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芦笛
正文：
小春借了老碑的左轮，如逼债的黄世仁似的，用枪顶著我，让我评论王朔。老芦的脾气，
是一喝罚酒就醉，从小就没学会命题作文。何况因为不喜欢王朔，我对他的东西根本就
不熟悉。慑于那黑洞洞的枪口，只得搜刮枯肠。我只看过华艺出版社出的头两卷王朔文
集。现在手上只有借来后忘了物主而留下来的第一卷，所以这里只能将就说说那本书给
我的印象。

作为老帮菜，我不喜欢王朔的东西是很自然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从头到尾贯穿著
“善恶两分法”的脸谱文化。金庸的小说就在这一点上迎合了咱们的审美习惯。大侠们
打来打去，为的是除暴安良。基本冲突就是善良与邪恶的斗争。人物们不是郭靖、杨过
那样的好汉，就是欧阳锋、岳不群那样的奸贼。唯一突破这个格局的，是韦小宝作为主
角的《鹿鼎记》，然而就连那本书也是“群英会”。不管老金怎麽变，他的书里总有善
良、崇高、正义的东西让你景仰，而那就是中国读者需要的东西。咱们常说“开卷有
益”。打开书的时候，大家总是在企盼著看到有别于身边这个龌龊俗世的高尚、完美、
神奇的东西，让你佩服、敬仰、羡慕之余，毫不费事地逃避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

主要因为这个原因，金庸便成了中国的大文豪。在过去，没有正面人物的书恐怕是难得
卖出去的。伟大领袖早就英明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内部讲话中曾说：《官场现形记》、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的“谴责小说”之所以没人喜欢，是因为人们在里面看不
到光明和希望。滑稽的是，他忘记了提鲁迅的小说，那里面也没有什麽“好人”，但读
者照样非常喜欢。不过这其实也不矛盾。谁都看得出来，鲁迅小说和以前的“谴责小说”
最大的区别，在於前者表露了对“旧”社会丑恶现实的强烈憎恨与对“新”社会（尽管
老鲁似乎根本没有那个社会的蓝图）的强烈企盼。因此，书中的“坏人”与“坏社会”，
是因为与看不见理想的“好人”与“好社会”的对比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
说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善与恶的斗争，而正是这一点抓住了中国读者的心。

正是基于对国情民俗的这一深刻了解，伟大领袖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规定了“歌德派”必须占领整个文学舞台。敬爱的江青同志深刻地领会了他老人家的
教导，在样板戏的实践中狠批“写中间人物论”，推出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一
系列的“高大全”英雄形象，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自有人类以来，大概从来没有哪
个戏剧曾经拥有如此之多的热心观众。这个事实，无比清晰地显示了党文化在传统中的
深根。

然而王朔的小说却完全是对这个传统审美习惯的粗暴翻转。在《纯情卷》开头，他也曾
拿腔捏调学当“歌德派”，高唱“主旋律”，代表之作就是那个矫情恶心到了极点的
《永失我爱》，其中“高大全”何雷同志为了纯真的爱情而装作负心之徒，而另一个
“高大全”吴姗同志为了成全他的牺牲不惜在同志们眼中变成挖墙角的“破鞋”。然而
哪怕是在最初的《空中小姐》中，他也情不自禁地露了马脚，让他的真身附在了那个英
雄空姐的平庸的初恋对象上。《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在王朔的蜕变过程里，实际
上是“一半是蚕，一半是蛹”。从《浮出海面》开始，王朔就彻底抛去面具，让痞子和
庸人成了书里的唯一“正面人物”。

从创新的角度来说，这种路数我还从来没见过。莫泊桑、契诃夫等人也专写平庸的小人
物。然而他们的小说都是讽刺性的，基调是嘲笑那些人卑微、庸俗的生活方式。从外表
上看，朔爷的小说很象钱锺书的《围城》，特别是那些弄小聪明耍小机巧的挖苦文字，
然而两者却在实质上完全是两回事。老钱的路数基本上还是莫、契一流，小王的特点，
则是他本人十分欣赏笔下那些痞子和庸人，响亮地嘲笑人们心目中的固有的“崇高”、
“善良”观念。象中国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一样，他的小说其实也是布道讲义，不过他
反复宣讲的教义只有一条：这世上没一样东西是值得尊重的。

细读朔爷的书就可以发现，此人才气有限，所写的小说多数是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内容
难得突破自身经历的局限。所以，他的小说，从整体看来统统是他自己的内心独白。除
了《永失我爱》那个矫揉造作、毫不真实的何雷之外，他书中的“我”基本上真就是他
自己。《空中小姐》上的男主角不必说，《浮出海面》更不用讲了，就连《一半是海水》
上的那个流氓变成的英雄都可以看成是他的化身。我这麽说，是因为那些人是用他的眼
光来看世界，而他不过是借那些角色的口，向读者坦诚地宣讲他从真实生活里感悟出来
的的三味而已。

光是这一点就够让人打寒战的了，然而更让人害怕的是王朔宣讲的教义不但受到盛大欢
迎，而且竟然变成了某些青年笃信奉行的金科玉律。我在《说东道西》论坛上贴出《苦
涩的初恋》后，有几个“年轻人”发表了读後感，他们说：

“再说老芦那好评如潮的自传，我感觉还不如‘上海宝贝’亲切，从文学角度就更
不行了，连王朔都比不上，更别说高行健了。里面重点讲了老芦心目中的一个女神
－－可可，更让我们看一天笑一天。

“我不明白老芦连可可也搞不定还敢上这儿来教育人，可可这种女孩最简单了，硬
上把她办了就全齐了，保证接下来就是她死缠著这（著）你不放，接著就是看你怎
麽把她甩开了。这里我们确实没有一丁点亵渎老芦女神的意思，问题是老芦你理智
的想一想我们这一著是不是肯定成功，别怕，我敢保证可可这种人不会报官。实际
上可可早晚会被人办掉，给谁办掉都一样的，而且这样总比老芦一个人痛苦一辈子
强吧？”

在这里，那几个青年表露了他们的“爱情”观，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对传统的“罗曼蒂克”
的鄙视与讪笑，第二是将爱情简化为性欲，而这一精神几乎可以原模原样地在《一半是
海水，一半是火焰》中找到。

张明（书中的“我”）也同样嘲笑旧式的浪漫主义。他戏谑而轻蔑地说：“…你是个水
性杨花的姑娘，又爱上了别人，我悲伤而高尚友好地和你分了手。几十年过去了，我们
都老了，又在这家饭馆偶然相逢。我孑然一身，你也晚景凄凉，感时伤怀，你哭了。”

这种轻蔑，岂不和“年轻人”们“看一天笑一天”一模一样？

其次是“爱＝办”的“爱情”观。张明初识吴迪时，谈起她的男友，有这麽一段对话：

（张）“是你的傻冒同学吧。”
“他才不傻呢，是学生会干部。”
“那还不傻？傻得已经没法练了。”
“哼，你这种只被爸爸妈妈吻过的小毛头也配说他。”
“我要是他，就敢跟你睡觉。”我微笑地说：“他敢吗？”

“年轻人”们不是认为我傻到“连可可也搞不定”，又认为“‘办’是一个很勇敢的
字”麽？

更吻合的还有“怎麽把她甩开”的问题，在张明“办”了吴迪后，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如何摆脱对方：

“她没吭声，我有几分惊慌。我知道第一次对她意味著什麽，这对下一步诱惑实在
不利，我还可能被她死死缠住。我不爱她，不爱任何人。‘爱’这个字眼在我看来
太可笑了，尽管 我也常把它挂在嘴边，那不过是象说‘屁’一样顺口。”

王朔当然不是书中那个流氓，然而此类对世俗道德观念的嘲笑，在他的小说中是一以贯
之的，只能看作是他的心声。这心声在至少是一部份青年中引起了如潮的呼应。这是怎
麽回事呢？为什麽我们的青年会喜欢上这种将传统彻底翻转的东西？为什麽痞子、流氓
和庸人会取代“高大全”或萧大侠成为学习榜样？为什麽崇高、良知、道德这些观念竟
然成了“傻得已经没法练”的标志？

说起来，这是历史的必然。伟大领袖指导下的文艺宣传和金大侠的布道走的虽是一个路
子，但有一个本质差别：样板戏上那些老高们生于当世，而老金的大侠活在虚空中。前
者是画人，后者是画鬼。除了傻子，谁都不会去检验生活里是否真有精通“六脉神剑”
的段呆子，而谁都会在现实生活里验证有没有雷锋那样的人。因为这个原因，只要不是
白痴，谁都要迟早领悟我党的宣传是骗人的把戏，而谁也不会去指责金庸撒谎。就这样，
党文化把“作家”变成了“牛皮匠”的同义词，文艺作品变成了赤裸裸的谎言。在王朔
以前，“新”中国的作家们没有一个不撒谎，就连那些所谓“自由化”的作家也概莫能
外。郑义的《老井》和孔捷生《普通女工》上的主角在日常生活里是绝对找不到的。在
这种“假话文学”的大气候下冒出王朔那鄙俗而又不失机智的真话来，人们当然要觉得
如同吹来了一股清风。王朔的走红在於他的诚实，而人民对他的诚实的欢迎，其实是宣
告伟大领袖《讲话》的彻底破产。

其实，《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中就泄露了此中消息。社会上和流氓相抗衡的，就
只有官方的伪善。那上面描写了一个演讲会：

“演讲者工农兵学商都有，全部语调铿锵，手势丰富。也不乏声嘶力竭，青筋毕露
者。内容嘛，也无非是教育青年人如何读书，如何爱国，是一些尽人皆知、各种通
俗历史小册子都有的先哲故事，念几首‘吼’派的诗，整个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
等到一个潇洒的男大学生讲到青年人应该如何培育浇灌‘爱情之花’时，我笑得几
乎喘不过气来……”

读到这一段时，连我自己都要附和张明（其实就是王朔本人）的嘲笑，因为那个演讲会
让我想起了当年李燕杰、曲啸那些超级伪君子的布道。如果社会在张明生活方式之外，
就只能提供那样的道德榜样，让你只能在诚实的流氓与伪善的流氓中选择，人们当然只
会选择前者。就拿我自己来说，如果让张明和他的前大学同学史义德举行“道德”打擂，
我一定会为张明喝彩──从亲身经验里，我深知史那样的“专职团干部”不过是一张包
著坏水的人皮。

因此，王朔受欢迎，是因为他基本如实地描写了那个道德全面崩溃的社会。在一个没有
正面人物的病态社会里，人们在日常生活里看到的就只有他书中那些或卑鄙或平庸的角
色。在《一半是海水》中，就连那些开笔会的作家们跟那两个从劳改队里逃出来的骗子
比起来，似乎也没有什麽太大区别。虽然我不熟悉文人圈子里的事，不过国内某些“高
知”给我留下的印象，似乎也支持朔爷那几乎成了偏执的对专业作家们的成见。

更何况官方的伪善的说教是以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无比笨拙、无数次单调重复的方式
强加于人的，它的唯一效果，似乎就是激起人们的反感，导致人们在泼去污水时把盆里
的婴儿一块倒掉──在否定官方谎言的同时唾弃了所有的道德观念。《动物凶猛》里将
这一节讲得很明白：

“我一点也不感动，不是施教者不真诚抑或这道理没有说服力，而是无法再感动了。
类似的话我从不同的渠道听过不下一千遍，我起码有一百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
就象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鸭子的魔术师，你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另外我
也不认为过分的吹捧和寄予厚望对一个少年有什麽好处，这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
重担子的嫌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

“我耐心地等他把那些华丽词藻全部用尽，假惺惺地掉了几滴泪，然后带著‘好好
想一想’的任务上床睡觉去了。”

因为官方的说教是国家的唯一“道德资源”，它一旦在人民心目中彻底丧失信用后，国
家就要不可避免地变成丧德之邦。在《一半是海水》的后半部，王朔撒了谎，再别扭不
过地让张明从流氓变成了英雄。然而小王毕竟是诚实的，硬要撒谎也只能“一半是谎言，
一半是真话”──流氓的转变并非出於政府的道德宣传感化，也不是因为劳改队的再教
育或是片警的关怀，而是因为被他害死的吴迪的冤魂沉重地压在他的尚未完全泯灭的天
良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吴迪因为他的伤害而自杀，得到他侠义救助的胡亦在遭到奸
污后却丝毫没有痛不欲生的表示──也许，在他关在劳改队的那段时间里，社会又向深
渊里下滑了好几丈。

所以，在我看来，王朔小说其实是“礼崩乐坏”的末世里的一曲道德挽歌。如同《金瓶
梅》那样，它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的枯木朽枝上长出来的毒菌。《金瓶梅》只是客观
地写下了明代市民上层生活的荒淫无耻，而王痞子则进化到肆无忌惮地嘲笑一切被人类
视为高尚的东西。这种在圣殿里撒尿的叛逆行为，引起那个病态社会中富于反叛精神的
青少年的共鸣是毫不足怪的。

然而王朔的局限也就在这里。他的走红是真小人相对于伪君子的胜利，这也是他吸引了
舞蹈演员晶晶（据说他夫人是其原型）的秘诀。在《浮出海面》中，他泄露了晶晶对他
的评价：“这是一个真人。”确乎如此，不管他的信念如何成问题，起码他是真实的，
打动读者的原因也同样在这里，而不是什麽出众的文学才能或是他自命不凡的语言能力。
从艺术的角度上看，王朔的才具十分平庸，作品展开的视野非常狭窄，编织情节和虚构
角色都给人一种吃力的感觉，对语言的驾驭更时时暴露了他那代人对国学和西方文学了
解的浅薄。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他都算不上什麽大师，根本就无法和三十年代那些文
化巨人比肩。如前所述，他的作品基本是心声的流露，正是这一点让他一炮打红。然而
一个在生活中无所执著、否定了人生中一切珍贵的东西的人必然是一个肤浅的人。这种
人不可能对社会、对人生有什麽深刻的洞察力，他的心声只能是一潭容易舀干的积水。
当所有的信念都被嘲笑完了后，他便无话可说了。

其实，在初出道的《纯情卷》中，王朔便已陷在了这个深不可解的内在矛盾里。他（或
者至少是他笔下的人物）根本就不相信爱情，然而因为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恩格斯
语），一个作家不写它是不可能的。这样，他的笔下就出现了这种荒诞的人物：他们一
边鄙视和嘲笑纯真的爱，一边却又自我否定地去爱得死去活来。这样做的结果，是谁也
不明白晶晶和石邕之间到底是怎麽回事，而杜梅又究竟是什麽样的疯子。王朔解决这个
矛盾的手段是明显徒劳的：他把杜梅的老爸弄成个色鬼，企图用弗洛依德的那套玩意儿
来解释杜梅的疯病，却忘了杜梅曾经随随便便地躺在吴林栋的怀里，后来挑上“我”也
完全是因为给“我”作媒没作成，并且当“我”半开玩笑地向她求爱时便坐在“我”的
膝上，熟练地跟“我”接吻，同时郑重声明不会跟“我”性交。这样一个不拿两性关系
当回事，和“我”好起来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女孩，何来后头那些狭隘的疯狂？

嘲笑崇高又无法逃避崇高话题的内在矛盾，使王朔迟早要变成抓著自己头发离开地面的
痴汉，而使他的创作力彻底枯竭。王朔本人的事业发展似乎就证明了这一点。解决这个
问题的办法，是通过深入广泛的阅读和思考来拓宽视野，从而大幅度地修正人生观，获
得任何一个严肃作家必备的对人生和社会的真知灼见。遗憾的是，王朔因为以往的成功
而看不到这一点，反而以为一个无知痞子的形象能够永远风靡读者。最近他对孔子、金
庸和张艺谋等人的粗鄙放肆的攻击，似乎就是他不甘寂寞的“灭亡前的猖狂一跳”。他
没有看到，其实人们当初喜欢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诚实，并不光是因为他的粗鄙。无
论社会道德沦丧到何种地步，人们并不会真的喜欢一个没有见地、只有尖嘴利牙的痞子。
无论他骂得如何机智粗鄙，一旦背离了真实就迟早要被读者抛弃。因此，效法李敖不但
不是突破“江郎才尽”的正道，而且最终只会毁了那个沾了末世之光的昨日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