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沿革
不像文字，语言必定是自然形成的。既是自然形成，形成之时自然并无标准依从。既无标准依从，发展时必然出现差异。所谓方言，就是同一种语言因地方不同而出现的差异。一般来说，一种语言流行的地域越广，方言的种类就越多；流行区内的地形越复杂，方言的种类也会越多。理由很简单：地域广袤，地形复杂，遂不便交流；交流稀少，差异遂得以发生、发展、保留与固定，从而产生方言。汉语方言众多，南方方言尤多，正因为此。
简单地说，汉语语音可以分作南北两个系统。这种分类法由来已久。《诗经·钟鼓》“以雅以南”中的“雅”，指北音；“南”，指南音。先秦也用“雅言”指普通话或官话，可见当时以北方读音为标准音，视南方读音为方言音。当时所谓的北方，指中原地区。这地区流行的所谓雅音，其声韵见之于《诗经》。当时的南方方言主要有楚语、吴语、与越语。楚吴越在春秋都是非华夏体系的诸侯国，中原诸国视为蛮夷，其语音不被视为正统，如水之走下，势在必然。楚语分布于长江中游，吴语以于苏州为中心，越语流行于杭州一带。时至战国，吴越先后灭亡，吴语与越语却依然存在；楚国的疆域与国都则逐渐向东北迁徙，楚语的流行区也因此逐渐扩展至淮泗流域。
秦国统一天下之后，曾进行一系列的“统一”工作，包括统一文字在内。不过，似乎并未致力于统一语言。西汉扬雄著《方言》，对汉代方言进行了全面与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先后历时二十七年，而《方言》似乎仍是一部未完成之作，可见任务之艰难，也反映出汉时方言的复杂繁多。反过来，也正好证明秦朝似乎未对方言采取统一行动的推测。
对方言的发生与发展影响最深的人为因素，莫过于战争与动乱。比如，五胡乱华之时（时在晋永嘉年间，因而史亦称之为“永嘉之乱”），北方由匈奴、鲜卑、羌、氐、羯先后或同时割据，大量华人南迁。结果之一，是北音的流入南方方言。唐代诗人张籍《永嘉行》有“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即其证。八百年后，北宋南迁，也造成同样的后果。南迁人士大都是贵族大户，南迁之后因而大多居于京城。东晋都金陵，南宋都临安。金陵如今为南京，临安如今为杭州。正因为此，如今南京方言与杭州方言同周围地区极不相同。
统治当局的语言政策，其影响也不可忽视。比如，云南贵州一带，方言本来极其难懂（自然是对外地人而言），明沐英强行推广明代制定的洪武正韵，遂令滇黔方言皈依所谓西南官话系统，至如今反而成为最易懂的方言。
近代的方言状态如何，近代学者章太炎与刘光汉均作过系统的研究。章太炎分方言为九种，刘光汉分方言为十种，大同而小异。刘说较易明了，兹介绍入下：
河北关西 （所谓关西，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
河南淮北
淮南江北
汉水南北（包括川北）
浙江 （指长江流域南京以东）
皖南 （指长江流域南京以西）
湘赣 （包括川南）
粤西滇黔
闽中
粤东
这种分类所依据的，其实是这些地区内的所谓官话或普通话，并不是说，在某特定地区之内，语音完全相同。换言之，在这些方言区内还有流行区域更小的方言存在。在南方方言区内，因多山多水，往来不便，更是如此。县与县之间，甚至乡与乡之间，语言不通之例，在湘赣地区屡见不鲜。反之，笼统地说，如今方言仍旧可以依远古之说，分为南北两类。
方言不是汉语独有的现象，各种语言都不免。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流行于非洲与印度等地的英语，都是英语的方言。美国黑人的英语，也是英语的一种方言。德法意西俄等等也都有各自的方言。不过，印欧语系的方言，读音之差异往往只表现在元音上，而汉语的方言，往往元音辅音都不尽同。有些西方语言学家于是倡一种论调，说什么汉语的方言，其实是不同的语言，只是因为汉字不用拼音字母书写，所以方才能统一为一种语言。无可否认，汉言方言之间的差异，大于各印欧语方言之间的差异。不过，窃以为并不能据此而断定汉语的方言其实为不同的语言。就印欧语系而言，发音是其语言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许多语法规则都因语音而来，或者说，都为读音而设。英国甚至有人写过一本完全根据语音来阐述语法的著作，作者好像叫Parmer,书名好像叫《Spoken English Grammar》，多年前读的，记忆不清了。
汉语不是拼音语言，语音不是汉语的基础，词汇与句子的机构，才是汉语的基础。记录汉语的汉字不是拼音符号，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汉语方言虽然可以不同到相互听不懂的地步，写下来，却仍是同样的句式和大同小异的词汇。而且，汉语方言词汇的不同，大都只是选取的不同。比如，粤语说“企立”，普通话说“站立”。“企”字的这种用法，在普通话中并非不存在，只是没有被选用于这种场合。普通话有“企鹅”（站着的鹅）一词，就是证明。
语音变革
南北语音差异究竟何在？简言之，北音浑厚，南音清软。何以会如此？据说孔子的解释是：南方是生育之乡，北方是杀伐之域。这说法玄而又玄，姑置之不论。较为切实的说法，最早的当推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颜以为语音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北方山川深沉，所以语音厚重；南方水土温柔，所以语音轻扬。后来的语言学家如《切韵》的编纂者、隋代的陆法言，《经典释文》的作者、跨越隋唐的陆德明，皆承袭颜氏的自然环境说。
语音不仅因地域之不同而产生变异，也因时代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各种方言皆不能免。所以，语音学例有古音与今音之分。然而，古今音如何断代？向来并无定论。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以秦汉为古今音之界。远古语音变化如何，难以分析，大都依《诗经》为准。《诗经》作品取自十五国，涵盖年代近千年，而声韵不变。于是有人据此而断定古音无变化。这说法并不可信，因为诗歌的声韵完全可能脱离实际语言的声韵。比如，自宋以降，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方言，语音经历过种种的变更，而作诗填词，依然以宋代制定的韵书为准，而宋代制定的韵书，又以魏晋的普通话为准则。
汉以降，既有韵文，又有韵书，语音变化基本有轨迹可寻。魏晋不同于南朝，隋唐不同于两宋，金、元、明、清，也各自不同。顾炎武的划分法，于所谓今音，显然过于笼统和简略。也不适合于当今之世。如今的普通话，读音与声调基本皆以元代的音韵为准则。窃以为可以据此而把古今音的断代定在宋末元初。至于古音，可进而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四个阶段。
研究声韵，韵书是最主要的工具。所谓韵书，就是按元音分类的字表。称之为“字表”而不称之为“字典”，因为韵书并无解释，甚至也不注明辅音。编著韵书的目的，原本并不是为音韵的研究，而是为作诗填词树立标准。最早的韵书，当推魏李登的《声类》与晋吕静的《韵集》，可惜，两书皆早已失传。梁文学家沈约著《四声谱》，依魏晋之音为标准音，该书也早已佚散。隋陆法言编的《切韵》也失传，近发现唐代手抄本数种，据近人考证，有的极为接近原作。宋陈彭年等根据《切韵》而作《广韵》，所谓“广”，就是推而广之的意思。换言之，所谓《广韵》，是一部增补的《切韵》。《广韵》分韵为二百零六部。所谓二百零六部，也就是说有二百零六种韵的意思。
随着时间的推移，语音的变化并不限于元音，也同样涉及辅音。因此，就究语音的变化而言，韵书的功能也是有限的。也许因为辅音与作诗填词无关，历来虽不乏探讨辅音变化的学者，类似韵书的专著却不可得。简言之，辅音的变化大致由重摩擦变为轻摩擦，由轻摩擦变为无摩擦。比如，p->b, b->v, v->f, f->h, g->h, m->v->w。这种变化往往可从对外语所作的音译中找到证明。比如，浮屠（Buddha），吐蕃（Tibetan），回纥（Ouigour）三词，可以证明“浮”古音读作“不”，“屠”古音读作“独”，“蕃”古音读作“般”。又如，唐朝名将苏定方，其名姓见诸藏文史料，据藏文的音译，“方”在唐读作“邦”。辅音的这种变化，在方言中也可找到证据。比如，“文”在北京音读作wen, 在很多南方方言均读作ven，在粤方言读作 men。充分体现了m->v->w 这样一个过程。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变化趋向，并不限于汉语。比如，西班牙语b的发音趋近于v，与汉语不谋而合。众所周知，西班牙语与汉语风马牛不相及，何以雷同如此？不敢置喙，留待高人。
四声略说
自先秦以至于宋，无论普通话还是方言，声调皆有平上去入四声之分，每一声又分阴阳两部。上文提到梁代文学家沈约著《四声谱》，于是有人误以为古无四声、四声出自齐梁，或者古音四声不全。据近人考证，皆为无稽之谈。兹举一例，以资管窥。据《史记》，正月之“正”，之所以读作“征”，乃因避秦始皇之讳。如果秦时无四声，就不可能出现这种避讳的方式。
北宋南迁之后，北方先后为金（与满清同为女真族，故清本名后金）、蒙古所统治，因金（或者说满）语、蒙语的混搅，入声渐失，混入平上去三声之中。南方方言不受此影响，因而大多四声俱全。不过，如今无论是哪种方言，四声阴阳俱全的，已经不复存在。绝大部分只保留阴平、阳平、阴去、阳去、上、入等六声据说，有极少数方言保留七声，未知确否。
元周德清作《中原音韵》，名为中原，实以北方方言的读音为准，为北曲的创作而作。分九十韵，每韵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部，无入声。入声的丧失与韵部的大大缩小，说明不少音与调在北方方言中皆已失传。明依之以修《洪武正韵》，虽有改良，未能恢复唐宋音的旧貌。如今普通话的四声，也是以元代的《中原音韵》为准，所谓的四声，不指平上去入，而指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选用北京音为普通话的读音，全国推而广之，遂令入声频于绝响，读古诗词，也往往不能合韵。
究竟什么声是入声？如果你的方言中有入声，那么，“入”字在你的方言中的声调就是入声。如果你的方言中没有入声，那么，想要知道入声是怎么回事就不容易了。在某些方言中，入声是通过尾音表现的。比如，粤音中但凡以k,t,p (或作g,d,b) 结尾的字，都是入声字。纽约唐人街有条街道，英文作Mot，中文作“勿街”。用北京音读“勿”，与“Mot”风马牛不相及。粤语的“勿”，正好是一个以“t”结尾的入声字，读作“mot”，用来音译英文的Mot，简直是天衣无缝。在某些方言中，尾音已经丧失。入声同其他三声一样，是通过声调来体现的。比如，长沙方言就是如此。
常见的入声字有：
木，俗，速，谷，独，读，竹，肉，祝，术，玉，佛，勿，不，月，雪，血，切，穴，削，族，卒，足，曰，乐，岳，合，法，甲，鸭，乏，插，八，列，烈，劣，说，阅等等。
有兴趣的人，不妨找部韵书看看。
注音与方言
汉字注音，有四种方式。最原始的，用字注字。比如，某字读若某字。自东汉以至于民国，最为流行的注音法为反切。比如，“可，肯我切”，意思就是用“肯”字的辅音配合“我”字的元音及声调，注“可”字的读音。“反”与“切”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什么情况下用“反”？什么情况下用“切”，如今已经说不清楚，大抵通用。
选取什么字为反切，极有讲究。首先，用于反切的字当是常见易读的字，否则，本身都读不出，还怎么注音？其次，根据反切读出的音，必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谓四海，指所有的方言。换言之，同一个反切，用广东方言读之，为粤音；用北京方言读之，为京音；用苏州方言读之，为吴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行家因而能够通过掌握反切字的方言读音，了解方言的全貌。
严格地说，注音字母不始于创设“波坡模佛”的民国而始于唐。唐因翻译佛经之须，取某些汉字，派作字母之用。始于民国的注音字母，只不过是用非汉字符号为字母的首创。不过，“波坡模佛”在大陆大力推行却是四九年以后的事情，自拉丁拼音出始在大陆废止。与用反切法注音的情形不同，注音字母与拉丁拼音字母都不是汉字，如何读音，与方言无涉，是由行政机构统一规定的，所以，无论是用注音字母注音，还是用拉丁拼音字母注音，其结果必然是语音的统一化，或者说标准化。换言之，推行注音字母或拉丁拼音字母拼音法，如果彻底成功的话，必然导致方言的消失。
方言消失，是好事？是坏事？还是不相干的事？答案如何，想必见仁见智，正如北京城的胡同应当拆？还是应当留？所不同的是，胡同该不该拆？有人关心，甚至有洋人上书中国政府。方言该不该亡？无人问津。
本文有关音韵学的介绍，大多依据近代语言文字学家马宗霍著《音韵学通论》（商务印书馆， 1933），该书于古代音韵的种种，皆有详细深入的论述，有兴趣者，不妨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