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整彭德怀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 刘少奇巴不得老彭把事闹大,让毛收不了场,下不了台.自己来收拾残局,再顺理成章的赶毛下台.老彭是只出头鸟,毛不把他打下去,就面临下台的败局.当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都是毛老头儿一人闯下的大祸,罪不可恕.  

毛是牛人而不是圣人，所以犯错是难免的。不幸的是他掌握了最高的权利，所以犯的错
比别人犯的错都大。其实中国的古代虽然不民主，但是古人也意识到了皇帝犯错回导致
可怕的后果，所以有谏官这么个称呼，甚至还有"文死谏"的说法。
本朝开国前，毛还算是从善如流，比如粟裕和他的几次争执。毛的肚量并不是很大，比
如后来整彭德怀，简直就是翻小肠。从个人本性来说，都爱听阿谀奉承，而不爱听直言
。但是毛在建国后在拒谏这上面做得特别出类拔萃。首先玩了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
蛇出洞的结果是把党外的敢于说真话的人一网打尽，难怪571工程纪要说他是新时代焚
书坑儒的秦始皇。
然后在庐山会议上打倒了彭德怀一伙，党内剩下的敢于说真话的人也在文革之中消灭殆
尽。
林彪和毛走的最近，应该说对毛吃的最透，他说毛"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
功为己，过为人"。 所以林为了自保，选择了迎合毛的策略。

毛到了后来，为了掩饰自己的前一个错误，不惜犯下另一个错误。真实的目的不过是为
了个人私心，却自我催眠是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进而玩弄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反手
为云，覆手为雨。结果是，他越来越怕别人谏了。后来林彪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败死，
但没想到林彪竟然留下了日记和571工程纲要，这些真话把毛阴暗的内心从耀眼的光环
中剥了出来，所以毛非为林彪而病，而是为林彪的话而病也。

后唐有个叫康澄的人说：“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
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涸不足惧，蟊贼伤稼不足惧；贤人藏匿深可畏，
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
畏。”
大意是说各种自然灾害不用害怕，牛屎版的一堆苍蝇整天嗡嗡叫也不可怕。那么到底什
么东东非常可怕呢？
第一是贤能的人不能够上位。要升官得请客送礼，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揣摩上意，如
此循环，结果就是小人当道了
第二是百姓不安于业，如果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比如农民不安心种地，工人下岗，搞
得闲杂人太多，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第三是上下相徇，一个人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整体性的腐败。
第四是廉耻道消。越是呼唤什么的，往往就是缺乏什么。现在喊八荣八耻，也反衬出整
个社会风气趋向于寡廉鲜耻。
第五是毁誉乱真。错的变成对的，对的变成错的，无论怎样的坏事都有人辩护，做好事
的大家就要质疑他的动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
第六是直言蔑闻。就是没有人说真话，也不愿意听别人说真话。

即使在现在，这个直言蔑闻也难以克服。究其源，是毛乎？还是制度乎？


提要：“文革”的准备阶段，当始于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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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天辨诬董狐篇”

作者：李冰封

　
这篇文章是二十三年以前就准备写的，因材料不足，未能动笔。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全会精神深得民心、党心，举国上下，热气腾腾，拨乱反正，方兴未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这家出版社出书的状况也十分红火。1980年3月，刘少奇的平反大会刚开过不久，湖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怀念刘少奇同志》一书，深受读者欢迎，第一版第一次就印刷了七十八万册，很快销售一空，书中收有吕振羽的《少奇同志和南京谈判》一文。组稿的编辑，见到了吕老及其夫人江明，回来后，向我谈到了吕老的有关情况：

历史学家吕振羽是1963年年初就被拘捕的。当时，他是中央高级党校历史学教授兼历史教研室顾问。被拘捕的原因，谁都不知道。公安部门派人通知他的夫人江明，不准对任何人谈到吕振羽的去向，只能说他出差去了。吕被拘捕不久，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的谢觉哉来吕家看望吕老，江明也只是不断哭泣，不能说出吕老的去向。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吕被正式逮捕。在吕被捕期中，审讯约八百次，其中有七百多次，都是关于1935年11月开始举行的、历时九个月的国共两党谈判联合抗日事。去南京谈判的共产党代表是周小舟，联络员是吕振羽。开始谈判时，吕尚未入党，在谈判期中才参加了共产党。

　　谈判的指挥，是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当时化名陶尚行。整个谈判期间，吕振羽并不认识且未见过刘少奇，直到1941年他在苏北根据地的华中局党校，才第一次见到这位当年谈判的幕后指挥员刘少奇。

七百余次审讯吕振羽的重点，是要他制造伪证，证明刘少奇进行了“配合蒋介石消灭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活动”，并说刘少奇等人“跪在蒋介石脚下，充当了革命的内奸”，硬说南京谈判是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干的。

这件事，实际上已内定了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想方设法，多方制造伪证，来为这三重大罪定性。

当时，我就觉得，或许这就是暗无天日的“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开始。但由于材料不足，且有些材料也只是“孤证”，还要进一步研究，故文章没有写成。吕老也于当年（1980年8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直到2002年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一本书：《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朱政惠著。朱政惠是吴泽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而吴泽又是吕振羽早年在北平中国大学教书时的学生）。此书是朱政惠在他的博士论文《吕振羽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上，扩充写成的，其中第十章《最后的奉献》，详记1963年吕被捕后十二年中的情况。除了有些情况是江明的口述外，主要引用了这段时间吕振羽的诗文，历史学家侯外庐等人的记述，以及吕逝世后张爱萍等人的悼诗、悼文，材料甚为丰富。

由于受朱政惠这段文章的启发，我又找出了《周小舟传》，书中详记了南京谈判的经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还翻阅了《刘少奇选集》下卷有关文章，并重看了《怀念刘少奇同志》一书，重新参阅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等。面对史料，经过综合思考，觉得以下各点主要事实，都可完全证明“文革”的准备阶段，当始于1963年。

（一）1962年12月，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吕振羽参加了这个学术讨论会并在闭幕式上讲话。同时，他还到湖南邵阳师专作了一次学术报告：《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因为邵阳离吕在抗战开始时创办的有名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很近，离吕的故乡武冈也近，所以他还有可能回这些地方看看，故于1963年1月才乘火车返京。传说，返京时，车到丰台，吕被拘捕，公安部门并通知他的家人，不许外传吕的去向。

　　1963年1月到1967年1月，拘捕期内，实际上是要他写出伪证，证明刘少奇在南京谈判期间，充当内奸。但拘捕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这段期间，吕身边只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但他仍然潜心于他的学术研究，写出了各种史学评论二十万字，约二十余篇，并撰成《学吟集初草》约十万言。

　　1964年2月23日，他在被囚禁的地方，写下《甲辰元旦试笔》一诗，诗云：“脑力衰颓羡岁华，倔强犹欲看朝花。近今史事须雕续，往旧吟哦待选拔。民族余编胸有数，哲人补述尚多家。卅年假我殷勤学，夫妇同窗愿不赊。”此诗说明他虽被拘禁，但心境平和，仍想努力做史学研究。

到1967年1月，他被正式逮捕投入京郊监狱，前面讲的“审讯约八百次，其中七百多次都是为了南京谈判”，估计就是在这时进行的。但他仍没有屈服。

　　1968年12月，他在狱中获悉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的消息时，万分震惊，成诗云：“二十世纪‘风波’寒，三顶帽子绝代冤，忠奸功罪全颠倒，吁天辨诬董狐篇。”诗的末句是说，他要吁天辨诬，用董狐之笔，为刘少奇鸣不平。

　　他自己也在狱中，处境十分艰难，敢于这样写，敢于讲真话，实在也要有很大的勇气。写这样的诗，也证明他拒绝提供“伪证”。

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吕的夫人江明上书鸣冤，吕才被无罪释放。从1963年1月到1975年1月，他被囚禁整整十二年。

（二）1935年11月开始的南京谈判的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

1935年11月，吕振羽收到国民党政府铁道部科长、湖南同乡谌小岑的一封信，大意说：东邻侵凌，姜龚两府宜联合御侮，兄如愿作伐，请即命驾南来。姜、龚两府，即暗指蒋介石一方和共产党一方。这封信，是宋子文找了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常务次长曾养甫，由曾出面，找谌小岑写的。

　　谌小岑请当时担任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翦伯赞（也是湖南人）牵线，找到了吕振羽。吕当时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接信后，即把此信交给北平市委周小舟。周小舟说，市委讨论后再答复。过了数日，周通知吕，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

这里有一个重要情节，应着重说明。原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为此重要情节写了证明材料。他证明：周小舟就南京谈判事，请示了北方局，北方局报告了毛泽东，并建议派周小舟、吕振羽去谈，毛回电同意。这就是说，不是后来办案人员说的“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干的”。安子文的证明材料原件，现存中共中央组织部。〔1〕

此后，多次谈判过程中出现了分歧。1936年8月，国民党政府遂通知“南京谈判到此终止。以后由武汉电台和延安电台直接联系。”曾养甫还表示，希望周恩来来南京，或张冲和他自己去延安，继续谈判。

南京谈判的过程，自始至终都是在北方局领导下进行的，北方局也都及时报告中央。同年八月，周小舟还携带全部材料去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南京谈判全部经过和有关情况。

　　据吕振羽在《少奇同志和南京谈判》一文中指出，这次谈判的全部材料，在“文化大革命”前，尚存中央档案馆。当时，周小舟到延安后，还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旋即担任毛的秘书。

这说明了“文化大革命”中，“捏造事实，罗织诬陷，颠倒黑白，人妖不分”的主要特点，在它的准备阶段，已就暴露无遗了。

（三）在党的七大以前，刘少奇就是党内公认的“第二把手”。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他变成了“躺在斯大林身边的赫鲁晓夫”，而且对这个“赫鲁晓夫”要用制造伪证的办法，栽诬以大罪，置之于死地﹖这个问题，应该是研究中国“文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从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看到，1958年8月17日，在整所谓“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还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主要发言。

　　刘少奇的发言，远离了实际状况，讲了许多过头话。他在讲话中进一步赞扬毛泽东，并积极提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刘少奇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要一贯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进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

刘少奇还说：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苏共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2〕

这时，刘少奇当然还没有变成赫鲁晓夫。但他讲这话的时候，中国人民在“大跃进”的口号下，正经历了一场大灾难。

“饿了两年饭”（刘少奇语），1961年初，为纠正农村中“左”的错误，党中央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中央许多领导都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刘少奇于1961年4月到湖南长沙、宁乡两县做了四十多天的调查。

　　1961年5月7日，在他的家乡宁乡炭子冲和农民的谈话，就讲得很实际，入情入理，他讲了解散食堂的问题（笔者当年曾被下放到离宁乡不远的洞庭湖边的农村基层“监督劳动”，亲眼见到因为大办食堂，砸锅毁灶，弄得农民一家呼天抢地，哭哭啼啼，民怨冲天）。

　　以后，刘少奇提出可以解散食堂，大得民心。文化大革命中，农村中开会批判刘少奇时，有青年上台讲话，老农民就在台下骂：“忘恩负义的忘眼畜生！没有刘少奇来散了食堂，你骨头就敲得鼓响了，还能批判！”

　　安徽有一位省委副书记张恺帆，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下到安徽无为县基层了解情况，因看到搞食堂劳民伤财，群众又吃不饱，民怨很深，动了恻隐之心，解散了食堂，结果，遭毛泽东严厉批判，并被疑为阶级异己分子，受撤职处分，随后又被秘密逮捕。已故皖籍女作家戴厚英有《恺老，您好！》一文，记张恺帆事迹甚详〔3〕。

　　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第一次在会上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说，他问了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同志，陶也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

　　刘少奇还说：“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4〕

　　在1962年1月2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讲话，重提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提到一些错误的口号要纠正，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此外，讲话中还特别强调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强调了“实事求是”问题。

　　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也在会上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公开批评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作风带来的弊端。会议虽然也强调毛泽东的领导，也引用了不少毛泽东的语录，但不讲要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了。

　　毛泽东这时仍是念念不忘“不要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念念不忘“躺在斯大林身这的赫鲁晓夫”。过去，崇拜和迷信自己的人，现在都在不指名地大讲特讲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了，这还了得？这不是“赫鲁晓夫”又是什么？

　　于是，刘少奇就被想当然地变成了“赫鲁晓夫”了。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于是，就要准备发动一场政治运动。

（四）吕振羽在被囚禁期中，不作伪证，气概非凡，表现了他高尚的人品。历史学家侯外庐曾引用了欧阳修“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的话，称赞他这种非凡的气概。

　　侯外庐说：“振羽同志在冤狱中所表现的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不愧为我们党内和学术界敢于和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作殊死斗争的英雄楷模。”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一书中还提到，吕振羽在狱中斗争的故事，“多到一时耳塞”，“振羽在冤狱中对党始终忠贞，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拒挡了一切构陷刘少奇同志的阴谋，对林彪、‘四人帮’、陈伯达之流的邪恶势力表现出旋风般的仇恨”。

　　吕逝世后，侯外庐并在悼文中称他是二十世纪的董狐。和吕相知甚深的张爱萍将军也赋悼诗云：“华中抗日同疆场，海湾养伤情难忘。探求史学聆教益，纵读时事须眉扬。独创一格多论述，争鸣百家富新章，人民历史人民写，夫子坦荡气轩昂。颂君乘鹤从容去，立学高风世馨香。”〔5〕

　　吕振羽这种誓死拒作伪证的高尚行为，以及许多党员和群众在狱中表现出的各种高尚的行径，很可能延长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从而推迟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间？！

　　不过，这要详细研究过一些专案的审讯纪录及各种相关材料后，才能确定。

注释：

〔1〕见《周小舟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2〕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联合出版，第359～360页。

〔3〕戴厚英文载《随笔》，1992年第3期。

〔4〕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338页。

〔5〕均见朱政惠：《吕振羽和他的史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44、254～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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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新：揭穿毛泽东与周恩来“战友情” 
1976年1月，身患绝症的周去世了，全国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当时，全国人民都盼着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亲自参加周的追悼会，也都以为他老人家一定会去参加这个追悼会

大陆周恩来研究权威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之后，当年毛不但拒绝去参加周的追悼会，而且在周死后的第一个春节在自己的住地大放炮竹以示庆贺——庆贺周死在了自己的前面！据说，仅鞭炮屑第二天就拉走了一车。

一九二六年初，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广州第一次见面，当时周是毛的领导，并代表中共中央解除了毛泽东的职务。此后许多年，周一直都是毛的上司，并多次整过毛，特别是1932年10月周主持的宁都会议，一举拿掉了毛的军权，决定由周取代毛担任红军总政委。这段经历让毛一直念念不忘，记恨了一辈子。因此，毛当上中共“一把手”后，虽然不得不用周，但又总要不时地拿捏教训整治一下周，以解心中之恨，对周可以说毫无尊重和关爱可言。特别是林彪事件后，毛猜忌周在党内外声望大起，担心他在自己身后翻“文革”的案，竟不顾周重病在身，多次整治周，可谓残忍至极。而周对毛，虽有几分愚忠，更多的则是诚惶诚恐的惧怕。面对毛的淫威，他不但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意志，甚至连起码的自尊都谈不上。在毛成为中共的“党皇帝”后，周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和地位，始终唯毛的马首是瞻，隐忍周旋，低声下气小心翼翼地伺候了毛大半生，惟恐一不小心得罪了他而遭不测。毛与周的关系，是典型的主奴关系。而最能够体现这种关系的莫过于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到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周恩来辞世这十年。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对这段历史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书中写道：“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的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例行尿检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政治局委员什么时候可以治病、如何治病，得由毛来决定。医生们要求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强调说癌症尚在早期，周本人还没有任何症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

五月三十一日，毛批示了：‘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最后第四条不是治病，而是：‘加强营养和护理’。

不许给周治病，毛的藉口是周‘年纪大了’，‘心脏不好’，‘开刀没用’。可是毛本人七十八岁了，比周大四岁，心脏病严重得多，他的医疗组里却有准备手术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师。

毛不让周治疗的原因之一是，他要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为他工作，接待尼克松访华后川流不息前来觐见的外国政要。从四十年代初，周就是毛离不开的外交总管。抗战中，他多年住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以他特有的魅力、才干和事必躬亲，在西方人里为中共争取了不少同情者。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初起时，他把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迷惑得晕头转向，使马歇尔无意中为毛征服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掌权后，外交政策都是毛制定，周执行。一九七一年，跟周见了三天面，基辛格就情不自禁地给尼克松呈上这么一首对周的赞美诗：

我跟周的广泛交谈好似一席丰盛的中国大宴，色香味一应俱全，花样繁多，余香满口。这是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结晶，由经历丰富的老手烹饪，享用的环境又不事雕琢，恰到好处。这一席有许多道菜，有的甜，有的酸……〔等等，等等〕席终时，就像所有中国美餐完毕一样，心满意足，而又意犹未竟。

周恩来这颗在西方人面前璀璨的明星，一到毛泽东身边便收敛光彩，低声下气。基辛格注意到他如何马上‘矮了一截’。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归来后说：‘在毛面前，周完全不起眼。’

几十年来，周为毛服务是如履薄冰，鞠躬尽瘁。毛生了病，他像孝子般的关心，甚至先尝给毛用的药，先试验毛的眼药水，说是，‘看对眼睛有没有刺激’。但如今，周得了癌症，毛却不准他治。毛要的不仅是周马不停蹄地为他服务，更重要的，他要比他小四岁的周死在他前面。

医生们奉命不得透露实情，但周从频繁验尿和医生躲躲闪闪的表情中猜到了。他嘴上不说，心里着急，自己查阅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毛选择这个时候，要周对三百多名高层干部详细检讨所谓过去犯的‘路线错误’，林彪摔死后，周成了第二号人物，党、政、军都归他管。毛要削弱周的地位，损害他的形象。

毛又把一九三二年伪造的周脱党的（伍豪启事）翻出来，向这些高级干部公布。周当年就因害怕这份启事而一再顺从毛的意志。文革中，毛曾把它抖出来，以吓唬周。现在毛更把这件本来只有极少数人听说的事，扩散到整个高层，还发给各省存档。

为写自我检讨，周恩来度过了辛苦的日日夜夜，每天胡子也不刮，饭也吃得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也穿不下。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到十二日，他一连讲了三个晚上，开口闭口‘补过赎罪’，损自己损得如此可怜，听众心里都为他感到痛苦。周说：‘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利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最后，他特别声明：‘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这是他在向毛保证，他没有取代毛的野心，请求毛放心。

这时的周过着一种现代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双重生活。公开场合里，他是个使世界政要眼花缭乱的外交高手，被不少人认为是平生所见的最富吸引力的政治人物。视线之外，他却是个低三下四的畏缩之辈。

一九七三年初，周的膀胱癌严重恶化，尿里出现大量肉眼看得见的血。只是此时毛的大总管汪东兴等人才正式把实情告诉周。当医生们请求全面检查治疗时，毛于二月七日透过汪东兴暍斥他们：‘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

到了二月中旬，基辛格来北京，周帮着毛唬弄他，毛对周的表演称心如意。三月二日，周乘势恳求毛让他治病。毛好歹点了头，又打了个主意拖延治疗，命令医生只检查，不治疗，检查治疗要分‘两步走’。

主治医生意识到：所谓分‘两步走’仅是一种说法，实际并没有第二步。他决心冒着惹怒毛的风险，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把癌症病灶灼掉。镜检前，周夫人邓颖超对医生说：‘你们知道吗，要分两步走。’主治医生说：‘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只是，大姐，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如果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再用一次麻醉，留到第二步？”邓颖超同意‘顺便拿出来’。

三月十日，周恩来终于在癌症发现十个月后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医生把‘小石头’也‘顺便’烧掉了。周醒来以后听说癌细胞‘烧掉了’，还装出毫不客气的样子，对医生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但大家都看得出他心里其实很欣慰。周高兴地请医疗组成员吃了一顿北京烤鸭。

医生们惴惴不安，不知毛会不会怪罪他们。不久，毛处打来电话，说：‘主席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生米煮成熟饭，毛乐得做好人，医生们也安了心。但这不是彻底的手术。

毛在对美关系上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六月二十二日，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当毛看到外交部的分析文章，说这表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时，他焦躁不已。尼克松访华曾激起他的幻想，用基辛格的话说，‘战后两极世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毛也成了一极。如今他发现，世界仍是两极，他费尽心力仍未能与美苏平坐乎起。而代价是他的反美形象一落千丈。毛对身边的王洪文、张春桥生气地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你奈何得了我吗？敝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周恩来成了毛的出气筒。跟美国打交道，明明是毛在运筹帷幄，但世界舆论却把功劳算在周恩来身上（尼克松对基辛格也有类似的嫉妒）。毛七月四日对政治局发话说周‘搞修正主义’，周又再次卑躬屈膝地做检讨。

十一月，新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华，带来了更坏的消息。九个月前，基辛格曾许诺说：一九七四年期中选举后，华盛顿将着手与北京建交，可现在他说美国的‘国内局势’不允许美国马上同台湾断交。毛至死未能得到台湾，也未能看到美国承认他的政权。

对毛更大的打击是，在军事技术方面，基辛格只提出给一个能预测苏联导弹进攻的‘预警’系统，还由美国人控制。周恩来说：‘我们得研究研究。’从此基辛格再也没听到结果。毛看出，美国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中方从此停止谈论与美国的联盟。”

“八月九日，尼克松因水门案被迫辞职。‘水门事件’不仅使美国总统丢了位子，也叫毛泽东死了心，他的军事大国梦只能是个梦了。毛整八十岁了，重病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终于无奈地承认了现实。”

“毛的失望和怒气主要发泄在周恩来身上。基辛格在那个分水岭式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访问中，注意到周‘一反常态，似乎踌躇拘谨，往常的犀利和才智焕发不见了’。基辛格一走，政治局就批周，外交部跟周共事几十年的人，对他兴师问罪，说他在跟美国人打交道中‘犯了右倾错误’。这时周癌症复发，尿里又出现大量鲜血，在批他的会上，他时时还得离席去排血。周的惨状每天由外交部里两位与毛关系亲密的年轻女士描绘给毛听，一个是毛的侄女王海容，一个是毛的英文翻译唐闻生。毛批周的指示也由她们向政治局传达。

毛自然也用上了他的夫人。江青骂周‘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当周起而为自己辩解时，江青不耐烦地打断他：‘你这个人就是啰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说：‘我不知道什么实质性问题。’江要他交代：‘基辛格来访时有没有犯过卖国主义的错误！’

周一边挨整，一边照常工作。十二月九日，他陪同毛接见尼泊尔国王、王后。据目击者说，贵宾们走后，毛笑着对周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周离开后，那两个‘娘们’——王海容、唐闻生——抱怨毛把责任推到她们身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毛仍旧嘻嘻笑着说：‘就是嘛，就是你们整的嘛。’毛显然很开心。

从那次接见后发表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周没坐通常坐的沙发，而是坐在一张为随从安排的椅子上。这样的设计不光是公开羞辱周。在共产党世界里，位子的排法预示领导人的升降。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见到周的随员时都躲着走了。

毛还要用周，发话说不要再整了。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周的直接负责下，中国从南越当局手里夺取了西沙群岛，赶在越共‘战友’攻占南越之前，把这一片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岛抢到手上。

周病情越来越重，出血速度快过排血速度，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周不得不又跳又蹦，又翻又滚，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撞开。因为失血太多，周每星期要输两次血。有一次正输着血，周微微睡着了，房门下边塞进来一张纸条，要他去开政治局会议。医生请求给周二十分钟的时间，让他输完血。可几分钟以后，又一张纸条塞进来，这回是邓颖超写的，要医生“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周只略带不悦地说：‘马上拔掉针头，我起床开会去！’后来医生们听说，那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非得周立刻出席不可。

医生们要求给周做手术。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张春桥传达的圣旨是：‘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无奈的周找负责他医疗事宜的四位中共领导人，通过他们恳求毛。毛模棱两可地说：‘见完拉扎克（TunRazak）再说。’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预计在五月底访华。周恩来在五月三十一日同他签订了中马建交公报，第二天，六月一日，住进了医院。在癌症发现两年之后，他第一次做了手术。这一延误使周死在毛泽东之前。”

1975年6月16日，周恩来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的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写下这样两封分别给毛泽东和张玉凤的信“主席：问候主席，您好！（汇报病况）……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时”。“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读到这极尽低三下四之口吻、甚至用了“犯罪”字眼的忏悔信，实在无法令人想到这是出自于中国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心中光辉照人的周恩来之手，更何况当时周恩来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国家总理！

1975年7月23日，毛泽东成功地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眼睛复明使他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就搞了一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

9月20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医生已经给周恩来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中共领导人亦到场守候，就等周本人出来。其间，邓颖超和保健医生曾先后去催促，但周毫不理会，强忍病痛和药力发作后的反应，继续伏案阅读和写作，让众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写完后，周恩来又在关于“伍豪启事”报告的封面上郑重地签上他本人的名字，注明时间、地点后，才打铃出来，并当众拜托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此事，要求将这份报告“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发一份存档。”之后，在进入手术室的刹那间，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人莫不愕然相视。

这次手术没能挽救周的生命。周去世后，嫉恨了周一辈子的毛仍不能释怀。在大限将临的岁月里，毛痛恨的不只是邓小平，周恩来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写过九篇痛骂周恩来等人的文章，语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发表它们。 1974年6月，毛不得不让周做了第一次手术，他由于自己病重不敢把周逼很了，唯一泄愤的方法就是重读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个月，又让人把这些心爱之作读给他听，回味宣泄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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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革”专家宋永毅介绍：“周恩来从文革66年开始，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前，他一直是文革派的一员。只不过他不是文革中间的新贵。他也不是文革派中间的嫡系。中央文革碰头会谁主持呀？周恩来主持。所有这些决议都是他批准出来的。周恩来当然是文革派。”

纵观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凡是毛青睐的红人他总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吹捧。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大力推崇江青。1966年，毛泽东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是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陈伯达担任组长，提议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在“文革”中发迹，后来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周恩来还曾主动介绍了“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他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红文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对同志“能热情认真地帮助”，对敌人“敢于把他们端出来”。他还在大会上两次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周恩来甚至写了这样一大篇话，用来回应江青：“……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场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挖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们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实在难以想像这些肉麻句子是周恩来本人写下的。即使用历史的眼光，也难以说服后人原谅类似的蠢举。

1969年中共九大时，周恩来亲自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周恩来甚至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只是这一次毛泽东给挡了下来。

周恩来对“文革”中的另一个风头人物林彪也不遗余力地推崇。1966年8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对毛泽东提携林彪的想法心领神会，积极推荐林彪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这时，周恩来对林彪的吹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全体大会上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还公开篡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基层军官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汪东兴在林彪家里面抄出很多周恩来送给林彪的，包括他们一起拍的好多照片、送给林彪的东西。陈光，就是邱会作的儿子，写的那个庐山会议讲到，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五大金刚，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中间和周恩来合作。这是特地关照多次的，说周恩来就代表我。即便是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还一直想要保住林彪。他好几次让林彪做一个检查什么的。”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则是毫不留情。1965年底到1966年5月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官员。周恩来不但对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坚决支持，而且亲自组建了“文革”文件起草小组，起草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系统的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亲自抓了“文革”试点，把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张彦、韩光和张劲夫统统打入“反党集团”。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近万字的发言，第一次提出了“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说法，证明毛泽东打倒老官员的行动有理。周恩来不惜以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为反面教材，说“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原因是“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意思是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结果，周的讲话传出去之后，瞿秋白的坟墓立刻被砸毁，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破坏坟墓的高潮。

在对待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先前的态度一直是低调、谨慎、犹豫，一度被毛泽东从主管刘少奇专案的位置上撤了下来，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是他与陈伯达、康生、江青一道，共同起草并由他本人执笔的关于刘少奇的报告，其中称“刘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最令人发指的是，他还曾在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项目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

1969年10月，周恩来亲自负责将中国高级官员送往外地“战备疏散”。周恩来把刘少奇交给汪东兴手下的人去处理。尽管周恩来时时刻刻都了解刘少奇悲惨的境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对刘少奇施以援手。结果刘少奇没过一个月就在河南省开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对刘少奇之死表示过任何歉意。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1966年5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大批官员的事常常被人称颂。用宋永毅的话说，这其中包含着周恩来待人温和，与人为善的一面。与当时江青等人相比较，周恩来应该算是一个好人了。但是，周恩来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毛泽东要打倒的，他不会保护，而且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毛泽东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来才会积极保护。

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贺龙夫妇。

但是在毛泽东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则是坚决执行。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周恩来后来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他还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在毛泽东转变态度之后，周恩来会及时转向。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

“文革”初期，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周恩来明知这是一场冤案，但当年不仅没有替杨成武讲话，反而落井下石。林彪倒台之后，毛泽东表示杨成武的案子可能错了。周恩来便开始保护杨成武夫妇的安全。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在1974年7月31日曾经向他道歉说：“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不满，“文革”初期是显而易见的了。周恩来发表了大量骂刘少奇的言论，大量骂邓小平的言论。但是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周恩来便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亲自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江西省领导人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练”。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考虑让邓小平复出，周恩来马上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藉着毛泽东肯定邓小平功绩的机会，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应允，邓小平因此复出。

实际上，“文革”后期大批老官员被“解放”，最早也是因为毛泽东提议的。毛有一次问道：“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周恩来顺势“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了数以百计的高级官员。正如周恩来自己在“文革”初期所说：“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

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绝对支持，周恩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人。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铭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来签字批准逮捕孙维世。几个月后，孙维世惨死在监狱里。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于是成元功被送进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将近八年。

周恩来还在1968年亲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尽管文革后透露的情况显示周恩来当时也是担心弟弟被红卫兵迫害，因此让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周同宇，“保护”起来。但是周同宇毕竟被关进监狱7年，“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

显而易见，如果周恩来不在“文革”中如此出卖自己的良知，他是决不可能成为毛时代唯一没有被打倒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

如果说毛泽东是发动“文革”的罪魁祸首，那么周恩来与林彪、“四人帮”一样都是毛的帮凶，区别只在于，林彪、“四人帮”当帮凶是主动的自觉的，是想要获取更多更大的个人权力，而周恩来当帮凶则是被迫的违心的，甚至是充满痛苦和挣扎的，目地不是为了获取更多更大的权力，而只是为了明哲保身，尽管如此，他们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却是完全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如果周恩来当年没有倒向毛，毛或许还不敢贸然发动“文革”，将当时的“二把手”刘少奇打倒在地（据《晚年周恩来》一书透露，毛泽东在图谋发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前评估形势，联合国防部长林彪，并拉拢周恩来，用各种方式对周进行了试探。摸清周恩来不会反对搞刘的底线后，才敢于发动“文革”。）。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拥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所以能把国家民族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杀害超逾八千万黎民百姓，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罪责。对于这一点，周自己临终前也是有忏悔的。

据已经披露的邓颖超日记记载，周临终前曾对她说，“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有通过决议：得票最高者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惟有二人弃权（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按：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近年来，随着周恩来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具有爆炸性的内情被披露于世。比如，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王力在香港发表两巨册八十万言回忆录，证实周恩来曾于一九三一年亲自指挥杀手勒毙顾顺章全家与亲友卅七人，分别掩埋于三处民居庭院，善良的人谁也不会相信，周竟连稚龄孩童与曾营救过自己的恩人(斯励)都没放过。

再如，早在一九三四年冬红军“长征”出发前，为了不暴露西窜行踪，担任中共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

还有，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赴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前，已收到情报知悉印航克甚米尔公主号专机被放置了定时炸弹，却还下令中国代表团其它成员按原计划登机，他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机关不再更改计划以确保自己的安全，硬是把自己的部属与外国记者等十一人葬身于太平洋波涛之中，让别人给自己当掩体。
……

这些且不去说它。笔者最后着重想要提出来与大家一起思考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人民的好总理”？

仅仅在总理这个位置上有过一些亲民爱民的言行，操心过一些国家民族的事务，一生勤勉辛劳，这样的人就够格了吗？显然不是！关键还在于这个人在重大考验面前的表现究竟如何。我以为，只有那些在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受到重大威胁，且与个人利益彼此冲突不能两全时，能够坚持把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敢于为他们挺身而出，牺牲自己的总理，才有资格称得上是“人民的好总理”；反之，在这个关口，置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于不顾，把良心出卖给邪恶，只求明哲保身的人，不但称不上是“人民的好总理”，而且还是“人民的罪人”！就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而言，他属于前者还是后者，相信读者诸公不难得出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