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奣映清游思想述评
    清朝初年云南姚安土官高奣映，在学术上建树颇高，由云龙将其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相提并论。近年楚雄学术界对其介绍、研究日渐开展，较为全面者有陈九彬先生《高奣映评传》，而云南人民出版社则出版高奣映所著《鸡足山志》。这些介绍、研究已然唤起当代云南学界对高奣映的关注，功不可没，但毕竟这只是研究高奣映丰富思想的一个开端，更深入的研究应该接踵而来。本文拟对高奣映清游思想进行介绍和评价，算是对这一个课题研究的承续。

    一、“清游”问题的提起
    在高奣映丰富的思想宝库里，笔者何以对“清游思想”特别关注？这首先是因为高奣映弃官归隐，以其半生时光隐居结璘山；其次是因为高奣映在《鸡足山志》中留下一篇举世罕见的隐逸篇章——《清游闲话》，为后人提供了准确、具体的清游思想。
    《清游闲话》有副标题：“庚午年游鸡山拈《笑集》中清话六十则。”其中“庚午年”为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其年高奣映43岁。
    “鸡山”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城牛井镇西北30公里处，又名九曲崖、青巅山。山势背西北而面向东南，因前列三峰，后拖一岭，形如鸡足，故名。相传为释迦牟尼大弟子迦叶讲经道场，后来入定华首门内，等待弥勒佛降生，故成为著名朝佛圣地。
    “《笑集》”则不知何人所著，疑为明末清初陕西眉县人、隐士李柏所著《一笑集》。
    “清话”即清雅不俗的交谈。作为文体，含情深思切、朝夕细叙之意。陶渊明诗有句“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范成大《满江红》：“算赏心、清话古来多，如今少。”
    全文分为60则，每则引用若干典故，加以评论。日前，笔者查对所引二百余个典故，其中包括隐士、神仙、名流、佛子、道士的言谈举止；上起传说中的许由，下迄元末明初；其出处多为正史之“隐逸传”，它书诸如《诗经》、《老子》、《易经》、《论语》、《庄子》、《桓子新论》、《世说新语》、《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列仙全传》、《神仙传》、《搜神后记》、《太平广记》、《醉古堂剑扫》，以及陶弘景、王羲之、李白、白居易、苏轼、张志和、吴莱、宋濂、王祎等人的诗文。
    “清话六十则”主要为隐逸思想，其中包括大量的山水鉴赏理论，也有艺术鉴赏、人物品评等。总而言之，这是中国传统隐逸思想的集大成，并有所发挥、发展。为了表示这种差别，也为了尊重高奣映的生活实践与学术成就，故称“清游思想”。

    二、高奣映的前半生
    高奣映一生60岁，于37岁退隐。其前半生主要活动有两大内容：读书与著述、做官与政治。以下分别简述。
    读书与著述：高奣映生于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其父高[左泰右翟]时为姚安军民府土同知，其母为丽江木土司之女。4岁开蒙，有“神童”之称。康熙十三至十六年(1674年～1677年)， 27至30岁，致力学术，著《增订来氏易注》、《来瞿塘先生家传》、《读瞿塘来夫子易注要说》、《蜀风采》、《蜀江吟》、《江源合辨》、《巴怡集》等。
    姚安甘孟贤《高雪君先生家传》说：“先生自幼承父训，嗜书成癖，无昼夜寒暑，皆读书。倦则静坐默诵，诵已又读，博涉经史百家。凡宋元以来先儒论说，与夫诗古文词及近代制艺，皆窥其底蕴而各有心得。”
    做官与政治：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 (1659年)，清军入滇，永历帝西走永昌、腾越，逃缅甸。高[左泰右翟]率妻、子追随，被亲属子弟劝回，遂交世职于奣映，入鸡足山大觉寺出家。时高奣映13岁，母木氏代掌土同知印。随即，高奣映献土归诚，平西王吴三桂命袭世职。康熙十二年 (1673年)，经吴三桂题奏，吏部正式批准高奣映承袭世职，任姚安军民府土同知，时年26岁。同年，会川一碗水沙土司叛乱，高奣映奉命以武职出川巡视，会川土司间械斗停止，叛乱平定。同年，奉命以四川按察使观察川东。其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举旗反清。康熙十三至十六年(1674～1677年)，高奣映遵吴三桂之命，以“提刑”之职“分巡川东”，出守叙州府。康熙十六年 (1677年)，高奣映挂官归里，时年30岁。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在湖南衡阳称帝；同年八月暴病而亡。康熙二十年初，清军入滇。二月直逼昆明。在此期间，高奣映施展其政治才能，为地方安定出了大力，也为高氏保住了祖业。
    民国《姚安县志》载高奣映长孙高厚德所撰《先生行状》说：方逆藩吴三桂叛乱，其伪将胡国柱沸涌于金江，伪国公马宝猖獗于楚雄。使两军相接，事之溃败，几难问矣。吾祖兴屯聚，以分其势；行间谍以疑其心。令马在楚雄孤立而无助，胡渡金江，不攻而自溃。又以单骑会伪怀忠海将军而解其兵；说伪将刘汉章、杨开运、李发美、赵永宁投诚归顺；缴姚安府、姚州、大姚县、白井提举、经历司、府、县两学伪印七枚。以功议叙，授布政使司参政道。
    又据《滇系》卷二十一载：当高奣映进行以上劝降时，吴三桂之子吴世璠命令李发美“割维西、中甸，赂青海乞援。”“伪将军李发美举世璠所与达赖喇嘛书，以丽江、鹤庆二府降。”“文为高土司所截，滇破而师不至。”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高奣映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也具有相对杰出的政治才能。正如明进士蜀人龚懋勋撰《先生三十三岁寿序》中所说，高奣映能“行权”，也即能于“常经”之外，根据实际情况而独辟蹊径。具体说，就是当吴三桂反清势力看似强大之时，高奣映能听其派遣，巡视川东三年之久，而当吴逆形势不利时，则果断地挂官归里。当清军进逼云南时，则能利用其声望以及与吴三桂前此的关系而“行间谍”之计，并能截住吴世璠给达赖喇嘛的书信。由于为清朝立有功勋，故“以功议叙，授布政使司参政道。”
    从高奣映前半生的主要经历看，他既是一位读书人，又是一位政治能手，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是通常的文弱书生，不可能是为科举而萤窗雪案的秀才。简言之，高奣映前半生是位通晓政治的学者。也许正因为他通晓政治而又颇有才学，才可能于立功受奖，已得升迁之际，毅然引退，实践老子所谓“功成弗居”的思想，如张良之“随赤松子游”一般，到结璘山渡其后半生。而其后半生的隐居生涯，又不完全同于中国古代自伯夷、叔齐，乃至孙登、陶潜之流，故其“清游思想”能散发出独特的芬芳。

    三、后人所知的高奣映隐居生活
    康熙二十三年 (1684年)，高奣映时年37岁，托疾归隐姚安结磷山，长男高映厚袭土同知之职。光绪《姚州志》说：“结璘山在光禄乡之北，松竹横斜，烟云出没，极林泉之胜概。土同知高奣映曾结庐读书于此。”又说：高奣映“尝结庐结璘山，博览群籍，因号结璘山叟。”“昔高雪君结庐读书于此，有通志堂、清远楼、梦文楼诸胜，遗迹犹存。”
    甘孟贤《高雪君先生家传》说：“辟别馆于结璘山，远避尘俗，日事丹铅。故其诵览之多，著述之富，至于如此。藏古今书籍于拂雪岩，编为十号，每号千数百卷，三姚缙绅，蓄书之家，莫与为比。喜成就后学，及门之士，成进士者二十二人，登乡举者四十七人、游庠者百三十五人。贡生徐维季、廪生冉宏智、张凌汉、张怀及皆及门高第弟子也。武举施楷，亦就先生问学有得，自号晚学居士云。”
    又说：“先生……卒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四月七日丑时。卒之前数日，往州城，别诸当路大夫。归，戒家人勿动荤腥，茹素三日，携门人故友，游结璘山馆，竟日酌酒高歌。酒将阑，召诸孙侍侧，为讲《孟子养气章》。至夜，为次孙孚鹤作《婚聘启》毕，忽言两手麻木，语未竟而瞑。是年五月二十一日，葬鹤钟山。”
    民国《姚安县志》载：高奣映著《结璘山草》二卷。
    又载：“退居结璘山，著《金刚慧解》、《太极明辨》、《就正录》、《理学粹》诸书。丹铅之余，并启迪后学，裁成多士。康熙四十一年，应滇督学王之枢之聘，数月而成《鸡足山志》、《理学西铭补述》、《等音声位合汇》诸书。”
    又载：“高奣映《维风权宜》通俗议曰：‘有贫求之花（家），婚姻不能自为者，听于明中，并急义丛中，酌量助之。如再不足，来结璘山求助，以便量助羊一、二头，布一、二疋，银戒指、银环一、二对，以全其美，此不用还。’”
    又载：“高奣映《维风权宜》通柔应曰：‘其狱中人至年节如何振摄，商量明白，至结璘山来，领草荐若干，碗箸若干，柴炭若干，过年吃费若干；劝化监中人……全无衣被者几人，过年盐、菜若干，结璘山肩任。’”
    以上这些资料，多为《高奣映评传》所采取，而成“归隐结璘”一篇。该篇主要论点如下：
    高奣映隐居结璘山，“仅只是一种对于政治生涯的回避，而非真正的避世。他整个心思用于他所热衷的学业，以及对家乡社会事业的关心和扶持。优雅的自然环境，不但没有使高奣映把自己与社会割开，反而增进了他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天然联系。”
    仅就以上资料分析，相信别的研究者也能得出与此相近的结论，但是，如果研究过《清游闲话》，也许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四、高奣映自述“清游”思想之一：清游的意义和基本要求
    高奣映通过《清游闲话》六十则，向世人公开自己的隐逸思想，体现与“后人所知的高奣映隐居生活”大相径庭的一面。
    《清游闲话》开篇这样说：
    裛山水之真气，探山水之真情，穷山水之真况，契山水之真理，庶几游不空游，学乃真学矣。然此非寡欲十年、心清如水、眼空天地、腹洞古今人，不能神领也。宁若岘山置酒，言脉（咏）终日；南楼对月，啸咏移筹哉？即泛观乎沧海，徒思乐死；悬想夫濠濮，觉鱼鸟之相亲。而真山水之性灵，转为游泳累，则胡谓之游山水也。
    这段话是《清游闲话》六十则的纲领。作者主张对于山水，要裛其真气，探其真情，穷其真况，契其真理。这就不是通常的游玩取乐，而有其严肃的意义。由此可知，高奣映认为隐者也不仅仅是为了逃避尘世的喧嚣和政治的困扰，隐者自有隐者的生活取向。而能探索山水之“真”者，也并非普通的市民、官僚，乃至普通的文人学士。只有那种“寡欲十年、心清如水、眼空天地、腹洞古今”的人，才能“神领”，亦即才能真正领悟山水的精神。
    山水有什么精神？那其实是清游者的精神。清游者的精神无以名之，它通过山水的形神得以体现。山水是清游者心灵的具象。为什么陶潜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是因为终南山的形神成为陶潜心灵的具象。
    接下来，高奣映举出四个大异清游的例子：岘山置酒、南楼对月、思乐死、想濠濮。
    岘山置酒，语出《晋书•列传第四》：“（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 岘山即岘首山，位于湖北襄阳南，为要塞。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出身名门世家。魏末历任中书侍郎、秘书监、相国从事中郎等职，掌管军事机要。晋武帝时，升任尚书左仆射、卫将军。
    南楼对月，语出唐代诗人马戴诗《田氏南楼对月》：“主人同露坐，明月在高台。咽咽阴虫叫，萧萧寒雁来。影摇疏木落，魄转曙钟开。幸免丹霞映，清光溢酒杯。”（《全唐诗中卷五百五十六》）南楼在鄂州，旧址在今湖北武昌蛇山上。
    乐死，语出《庄子•外篇•至乐》：“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想濠濮，语出《世说新语言语》：“简文入华林园，顾为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自来亲人。’”濠指濠水，庄子和惠子在此争论是否知道鱼的快乐；濮指濮水，庄子在此用鲲鹏表示自己的远大理想，斥退楚王使者。
    高奣映认为，象以上四例中的游山水，称不上“清游”，而只是游山水的一种徒然的负担。进而言之，清游者面对山水，要心无挂碍，毫无杂念，连生死苦乐这样佛家认为的“大事”，也不能去想，其余则不必论矣。
    在第六则中，高奣映举出一位“处处识得真山水”的人——李白。他说：“李白称之为谪仙，以处处识得真山水，而真山水为之效灵。人窥得此隙，是以称之耳。夫于何处见之？其客任城，则沉饮竹溪，而与孔巢父、韩擎、裴政、张叔民、陶沔居徂徕山，浮游于四方，此谪仙之行段自在阿堵中矣。尝乘月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宫锦袍坐舟中，傍若无人。此谪仙天宇修明，一往畅适，有目共睹，知其为谪仙也。晚好黄、老，度牛渚矾，至姑熟，悦谢家青山，终老焉。此全是真山水效灵，不汨汨于人世者，不谓之为谪仙可耶？”《旧唐书•李白传》：“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徂徕山位于山东省泰安市与新泰市交界处，山脉东西走向，逶迤百余里，与泰山遥遥相对，主峰太平顶，山间多古迹，其中晒缨台为孔子闻歌处。《旧唐书•文苑传》：“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傍若无人。”明钱子义《采石》：“ 李白尝乘月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锦袍舟中，旁若无人。后因不得志，夜泊采石舟中，见月映水，大醉投波，扪月而死。”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云：“晚岁渡牛渚矶，至姑孰，悦谢家青山，有终焉之志。盘桓利居，竟卒于此。”
    纵观《清游闲话》六十则，能入高奣映眼帘称得上清游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隐士、名流的言行，都被他批评、指责、嘲笑，李白算是“幸存者”之一。由此可见高奣映“清游”指归之高。众所周知，李白一生洒脱，所游名山大川之多，情感之真，古今无人可以匹敌，尤其是悦谢家青山而有终焉之志，乃至“扪月而死”，似乎完全达到高奣映所谓“四真”境界，故曰：“此全是真山水效灵，不汨汨于人世者。”可以说，“不汨汨于人世”，就是高奣映对“清游”者所悬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十三则：药山问释圆智“何处来？”答“游山来。”药山令其速道，曰：“山上鸟而白如雪，涧底游鱼忙不彻。”则是眼中惟有鱼鸟，何与游山？惟其有此活泼泼地察鱼鸟，以察上下故耳，然不免拖泥带水矣。如元德秀爱陆浑山，定居，不为墙垣扃钥，何等洒然，岁饥时或不爨，嗜酒陶然，弹琴自适，又是何等天趣。房琯曰：“见紫芝眉宇，令人名利之心都尽。”能尽得名利之心，眼中始识得真山水。其中人物、典故，需要说明者如下：
    药山即药山惟俨。《景德传灯录卷十四》：“澧州药山惟俨禅师，绛州人，姓韩氏。年十七，依潮阳西山慧照禅师出家。唐大历八年，纳戒于衡岳希操律师。”《五灯会元卷五•道吾宗智禅师》：“潭州道吾山宗智禅师，豫章海昏张氏子。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预药山法会，密契心印。一日，山问：‘子去何处来？’师曰：‘游山来。’山曰：‘不离此室，速道将来。’师曰：‘山上鸟儿头似雪，涧底游鱼忙不彻。’”以此，知“圆智”为“宗智”之误；“鸟而”为“鸟儿”之误。《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九• 卓行》：“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质厚少缘饰。少孤，事母孝，举进士，不忍去左右，自负母入京师。既擢第，母亡，庐墓侧，食不盐酪，藉无茵席。服除，以窭困调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闻，擢补龙武军录事参军。所得奉禄，悉衣食人之孤遗者。岁满，笥余一缣，驾柴车去。爱陆浑佳山水，乃定居。不为墙垣扃钥，家无仆妾。岁饥，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弹琴以自娱。房琯每见德秀，叹息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陆浑山在洛阳，山高林密，清流洞邃，自古为高人隐遁之处。西晋文人郭文、胡昭等著名佛学家，先后隐居陆浑山。通过以上说明，读者能进一步体会“能尽得名利之心，眼中始识得真山水”的思想。
    在第三十三则中，高奣映说：“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许逊、桑门支遁恒游处，每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此等人享如此清乐，可谓希世觏之不易得者。”由此，可以看出高奣映主张“清乐”，而其内容则不同于普通的欢乐，那是与一些懂得清游的人一起，出则游山水，入则赋诗文。但是，这种人古来能有几位呢？所以说，“清游”真是一种曲高和寡的思想。
    在第四十一则，高奣映说：王徽之听说吴中一位士大夫家种有好竹子，于是坐着轿到竹林中，讽啸自若，旁若无人，甚至连主人洒水扫地也不看一眼，只知尽欢而去。“此玄同适天之第一诀。” 何谓“玄同适天”？
    玄同，语出《老子》第五十六章：“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是谓玄同。”但老子这话，我们仍然不大理解，因而引民国期间四川北碚复旦大学教授张默生先生《老子章句新释》：真知“道”的人便不去说“道”，好谈“道”的人便是不知“道”。他是主张不用聪明的，故说“塞其兑”；他是主张不纳外物的，故说“闭其门”；他是主张不露锋芒的，故说“挫其锐”；他主张以简御繁，故说“解其纷”；在光明的地方，他就“和其光”；在尘垢的地方，他就“同其尘”。这种一任自然的态度，就是与道同体的；既与道同体，所以对于事事物物，自不妄加分别，这就叫做“玄同”。
    适天，也即一任天然，与玄同的意思相近。
    由此看，高奣映把王徽之那种“讽啸自若，旁若无人”称为“玄同适天”，也就是认为清游者要一任自然，并且是第一要义。
    在第九则中，高奣映说：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每到中甸归化寺前，望着田野，就不由自主地吟哦起唐人陈陶《陇西行》中的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样的诗句，令人顿生戒心。“三藩”利令智昏，遂化歌舞为白骨，以至于此。由此想到元末明初，那位曾经当过宋濂老师的吴莱，他游齐鲁燕赵，每当到达古人的歌舞战斗之地，就慷慨高歌，呼酒自慰。这就是古人所谓“高歌胜于恸哭”。当他游海州，历蛟门岛，过小白华山，登盘陀石的时候，见晓日初出，海波尽红，于是瞪目长视，忽然想起汉代传说中的方士安期羡门。这就是社会在锻炼人，人的阅历多，时间长，然后愈老愈炼出真知灼见。但令人感叹的是，有的人光游历山川而不知寻求真理，于是跟着世俗旋转。我以当年那一双见过白骨战场的眼睛，如今登鸡足山，四望峰巅，当黎明之时，看晓日初出，寒云敛势，静铺如海，当此之际，瞪目澄想，万念具空。哪里有羡慕安期羡门的功夫啊，只是希望他也到鸡足山来。我再说一遍：私欲没有完全除尽的人，其天理哪能复归！我希望此后我的文章雄宕有奇气，但能否达到，则不能知晓。只是相信吴莱的话。他说：“胸中无三万卷书，眼无天下奇山川，纵能文亦儿女子语。”作为门外人，对此我不自弃。
    象以上的例子，《清游闲话》中还有许多，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五、高奣映自述“清游”思想之二：隐居思想
    隐居思想是《清游闲话》的主要内容，其中引用隐士数十位，几乎涉及中国历史上除陶渊明以外的著名隐者，洋洋乎自成大观，由此可见高奣映对隐士生活的想往。
    最有趣的是在第三则中，高奣映把自己描写为一位到鸡足山寻找隐士的人，而自己最终也成为隐士。他这样叙说：鸡山之幽邃可寻，且思赍粮一往。倘或糗糇既尽，当四远复无居人之际，或者忽见茅屋数间，遥出松竹之下，烟萝四合，小径潜通，叩其门，若亦无人出者，从篱隙中窥之，或者亦有偃卧之一人焉，遂急推户直造其前，其隐者摄衣起，吾将犹严士则之，自陈行止。因坐大盘石上，其人或问京华近事，则已远隔千年。然后亦于梁间启故纸囊，择百余颗中之一粒，状如扁豆，取铛拾薪，汲泉相对，煮之良久，腾腾香气满鼻。视之，大已如掌，举而食之，渴即饮铛中液，丰饫盈舌而神气已仙矣。倘告以归路，则不忍去。俾世之人訇之，曰：结璘山铜卧叟游鸡山深处，不知所终，斯亦自诞之也。
    这则“故事”，与《桃花源记》的叙述方式相似，但其中的隐者，则与桃花源中的居民大异其趣。如果把桃花源中的居民称为凡人，则此中之隐者就迹近仙人了。由此可见高奣映的隐居思想，与陶潜有所区别。陶潜说“心远地自偏”，高奣映的心，似乎比陶潜更远。
    “故事”结尾，高奣映把自铸铜像作为自己的形象代表。而此铜像，光绪《姚州志》这样记载：“高雪君铜睡像……以铜壶卢作枕，枕上有赞云：‘有酒不醉，醉其太和。有饭不饱，饱得潜窝。心中无半点点烦嚣，眉上不挂一丝丝愁恼。只是一味的黑甜睡到天荒地老。’”
    如今，此铜像存于姚安德丰寺，人们还能看到铜像膝上铭文为：“人皆醉，我独醒。夫夫人也，而反是不中山之酒。睡则千千日，不靡盬乎王事。不劳困其肌骨，胸中贮有烟霞。一睡乃逾三万六千日。” 通过这一则，高奣映明确告诉世人，他是把自己隐居的精神状态凝结在“结璘山铜卧叟”上，人们可以通过“读”此铜像而认识他的后半生。
    第四则：山水足以栖迟，野服即可拜帝，此田游岩之“泉石膏盲、烟霞痼疾”也。余往者过夷陵，望青溪，乃起怀高之想。今望鸡山，又景许由而思比邻焉，盖鸡山与箕山同音也。《新唐书•隐逸传》：“田游岩，京兆三原人。初补太学生，罢归，遍游山水。后入箕山，筑室许由庙东，自号许由东邻。调露中，高宗游嵩山，亲至其门，游岩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谓曰：‘先生养道山中，比得佳否？’对曰：‘臣泉石膏盲，烟霞痼疾，既逢圣代，幸得逍遥。’敕乘传赴都，授崇文馆学士，进太子洗马。垂拱中，坐与裴炎善放还山。蚕衣耕食，不交当世。”夷陵为河北省宜昌市区的古称。《庄子逍遥游》：“许由，字武仲，上古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槐里人，尧知其贤，让以帝位，许由闻之，隐于箕山。”《庄子集释》：“尧封其墓，谥为箕公，即尧之师也。”箕山距登封市区20余公里，因形似簸箕，故名。远望则山坡平坦如枕，故当地百姓又称为“枕头山”。又因上古高士许由葬于此，又称“许由山”。田游岩入箕山，在许由庙旁筑室而居，并自号为“许由东邻”。田氏事迹，高奣映往年游夷陵时曾引起共鸣。说明高奣映的隐居思想，早年就已萌芽，而非全因政治前途不太光明而一时性起。如今早已退隐，而入鸡山，因“鸡”、“箕”同音，更想如同田游岩一般，择地而与许由比邻而居。许由让帝位，高奣映则让土同知之位。帝位与土官之位不能相比，但其“让”之精神相通，都视荣华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由此不难明白，真的隐士，不是对人世有所惧，而是对山水有所好。
    在第十则中这样说：藜藿不给，怀书而耕，试问如何？白首无倦，挟琴采薪，行歌不辍，试问其并日而食，守操终老者，有何持循？此沈麟士之安贫乐道，弃人游天也。省夫此，便知孔、颜乐处。此则全用《南齐书•卷五十四•列传第三十五》的记载。
    沈麟士又作沈飗士（419-503年），五代齐国人。《南齐书》载其行事：“沈飗士，字云祯，吴兴武康人也……少好学，家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宋元嘉末，文帝令尚书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学士，县以飗士应选。……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渊、中书郎沈约又表荐飗士义行，曰：吴兴沈飗士，英风夙挺，峻节早树，贞粹禀于天然，综博生乎笃习。家世孤贫，藜藿不给，怀书而耕，白首无倦，挟琴采薪，行歌不辍。……永元二年，征太子舍人，并不就。飗士负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终老。”
    高奣映对沈麟士高度赞扬，认为他之所以有藜藿不给、怀书而耕等等弃人游天的行为，全因他能安贫乐道。并认为如果能理解沈麟士的思想行为，也就能理解孔子、颜回的乐趣了。
    关于“孔颜之乐”，是个古今的大题目，研究者众多而各有所见，这里不能讨论。这里仅举《梁漱溟先生论孔孟》中关于孔颜之乐的两句话，用以说明。他说：“乐的态度在人的心境是安和自在。”又说：“真正所谓乐者，是生机的活泼，即生机的畅达，生命的波澜也。”沈麟士虽然如颜回一般贫穷，两顿饭并作一顿吃，但耕田读书、打柴弹琴，十分自得。他的行为和心理，符合梁漱溟先生对孔颜之乐的解释。
    第六十则：何必似王弘之拂衣归耕，历逾三纪；又不必如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终。姑类阮万龄辞事就闲，然事仍不必辞，而闲则日以集。其纂成者，志在圣贤之德业，就不就所未计也。遂思谢氏之言曰：既远同羲、唐，亦激贪厉；竞栖迟山泽，好古率真。遗李（季）氏之慕浮，追千秋之雅榘；宁沉沦而高蹈，谓之为隐也哉!本则文字，出于《宋书•卷九十三 •列传第五十三•隐逸》：“王弘之，字方平，琅邪临沂人，宣训卫尉镇之弟也。少孤贫，为外祖征士何准所抚育。从叔献之及太原王恭，并贵重之。晋安帝隆安中，为琅邪王中军参军，迁司徒主簿。家贫，而性好山水。始宁汰川有佳山水，弘之依岩筑室。谢灵运、颜延之并相钦重。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逾历三纪；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成先业；浙河之外，栖迟山泽，如斯而已。既远同羲、唐，亦激贪厉竞。殿下爱素好古，常若布衣，每忆昔闻，虚想岩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谓千载盛美也。’”
    高奣映十分赞赏谢灵运对隐栖生活的评价，认为隐栖行为同于上古伏羲、陶唐的风尚，可以激励现今的贪婪之徒，使人们竞相栖迟山泽，好古率真，从而摒弃近世企慕浮华的风气，而追求千秋之雅榘。这种表面沉沦而其实高蹈的行为，就称谓“隐”。

    六、高奣映清游思想总评
    中国隐士文化，源远流长。《史记》作《伯夷列传》，置为列传之首，其中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司马迁虽然不知道该对这类人作何称谓，但却为这些人在史书中留有一席。
    范晔纂《后汉书》，专列《逸民列传》。他引《易经》之言，说这些人是“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他把这些人分为六类：“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他考察这类人的行为方式与目的，并作出评价：“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彼虽硁硁有类沽名者，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也。”从此以后，这类人不但在正史里占有较高的地位，野史亦纷纷记述，并大加褒扬。
    高奣映熟读九流百家，而专注隐逸，著为《清游闲话》，凡万余言，仅此就表明其志趣所在。诚然，高奣映学贯三教，旁及九流，其思想亦儒亦道亦释，而难辨其孰轻孰重。这是仅仅从他的学术著作中看出来的。但如果结合他的生活经历来看，那么他的后半生无疑是一位隐士的角色。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释都有隐逸思想。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他还有“居九夷”（《论语·子罕》）的想法，这都是隐者的“避世”思想。在孔子这种思想影响下，其弟子中出现像原宪那样不追求官职，安贫乐道的隐者。原宪忠实地实践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和“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的思想，在孔子卒后三十七岁时就“亡在草泽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儒家的隐栖之路是“避世”，不完全同于道、释的隐逸之路。
    从《老子》、《庄子》看，初期的道家，其“隐”也有避世的用意，但后期的道士，比如张三丰之流，就完全是为着生活的适意，看不出有避世的用意了。
    佛教自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其后流派纷繁，经长久与儒、道磨合，终于在唐代形成“禅学”。而禅学的境界，简单说就是一无挂碍，其生命的本质是生动活泼，不拘形式。考察高奣映后半生的生活，更考察《清游闲话》，可以断定他的思想主流属于“禅学”。这在无意中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篇文章写于他归隐之后的第六年，解释了为什么此文作于鸡足山，解释了为什么此文收于《鸡足山志》。
    边城秀才二〇〇六年四月十六日星期日于鹿城东山寓
 
  附高奣映自铸铜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