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者注：］陈欣德，又名陈辉， 生于1936年。1958年8月至1975年，在黄屋屯中学、钦州师范、钦州县教学研究室、钦州一中任教。1975年至1985年在广西革命烈士编纂办公室（后改为广西革命历史编写办公室）工作。1985年3月至今 在广西党史研究室工作，任广西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这篇文章，收藏在邓小平网上纪念馆。

陈欣德

　邓小平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１日和１９３０年２月１日领导发动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举行的两次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起义后创建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当时我党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建立的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该根据地的建立，是邓小平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地区的开始，也是他革命生涯中几个光辉时期的第一个。因而对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多年来，党史工作者对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研究和深入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现述评如下。?

　　　　一　研究概况

　　对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就开始了。１９４４年春，在延安的原参加过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红军干部，参加了朱德和陈毅主持召开的红七军历史座谈会。会后，原红七军干部莫文骅根据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和自己收集的有关资料，于１９４４年８月写成《红军第七军简史》。１９４５年２月，该小册子由八路军政治部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中央领导同志参考。原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也根据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写成《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内部资料）。这两本小册子对邓小平等领导创建红七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程、经验教训做了较为全面的记述，可以说是研究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的最早著述，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有关部门和一些老同志，着手编辑、撰写了不少有关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的回忆录和资料。主要有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西档案馆筹备处编《老战士回忆红七军》、广西军区政治部编《广西革命回忆录》、莫文骅著《回忆红七军》、谢扶民著《转战千里》、叶季壮等著《回忆韦拔群》、欧致富著《右江风云》和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谢扶民著《韦拔群》等。未公开出版或内部发行的有：广西文联编《东兰革命历史调查汇编》、百色师专文史科编《右江革命史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广西壮族地区革命史料汇编》、陆秀轩和黄举平合著《右江星火》等。这些都为研究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尤其是《广西壮族地区革命史料汇编》，里面收集了很多第一手的调查资料。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邓小平受到错误的批判，很多当年参加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老同志受到牵连，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也成为禁区，研究工作被迫停止，原准备公开出版的《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也被迫停止。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才重新开展并日益活跃起来。1979年12月，刚成立不久的广西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后改为广西中共党史学会）在百色举行“纪念百色起义5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20多篇，会后由研究会汇编成《纪念百色起义50周年论文资料选编》，由《学术论坛》作为增刊出版。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各地、市、县均先后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党史研究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后改为党史研究室），自治区和有关地市的党史工作部门都以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为重点，开展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

     198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和百色、河池、南宁三个地区及南宁市的党史工作部门在南宁成立《左右江革命斗争史》编写协作领导小组，开始有计划地着手进行有关资料的征集和编写工作。同年5月，广西历史学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年会，会上，收到史学研究者提交的《百色起义的特点和意义》等有关论文13篇。会后编印该年会会刊（内部）。1985年4月，因中央党史部门要编纂大型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西成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由自治区党史办公室、档案馆、图书馆及有关地、市、县党史部门等14个单位组成，对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料进行较全面、系统的征集和研究。在党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几年来征集、发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新资料，主要有：

　　１.邓小平１９２９年底在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议上作的《补充报告》。该报告被编入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５日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第二期《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一文里。文中没有写明报告人。后经广西党史工作部门考证。１９８４年８月邓小平本人已确认此报告是他当年所作。（1）这是目前发现的关于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较早文献。报告里主要介绍当年右江起义发动的经过和左江起义发动前的准备及策略，指出“这种斗争的发展，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2）。现存中央档案馆。

　　２.邓小平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９日在上海写给党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此报告于１９８９年经邓小平本人确认（3）。该报告内容分为：八军的经过、七军的经过、地方党的状况及土地革命的工作、个人的回忆等四部分，共１.６万字，详尽汇报红七军和红八军的非凡战斗历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及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等情况，且以十分诚恳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总结这一阶段的工作体会和教训。此报告是研究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其原件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３.陈豪人（红七军政治部主任、中共红七军前委代书记）１９３０年写的《七军前委报告》和１９３１年写的《七军工作总报告》。此两份报告也较全面、详细地叙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过程。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４.徐振农（又名涂镜吾，曾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１９４２年“南委事件”后被捕叛变）１９３０年５月写的《红军第七军报告（给苏代会）》。该报告着重叙述左江革命根据地的详细斗争情况，其中写到邓小平１９３０年２月上旬由中央返到龙州并就职为红八军政治委员的情况。此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５.红八军政治部创办的１９３０年２月１２日出版的《工农兵》报，报中刊登有《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中国共产党广西左江特别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八军军事委员会为“二七”周年纪念告右江工农兵劳苦群众》、《龙州市全市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等重要文件，为研究邓小平与左江革命根据地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外，各有关地、市、县党史工作部门也征集到一批有价值的资料。

　　在编写、出版方面，２０多年来，已编辑、出版的有关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著作、回忆录、资料有：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陆仰渊等选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１—３辑），左右江革命历史调查组编，１９７８年，内部资料；

　　《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一、第二辑），广西革命历史编委会（后改为广西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版；

　　《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广西军区政治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百色起义》，陆仰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概况》，广西中共党史学会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下），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之一，广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该书吸收过去的有关研究成果，内容分为历史文献、人物传略、回忆文章、参考资料、专题资料和考证等部分，为目前这一领域较全面、较准确、较有权威性的研究著作；

  　《百色风暴》，莫文骅著，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老骥忆烽烟》，吴西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广西百色地委党校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左江革命根据地史实》，广西南宁地委党史办公室编，１９８５年内部出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广西财政厅和广西档案馆合编，１９８３年内部出版；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右江地区的教育》，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编，１９８５年内部出版；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广西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编，１９９４年内部出版；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人物志》，广西党史研究室编，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百色起义人物志》，广西党史研究室和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合编，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的实践与思想研究》，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广西区委宣传部、广西党史研究室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百色起义与中国革命》，广西党史研究室编，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百色红旗》，中共广西区委宣传部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此外，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还发表了《百色起义的特点和意义》、《百色、龙州起义的历史经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考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从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看邓小平的鲜明革命风格》等论文。

　　在学术研究活动方面，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９年，在南宁、百色、龙州专门召开有关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学术讨论会共六次。如１９８４年在南宁召开的“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５５周年学术讨论会”、１９９７年在百色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实践与思想研讨会”、１９９９年在南宁召开的“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７０周年暨广西解放５０周年学术讨论会”等。１９９９年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威、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副部长朱阳明等的亲临指导。朱阳明还为该会提供题为《论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斗争中的军事理论贡献》的论文，从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新途径、创造武装起义的新形式、开创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对战略战术原则提出一些新思想等四个方面，说明邓小平在其军事实践的起点中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该文可说是近年来研究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

　　　　二　研究新进展和取得的新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党史工作者对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不断拓展其领域，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从纵的研究到横的比较研究，从一般性的研究到重点、难点的研究、考证，取得了新的成果，提出一些新的见解。现把几个主要方面综述如下：

　　１.关于邓小平对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贡献问题党史工作者认为，邓小平３０年代在广西领导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他７０多年革命生涯中几个光辉时期之一。他是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以非凡的无产阶级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高举“工农武装割据”旗帜，抵制党内“左”的干扰，根据广西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正确分析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卓有成效地对国民党左派进行统战工作和改造国民党旧军队，为广西革命斗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确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为革命武装斗争立足点，充分相信和依靠当地壮、汉、瑶等族群众，不断发展、壮大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广西各族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动员他们为创建革命根据地而紧密团结战斗；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创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新途径，并根据广西情况，采取一条忽而内线忽而外线、内线坚持与外线游击相结合的、避实击虚的作战原则，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借鉴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内领导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推动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使该根据地成为重要革命根据地之一。这正如１９９９年３月５日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西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指出的：“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领导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百色起义，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3）

　　２.关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特点问题党史工作者认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一样，有其共同的规律，也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有：

　　第一，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在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我党在广西利用国民党军阀之间的矛盾，卓有成效地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与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国民党左派重建革命统一战线后的有利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一实践回答了党的六大以后没有解决好的正确对待中间阶级的方针策略问题，为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左”的错误指导，在其影响下，党内个别领导人曾批评以邓小平为书记的红七军前委对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的争取、教育工作是“幻想”。事实证明，这个批评是错误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胜利举行，是党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这一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和罕见的。

　　第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我党避开中心城市，选择群众基础较为深厚的地区，胜利实现革命立足点的转移，坚持正规武装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回答了党的六大以来没有解决好的革命动力问题，也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我党的军事发展重点是放在农村还是放在城市的问题。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照搬外国经验，把党的中心任务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以城市为中心的“左”倾思想在党内占着统治地位，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过程中，敢于抵制本本主义，坚持以广大农村为依托，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一策略转移，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在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地区，它是我党正确执行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在创建过程中，坚持为各族人民谋利益的宗旨，坚决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认真选拔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充分发挥各族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精神，调动各族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团结战斗，患难与共，共同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这为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后来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处理好各民族间的关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位于祖国西南边陲，西南面与法属安南（越南）毗连，它的建立不仅是对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英勇一击，而且鲜明地高举反帝斗争旗帜，与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了有理、有节的直接英勇斗争，把反帝与反封建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当时，法帝国主义分子对在龙州起义中建立的左江革命根据地极端仇视，又是造谣，诬蔑，又是发出照会，扬言要“越南总督拟派武装卫队十五名及机关炮车一辆”进驻龙州，且法帝国主义在龙州的领事馆和天主教堂，竟明目张胆窝藏龙州豪绅地主的大批武器和金银财物，这激起广西各族军民的无比愤慨。为打击法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龙州军民曾在县城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的群众大会，大会发出《告全国民众书》，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等四项正义声明。后红八军战士曾打下一架窜到龙州地区领空挑畔的法帝国主义飞机。当年中共中央出版的《红旗》刊物曾刊登《广西红军占领龙州之意义》、《赤色的龙州》等文，赞扬龙州起义在“反帝运动上，更有重大的意义”，“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３.关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功绩和重要历史地位问题党史工作者认为，邓小平等领导创建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有着重要的、特殊的历史地位。

　　第一，吸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经过军事暴动，建立起一个面积较大、人口较多、工农武装力量较强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其面积约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１５０多万；正规红军两个军，人数曾发展至近万人；地方脱产工农赤卫队有八九千人。该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后转移到中央苏区，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该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广西的反动统治阶级，而且策应和支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第二，根据六大的精神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结合左右江地区的实际，在根据地内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邓小平等曾亲自深入东兰县武篆区进行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然后总结其试点经验，先后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在分配土地时，特别注意民族政策，规定不分民族、同样参加分配土地，若瑶民不愿下山分配土地，便按瑶民的要求分配山地给他们。当时分配土地的原则是：“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平均分配”。这种以产量来计算田亩数、以粮分田的做法，避免肥瘦不均现象，这与其他革命根据地有不同之处。当年开展土地革命的乡村，由于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故翻身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更加热爱新生政权和红军，有力地推动根据地的巩固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不仅把苏维埃革命种子播在过去被称为“蛮烟瘴雨”的南疆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使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照亮了广西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前进道路，而且还给越南人民以鼓舞和影响。这正如１９３６年邓小平与斯诺谈话中说到的：龙州苏维埃与安南人（越南人）有联系。安南人在１９３０年举行了工农起义。（4）

　　第四，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锻炼和造就了一代革命骨干，尤其培育了一大批土生土长、密切联系群众、熟悉本地情况、受到群众拥护的少数民族干部。当时地方党政部门干部，除了少数是外来干部外，多数是本地壮、汉、瑶等族干部。他们在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骨干和桥梁作用。壮族人民优秀儿子、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于１９３１年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有１９位原红七军、红八军干部被授予将军军衔，其中大将１名、上将２名、中将４名、少将１２名，还有省、部级干部１８名。他们在治党、治国、治军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４.关于党中央指导百色、龙州起义的功绩与失误的问题党史工作者认为，党中央对百色、龙州起义前后的工作指导中，既有突出的功绩，也有明显的失误和不足。其主要功绩有：

　　第一，党中央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在第一次蒋桂战争结束时，及时派出邓小平等一批党员干部，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广西，以便在广西创建苏区，这是正确的决策。

　　第二，党中央在主桂的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即将失败的紧要关头，指示广西党组织不失时机地建立红军，发动游击战争，举行武装暴动。这一正确指示，为邓小平等把在南宁掌握的武装力量拉到左右江地区提供了依据。接着，党中央及时批准邓小平等关于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请示计划，并任命了中共广西前委（后改为红七军前委）和红七军的主要领导成员，从组织上和干部上保证了起义的胜利举行。

　　第三，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党中央及时提出“扩大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的正确指导方针和策略措施，强调军队的建设要“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要健全军队党组织，“加紧健全下层士兵支部的工作，支部以连为单位”。对少数民族问题，党中央指出“一定要站在整个的阶级观点上，注意他们生活的苦痛”。（5）此外，对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人运动、农民问题、学生运动等都作了一些正确指示，这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党中央在指导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创过程中也存在失误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邓小平等率党在南宁掌握的武装部队撤往左右江地区前，中共中央曾指示广西工作必须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运动为重点，强调“现时应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浔、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6）。这一指示显然是错误的。

　　第二，对主桂的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作了错误分析，错误批评邓小平对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工作，认为俞作柏、李明瑞当局是军阀政府，必须“加以无情的反对”。当李明瑞在邓小平等的教育下，毅然投身革命，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中央还来信批评说：“对李个人，我们坚决反对他入党，你们必须在整个路线转变中，驱逐他离开该地。”（7）这一指示显然是错误的，后李明瑞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并为革命英勇牺牲。

　　第三，命令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使红七军失去根据地的依托，在艰苦转战中遭受重大损失，后红七军前委在广西全县（今全州县）召开扩大会议，才决定抛弃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错误计划。红七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后，敌人趁机派重兵多次进犯根据地，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而丧失。（8）

　　５.关于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的考证

　　近几年来，党史工作者对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尚未弄清或说法不一的问题进行了考证。

　　第一，关于邓小平到达南宁的时间。

　　过去，有人说邓小平从上海到达南宁的时间是１９２９年夏，有的只笼统说是１９２９年。经考证，应是１９２９年７月。（9）

   第二，关于邓小平就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的时间。

　　过去，史学界一向认为红七军和红八军一成立时，邓小平便担任该两军政治委员。现经考证，红七军、红八军刚成立时尚未设立政治委员。邓小平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时间应是１９３０年２月下旬。（10）

　　第三，红七军、红八军成立时的人数。

　　经考证，红七军成立时的人数应是４０００多人，红八军成立时的人数是２０００多人。（11）

　　第四，关于河池整编时邓小平是否被撤销前委书记的问题。

　　过去，不少论著认为，１９３０年１１月上旬，邓小平在河池召开的红七军党代会上因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被撤销前委书记职务，至１９３１年２月全州会议时才恢复其职务。现经考证，认为当时邓小平并没有被撤销前委书记职务。（12）

　　第五，关于红七军与红八军会师地点。

　　过去说是广西天峨县。现经考证，应为广西凌云县讲肥村。

　　第六，关于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地点。

　　过去说是江西省兴国县。现经考证，应为江西于都县。（13）

　　此外，研究者还对邓小平指挥在南宁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撤离南宁的时间、邓小平在南宁的住处等问题作了考证。

　　　　三　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对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研究，虽已取得较大的进展和收获，但目前尚有一些问题和重要史实未弄清，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其研究广度和深度也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１.关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范围问题过去，由于没有划定根据地范围的统一标准，故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范围的说法很不一致，有的说包括十几个县，有的说包括二十几个县，有的说左江地区举行龙州起义后很快又丧失，不能列入根据地的范围，其实际情况也是有些具体问题需要统一认识，如左江地区虽举行龙州起义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便丧失，但起义前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已控制该地区三个多月。另外，该地区有些县虽未正式成立红色革命政权，但已任命了红色政权的主要领导成员，且这些县已在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控制之下，对这些县是否列入根据地范围，需作进一步探讨、确定。

　　２.关于邓小平被派到广西工作前在党内的任职问题１９９７年２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书中说邓小平“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２９年，任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本人的回忆也持此说。但有人认为当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秘书处长，秘书长为李立三。究竟哪一种说法较为准确，需作进一步考证。

　　３.关于邓小平是否出席１９２９年９月在南宁郊区秘密召开的中共广西省一大的问题有些论著说邓小平出席此会，并在会上作报告，但至今尚未找到有关文献资料和知情人的回忆资料。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只说他指示中共广西特委召开此会。

　　４.关于原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后其政权性质及与我党的关系问题有史学工作者认为，从军阀混战中派生出来的广西新政权，虽带有民主革命色彩，但仍代表其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我党与其建立的新政权是统战关系。有的史学工作者认为俞作柏、李明瑞主桂后的新政权带有国共合作的性质。对此问题，需作深层次的探讨。

　　５.在研究领域方面，过去偏重于军事和政治斗争方面，对根据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党政组织建设、民族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甚显著。另外，对敌、友、我方的研究，也偏重于“我”方，而对“敌”、“友”方的研究尚是薄弱环节。

　　今后，进一步加强对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对帮助人们更好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渊源，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广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注释：

　　（1）《邓小平给广西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复函》，《广西党史研究通讯》１９８４年第６期。

　　（2）《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军事通讯》１９３０年第２期。（3）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党的文献》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3）《江泽民参加广西代表团讨论》，《广西日报》１９９９年３月６日。

　　（4）[联邦德国］乌利·弗兰茨：《邓小平传》，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７页。

　　（5）《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报告》（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

　　（6）《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８日）。

　　（7）《中共中央给南方军委办事处并转红七军前委指示信》（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６日）。

　　（8）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党的文献》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9）陈欣德：《关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10）陈欣德：《关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11）陈欣德：《关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12）陈欣德：《关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13）中共广西北流县委党史办公室：《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的确切地点》，《广西党史研究通讯》１９８５年第７期。

《邓小平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