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1。杨尚昆

2。毛泽东在庐山（1961年）

3。庐山会议旧址





文革中，彭德怀被批斗

杨尚昆披露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彭德怀真相
2008年01月《百年潮》杂志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

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

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

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

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

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

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

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

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

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

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

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

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

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

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5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

13日。毛泽东提出5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11人小组，限2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

遵照这一指示。起草小组立即开会，给“秀才”们分题目，分头起草，由胡乔木抓总，我负责组织联系。

当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随即付印。

14日凌晨印出清样，各小组全天逐条逐句边讨论、边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各组同志人手一份。

15日各小组全天都在开会讨论《记录》。那几天，时间抓得很紧，真是分秒必争，大有会议即将结束之势。

7月15日，就在各组讨论《记录》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

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

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

各组对《记录》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尽管前一段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很多，后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多数表示赞成，但是在最后形成正式文件时，就要字斟句酌了。

有人说《记录》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对存在的问题写得过于具体，会给群众泼冷水；有人说《记录》对缺点看得过重，是一个泄气文件。

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责《记录》和《意见书》“唱的是一个调”。这表明，当时虽然许多同志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要纠“左”；但另一方面，自己头脑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绪并未得到克服。

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

7月17日，彭真到达庐山。

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记录(第二稿)》，意见还是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

不料，23日，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风云突变。但这时刘少奇仍然要求起草小组尽快改出《记录(第三稿)》，争取提交会议通过，形成正式文件发下去。

24日，毛泽东也在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说，《记录》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实际，有利团结工作。

起草是个过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满意，现在三稿准备发表。但是随着会议反右倾的不断升级，《记录》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议题是：(一)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二)总路线问题。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但是人们习惯上把这次会议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

从纠“左”转向反右

杨尚昆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

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

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

他和我们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

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

这封万余言的长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问题，指出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蚀；关于农民和工农关系问题以及计划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等；也反映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指出铺张浪费之风严重等。

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收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

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

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7月30日，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

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

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作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吧。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

其实，张闻天、周小舟根本与军事无关；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

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蒙了。

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

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

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

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

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

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是肯定了成绩的。

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

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的一面。”

他指出：“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

张闻天的发言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讲后反应很大。

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

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

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

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

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

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

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

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

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

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

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

(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

(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

(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这又引起巨大震动。

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

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

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

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

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

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

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8月1日，

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

林彪调子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来招兵买马的”，“想当大英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又说这次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消除了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隐患和避免了经济上出现大马鞍形。林彪的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邓小平、陈云因病留守北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

保护“秀才”过关

庐山会议期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由于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并私下对“三面红旗”有所质疑，被卷入到批判当中。

最初由彭真提议，几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最终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过关。

杨尚昆在这期间为此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他给我们简略讲了讲这个情况。

在上庐山的路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就有一番议论。

“秀才”们说话百无禁忌，尽管他们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响，但他们面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不能不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

会议开始不久，“秀才”们开始接受起草庐山会议记录任务，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继续纠“左”问题上。

当时，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调查中反映浮夸问题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参阅，引起四川省委负责人的不满；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还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负责人发生了争吵。

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以后，“秀才”们都反映写得不错，同他们起草的《记录》基本观点相同。有的组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提出批评，田家英、吴冷西还作了解释。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风云突变，这对“秀才”们如晴天霹雳。

有人批评田家英反映四川问题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评吴冷西和彭德怀一个鼻孔出气，“犯了路线错误”。使“秀才”们最担心的是他们在会下议论过的一些“私房话”，如果泄露出去，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秀才”们会下议论过的“私房话”还是传出去了。

当时，会议除集中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开火外，那些曾经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观点的人，也无不遭到严厉指责，批斗范围有进一步扩大之势。

彭真就来找我商量，提出要保护“秀才”。为此，彭真、薄一波和我专门找李锐谈话，要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扯宽了。

我把这个意思向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汇报，他们也表示同意。

随后毛泽东分别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批评“秀才”们前一段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同时又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说过两天向会上打个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

我到“秀才”们的住地，告诉他们：主席已经要我向各组组长打了招呼，要他们集中精力开好八中全会。不要再提“秀才”们的事情，你们可以放心了。

8月11日。毛泽东在八中全会上作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等同志作了系统的批判，同时也讲了要“保护秀才”。

他说军事俱乐部那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

他还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就正式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保护过了关。

但是，庐山会议后。中央根据庐山会议对“秀才”们的揭发材料。仍决定对他们立案审查。

10月，彭真两次找“秀才”们谈话，核对材料。几位“秀才”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和申辩。

10月17日，毛泽东找四位“秀才”谈话，说你们在庐山的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的人。至此，事情宣告结束。

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杨尚昆这个办公厅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

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

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

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

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

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

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

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

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

他提出。如果允许他外出调查。行前希望见主席一面。

我立即把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过了些日子，毛泽东批回来：“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

10月23日，我去彭德怀处，把毛泽东同意他下去调查的情况告诉他。

25日晚，彭德怀到我的办公室，交来一份去湖南的调查提纲，并要求中央办公厅给他派一个临时秘书，随他去湖南。帮助整理调查材料。

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来。对他说：“彭德怀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乡看看，作些农村调查。因为庐山会议后彭原来的秘书都回军委去了，这次他下去要求中办给他派一位同志帮他整理材料，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

金石有些紧张，我对他说：“彭德怀现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你还是要尊重他。你帮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有错误由他负责，与你无关。”

10月30日，彭德怀离京去湖南。

他到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在湘潭，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待。

11月3日，彭德怀就到了他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村。

一个多月以后，彭德怀从华国锋那里得知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地、县委和大的厂矿企业一级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要，决定立即结束湖南调查返回北京。

彭德怀这次去湖南，历时50多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他要金石交给我，并附信说：“这些材料都已经和省、地、县委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如有错误，完全由我负责。”

我把彭德怀的几份调查材料，连同金石写的随彭德怀去湖南情况的报告，一并报送毛泽东。这件事，事前经过毛泽东批准，事后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从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上讲都是无可指责的。

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

但是，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

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

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

当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

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

在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全会还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后来。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

原来，彭德怀在湖南调查结束后，湖南省委曾正式书面报告中央，反映彭德怀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这时却又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当时有“反党言行”。

这次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收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德怀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

这个《报告》送我印发时，我发现《报告》上把那些随彭德怀去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字也写上了。我当即打电话给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说那几个随行人员都是组织上派去做具体工作的，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这样，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新的株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