牵牛花，蝴蝶脸，死不了，向日葵，西粉莲。等到了开花时节，整个院子成了个大花园，处处花团锦簇， 花香弥漫。

夏日暑伏，晚上闷热，郑爷爷就会打开大院门，让街风吹进来。大家都会着一身不讲究的短打扮，坐在各家花池边的小板凳上，摇着蒲扇乘凉，闲聊到半夜。孩子们凑在大门内的院灯下，打牌，下棋。 有葡萄架的家，总会在葡萄架下设个小茶桌，沏上壶香片来解解暑。中院的张大爷干脆，在他的葡萄架下支起个竹躺椅，呼呼大睡，他那鼾声震天撼地！咋办？大家都是邻居，只有充聋装哑，好像没听见。

到了葡萄成熟时，各个有葡萄之家都剪下几串，院里各家送送，尝尝鲜。我家种的是法国的玫瑰香，紫色的珠粒，轻轻一咬，满口的淡淡玫瑰香； 魏大爷家的是意大利的香水葡萄，翠绿的小珠珠紧紧地挤在一起，组成一串， 味道微甜带酸。最好吃的还要数孙大爷家的新疆马奶子葡萄，每粒的外形，大小都像一颗山西的大滩枣，只是颜色透明带绿， 水多蜜样甜，吃一颗，是一颗。 听说新疆的大葡萄干就是用它晒出来的。

院里人来自九州的东南西北，各家饭菜的作法，味道各有特色。咱小时候就馋，没吃过百家饭，十几，二十家总是有的，这院里的“窝边草“哪能放过？借着和别人家的小孩儿玩， 到了饭口，我就不走，人家就会让，我就大而不惭地，顺水推舟吃了下来。馋人可能都有个通病，总觉得家饭不如”野“饭香。院里做饭的高手不少，尤数马姨为顶尖，她一手能同时擀出两个饺子皮来，烙的葱花千层饼那个香，什麽时候想起来，都口舌生津。

文化革 命铺天盖地而来，阶级斗争迅速取代了一团和气的处世哲学，杂院里的“文化” 也跟着变了。赵先生因是工农兵或革干，改称赵同志；  老周戴上了“地富反坏“的帽子，改叫成“周老头“。 同阶级的同病相怜，见面还按老称呼，打个招呼。 不同阶级的，就只有崩着脸，低头而过，装没看见。孩子们好像阶级觉悟还提高的没那麽快，继续张大爷，马姨的叫着。各家照样夏夜在院里乘凉，但串家聊天的少了，人人自危，怕不知何时又祸从口出。那年代，大义灭亲的比比皆是，更甭说邻居了。

文革后，没有阶级之分了，老称呼也恢复了，还添上了新称呼， 李老，赵工，王总，张处。各家的花园，从1969年挖的，反修防苏的防空洞变成了1976年唐山地震后盖的地震棚， 又从地震棚变成了80年代流行的杂货棚或小厨房，院貌早就面目全非了。

刚刚改革开放时，院子所在的地方要盖台湾大饭店，全院的人被搬迁到东，西， 南， 北城，住进了居民楼。 老邻居们是院倒邻居散，一开始还有个联系，慢慢地就各奔了东西， 很少联络了。 

在当前这 “自家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拜金时代，回想那远去的杂院生活，心里还是暖乎乎的。 人是社会，群体物种，需要社会，群体的互相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