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杨

为了安慰自己，我只能把高考看作是对自己学习成绩的一次检验。这种阿Q精神对于走背字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它能使人跳出世俗名利的樊篱，避免过分执着于一时的胜负得失。把什么都看开了，上不上大学也就无所谓了。

既然把高考仅仅看成对自己学习成绩的一次检验，我倒真想了解一下自己的高考成绩。就像到医院检查身体，一个劲儿抽血量血压的，完事之后连个检查报告都没有，对身体的各项指标一无所知，那不是瞎忙乎了吗？77年高考不公布分数，很多考生考完后两眼一抹黑，没考上也不知道具体原因。78年的高考就做了很大改进，分数公开，考生可以查阅自己的高考分数。

于是，等到高校都开学以后，估摸着录取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亲自去了一趟位于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北京市高考招生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位说话和气，举止文雅，戴着一副白边近视眼镜的女老师。她一看我的准考证，不费吃灰之力便找到了我的档案。说我的分数高于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招生办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向各个大学推荐，但都被人家退回来了。截至到目前为止，全市过了重点大学分数线未被录取的考生一共有六个，基本上都是政治原因。她还面有歉意地告诉我，这些天招生办也在想办法尽快解决这几个考生的问题，有了好消息随时通知我。好像我们未被录取是招生办的责任似的。

这位女老师的态度使我心存感激，也再次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火花。

过了没几天，我又去了一趟市招生办，了解事情进展情况。接待我的还是上次见到的那位女老师。她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各学校补充招生的工作已基本结束，没有任何学校敢于招收像我这样的学生。她给我分析了原因：虽然我的问题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是，政治结论不改变，各大学招生人员也不会为了招收一个普通学生甘冒政治风险。因此，她建议我先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解决了，大学录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她的分析非常中肯。看来，要想上学的话，必须先上访，争取早日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

78年，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出现宽松气氛。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在理论上为党内改革派制造舆论，在政治上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在社会上，长期受压的“地富反坏右”也熬到了出头之日。随着紧锣密鼓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错假案”，中央一声令下，除了几个个别当摆设的右派，给几乎所有右派分子都摘了帽子。

上面风声大，底下雨点小。虽说有头有脸的人物平反的平反，官复原职的官复原职，但是，我们这种一介草民，你自己不张罗，就没人想得起来你。要想早日改变自己的处境，就得主动找上级有关部门申诉，就要上访。

从打吃了官司以后，我这人就不愿意跟公家人打交道，见着各种衙门都犯怵。这一说要找上边的衙门解决自己的问题，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道找什么部门好。就咱这点儿事儿，横是不能上中南海信访办吧？想来想去，还是得找北京市公安局。

一般来说，公安局要不主动抓你，它那大门还挺不好进。我那天好不容易进了市局大门，接待的人哪有耐心听你申诉啊，没两句话就给我打发了。

“你这事儿，和我们没关系，谁抓的你，你找谁去”。您说这不是不讲理嘛，我知道谁抓的我呀？我当时敢问吗？

人家二话没说，叫你走人。我这人不善于求人，也懒得跟他们废话，出了市局大门，蹬车直奔位于大兴县胡同的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虽然我不知道谁抓的我，但我知道我最先进的是东城分局拘留所。

东城分局的大院离我姐姐家不远，我却从来不愿打那个门口经过。要不为了上学，说什么我也不情愿再进这个门。进去之后，等了半天，好不容易等出来个接待人员，听我把来意一说，人家态度倒挺好，说你在我们拘留所呆了差不多一年，又是从我们这转到劳改场的，你的材料我们这都有。但是，你的问题我们无法解决。

“为什么呀”？

“不是我们抓的你呀！你是被你们学校送进来的”。一听这话，我还真没的说了。这位警察大叔倒是个热心肠，给我出主意说，你得先找你们学校，叫学校给你平了反，你这事儿不就结了吗？

虽说忙乎了一天，总算有所收获，知道该找谁了。比起那些在永定门外风餐露宿来京上访的外地人，我真是太幸运了。

出了分局大院，回头看看这座衙门，还是感觉这个地方阴气逼人，尽管里面也有一些不错的人。

第二天，通过在学校工作的发小找到了我们学校的领导。才几年的功夫，这所中学也物是人非，当年宣布把我开除学籍扭送公安机关依法严惩的副校长似乎已破红尘，除了向我表示歉意，也为尽快解决我的问题尽了他的努力。但是，学校的事儿不是他一人说了算，还得经过校党委讨论研究。那年月，研究研究倒不意味着“烟酒烟酒”，却是一种推搪的婉转表达。

学校经过反复研究，最终给了我一纸《平反通知书》。谁承想，这张《平反通知书》对于解决我的上学问题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我既不属于学校的人，学校也没有权力调动我的档案。有这个权力的还是北京市公安局。

就这样，皮球又推给了北京市公安局。我拿着材料找东城分局，分局再上交市局，之后就是无尽的等待。你再怎么催着人家给你办，人家就是不着急。全市那么多冤错假案，你怎么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吧？你上学着急，人家蹲在监狱的就不急吗？死刑犯的家属就不急吗？几次到公安局上访办催问此事，答复都是叫你耐心等待，你还能有什么脾气呢？

于是，我就排队等着平反。像莫斯科人排队买东西一样，排到了，算你走运，排不到，也甭怨天尤人。不过，对于平反后插班成为78级大学生，我已不抱希望。就凭政府衙门的办事效率，等着平反上大学，那还不把人急死！

正当我琢磨着是不是明年接着再考的时候，传来了北京市创办大学分校扩大招生的消息。

77和78这两年的考生多，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上大学，当时的北京市长林乎加办了件好事，那就是推动创办大学分校的工作。几个月的功夫，三十多所大学分校筹建完毕，并且当年招生，为78年参加高考而未能进入大学的数万名考生提供了上学的机会。

北京市建立大学分校，扩大招生的举措，也为我搭上78级的末班车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实，到这个时候，我对上学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在那种个人无能为力，制度冷酷无情的环境中，听天由命是我的唯一选择。

人的一生充满了偶然和必然。78年年底的一天，在没有任何期盼的情况下，我接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分院的录取通知书。这事儿对我来说实在突然。一方面，平反的事儿没丁点儿消息，另一方面，我的报考志愿也没有这所学校啊。

后来，我们系主任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分院招生时看到了我的档案，院长李越然先生当场拍板，这考生咱们先要了，出了问题我顶着！文革中，李越然先生被打成“苏联间谍”，在秦城蹲了七年监狱。因而，遇到像我这样的考生，就惺惺相惜，就敢仗义执言。正是因为李越然先生的大胆决定，我才有幸在反革命帽子尚未摘除的情况下，成为78级的扩招生。

1979年春季开学时，离开学校多年的我，历经艰辛，终于走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分院大门，开始了又一段新的生活。

三十年前的风风雨雨，曾经走过；三十年后的今天，更能体会苦辣酸甜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