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晚茶亭

二十多年前我拿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奖学金，第一次到瑞典进修，抵达后 一时找不到住处, 导师让我先住在系里一个同事家里。同事叫奥纳, 在系里管杂务。他人五十余岁, 头半秃, 腿略有点罗圈, 身板却厚实强壮。他开车带我到他家, 半路上就打电话给他夫人艾丽特，叫她快回家，说家中要住一个中国房客。艾丽特是研究所的清洁工, 个头比她丈夫还高，头发金黄，眼睛碧蓝，是典型的北欧女人。她一到家就忙着吸尘, 帮我料理房间。晚上, 夫妇俩拉着我去拜访邻居, 一定要让左邻右舍都知道, 他们有了一个朋友, 是医生, 来自遥远的中国。那股高兴和自豪, 溢于言表。

奥纳客厅里有一个大磁花瓶，他问我可是中国货。那花瓶有半人高, 四面镏金画着仕女, 透着东方的神韵。瓶上无字。我说得看看底部, 心想或许有乾隆或景德镇的印记。奥纳双手抱起花瓶让我看, 底部一片白, 什么字也没有。再看瓶里, 也是白灿灿一片。我祗得说:“或许是, 说不准。”奥纳看着我, 一脸困惑, 弄不懂一个中国人怎么鉴定不出花瓶是不是中国货。

转身他又把我带到他们的卧室。墙上有一幅水墨画, 画上一只小鸟亭亭地立在一根芦苇上, 画的左下方有“白石老人”四个字。我指着这四个字说“这是中国最有名的画家。”他一听双眼发光:“真的吗?” 齐白石当然是中国的一代丹青, 但这幅画无疑是一个初学者临摹的, 其幼稚和粗浅, 我辈外行也一眼看出。他墙上的画经常换, 也许听了我这句话, 这一幅白石老人的画竟十几年雷打不动, 一直挂着。

奥纳最爱玩弄钟表, 家里几乎每一面墙上都有挂钟, 每一张台子上都有座钟, 有一个抽屉里竟是一抽斗手表。晚上, 艾丽特早早上床睡了, 因为她每天早晨五点就要上班。奥纳无事, 就坐在餐桌上拨弄钟表。那些大钟小表, 一个个开膛破肚, 躺在桌上。奥纳用他那胡萝卜一样粗的手, 捏着细螺丝刀, 笨拙地东捣西戳, 样子显得有点滑稽。那些钟原本就不准, 在奥纳的舞弄下, 似乎更不准了, 一个个叮叮当当地乱敲着。艾丽特在床上, 迷朦中听到钟声, 问道:“奥纳, 究竟几点啦?” 奥纳就说:“你别问我, 睡你的吧!”

我在他们家住了才两天, 夫妇俩就要去伦敦度假, 为期一周, 房子就交给我了。这房子上下两层, 三室两厅, 两间浴室, 一个桑拿浴室, 再加厨房, 餐厅, 汽车间, 花园, 全交给才认识了两天的我。我感到责任太重，也感到他们似乎不该这么信任我。奥纳夫妇有一对儿女, 都住得不远。我说:“你们可以叫你们儿子回来住几天。”艾丽特闪着清澈的眼睛问我:“为什么?” 我正不知怎么说好, 奥纳却交给了我他们儿女的电话号码, 说:“你如果有什么困难, 可以找他们。”随后说:“你别拘束, 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好了。”

我在他们家住时, 伙食自理。瑞典人特别爱清洁，不少瑞典人尽管爱吃中国菜, 但不爱做中国菜时那股油烟。奥纳夫妇一任我油炸煎炒，绝无半点不快。我有时实验做晚了, 回来后还得做饭弄菜, 艾丽特就说:“你教我怎么做中国饭吧, 我可以帮你先把饭做好。你回来就祗需烧个菜了”然而 当我真的教她时, 才知道不容易。瑞典是一个高度规范化的国家，什么都按章办事。艾丽特学做饭也如此，她 一定要弄清楚多少克的米, 放多少毫升的水, 在多少温度的炉子上, 大火烧几分钟, 小火焖几分钟。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做饭，一向凭经验, 为了教她, 不得不把经验总结成条文, 一条条写给她。

在他们家里住了一个月, 我找到了单人公寓， 俩口子兴致勃勃地和我一起去看房间。房里有家俱, 但没有床上用品; 有厨房, 但锅碗瓢盆一概缺如。艾丽特说:“没关系, 我们来安排。”回家后就翻箱倒柜, 从枕头、床单、 被褥、 浴巾, 以及床头的站灯, 全给我配齐, 塞满了汽车的后厢。尔后, 又跑到厨房, 把一应炊事用具, 包括咖啡壶, 餐巾纸, 装了两纸袋。还特地给了我一个压力锅, 让我烧鸡汤。坐定后奥纳正要开车, 艾丽特一拍脑门, 叫道：“等一等！” 说着又奔回家, 墙上取了两幅画, 窗台边顺手捧了两盆花, 这才心满意足。看她那认真和兴奋, 就像送游子远行, 女儿出嫁一样。

当我单人公寓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临分手时我把他们房门的钥匙还给他们, 夫妇俩都说:“钥匙你留着, 这样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那儿是你的家。” 我听了, 胸中涌起一股暖流。“那儿是你的家”, 多么值得珍重的一句话。

搬到公寓第二天晚上, 听奥纳在楼下叫我。开门一看, 祗见他双手抱着个二十四寸的电视机, 登登登地上了楼。那是一种旧式的电子管电视机, 死沉死沉, 累得他呼哧呼哧地喘气。原来他花了半天时间, 跑了好几家旧货店, 才替我觅得这台电视。“德国货! 质量好极了!” 他一边抹汗, 一边高兴地说。

自我搬出后, 他们依然替我留着房间, 床上用品, 一应如旧。我起初每个周末都去看他们。他们看到我, 总亲热得很, 忙着告诉我家里的事: 儿子要开饭店了, 女婿有了新汽车, 苹果树开花了, 花园里发现了小刺猥......。我玩晚了, 就睡在他们家。后来我实验越来越忙, 有两三个星期不去了, 奥纳就来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家来看看啊?” 他说的是“回家来”, 而不是“到我们家来”。他们视我为他们家庭中的一员, 还需要证明吗?

大约半年后的一天, 奥纳在系里低声告诉我, 艾丽特乳房普查时发现得了乳腺癌, 下星期开刀。 我一听，当天晚上就赶去看她, 因为第二天我要到法国马赛去开会。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轻轻敲了一下门, 是奥纳开的门。进门后看到艾丽特在厨房里削土豆。她和我打招呼, 笑了一下, 但笑得有点凄惨。我发现她眼圈有点红, 想来哭过了。我从医生的角度安慰她, 劝她不要害怕, 乳腺癌发现得早, 手术切除效果是很好的。艾丽特说:“我知道, 我也不怕, 反正这是上帝的意思。我只是舍不得我的外孙, 他才两岁多。”说着又流泪了。奥纳这时正坐在地板上, 没事找事地在收拾外孙扔了一地的玩具。看到艾丽特哭了, 就喃喃地说:“艾丽特, 别这样, 别这样......” 奥纳心直口讷, 不知道该怎样安慰自己的妻子。

艾丽特听说我第二天要去马赛, 然后还要到巴黎一游, 立刻放下手上的土豆, 说：“我有一本巴黎导游, 英文的, 让我找出来给你。” 我忙说:“别找了, 我去买本就是了。” 她说:“英文的不好买, 法国人不愿说英文。” 说着就一个抽斗一个抽斗地找, 最后还是站到凳子上, 从冰箱顶上找到那本书。这时, 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疾病, 又象帮我搬到公寓去一样热情周到。

我开完会, 又在巴黎耽了五天, 回到研究所已是十天后了。当天下午我骑自行车到奥纳家去, 想打听一下艾丽特手术的情况, 也想知道她在几号病床, 我好去探望她。谁知骑车到他家, 却看见奥纳夫妇站在家门口的树荫下。艾丽特一看我来了, 就朝我挥手。 “手术还没有做吗?”我问。
“做过了! 一切顺利!” 她兴奋地说, 并像孩子一样张开手臂说:“给我一个拥抱吧, 祝贺祝贺我!”
拥抱？我还从没有拥抱过一个外国女人呢！我略微迟疑了一下, 但还是拥抱了她, 拥得有点笨拙，有点僵硬。 奥纳看了哈哈大笑，说：“嗨，你怎么还不会拥抱女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