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杜宪，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知道杜宪的途径和目的不一样，但是大家都知道她。有的人是从杜宪开始主持节目就把她视作偶像的，有人是因为杜宪一夜之间成为政治人物而关注她的，再后来的人则是因为陈道明而爱屋及乌地关心她。大家愿意知道她，在知道她的人中还有很多人非常景仰她，这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了。
杜宪是中央电视台80年代开始的新一代新闻节目主持人的第一批，还是女性主持人的第一把。同期的有一个好象叫卢娟，当时的观众对她们各有喜爱，两个人相貌也不相上下。杜宪长得其实足够好，但是总是太朴素，卢娟好像更早一点时尚起来。有意思的是同期也有两个不相上下的男主持----薛飞和罗晶，对他们，大家也各有喜好。但是这种平衡在六四那一刻打破了。
其实卢娟和罗晶在六四道来前夕势头已经分别弱于杜宪和薛飞，这对他们到底是幸事还是不幸？至少在六四及之后的若干年间是万幸之事。六四之前的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做了中共舆论史上最奇异和惊人的举动：党的喉舌向党发出了猛烈的进攻，当时邢质彬，薛飞和杜宪成了新闻播音的中坚，他们的形象和声音深入人心。可是六四天亮之后，媒体忽然失声，然后千万个声音变成一种腔调。邢质彬，杜宪和薛飞忽然要面临重新调整自己立场的处境，他们继续主持新闻节目，报道戒严部队的进展，报道人民群众对戒严的拥护和对动乱的谴责。但是，人们吃惊地发现，杜宪和薛飞严肃的面容之下，是难以抑制而且并且根本不想去抑制的哀伤，那天我清楚地记着杜宪在播到“戒严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抑制不住地带出了哭腔，当时的画面是广场的民主女神塑像被碾倒破碎。而薛飞在那几天的节目中自始至终表现出不合作姿态和无言的抵触。又过了几天，他们双双消失了，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新闻节目之中。只有邢质彬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政治任务，不过也从此被人冷落。
今天的人难以想象杜宪和薛飞当年需要多大的勇气准备怎么样的牺牲来表达对当时那股巨大政治力量的一点点反抗，也难以想象当时的人们给杜宪和薛飞怎样的崇敬。我也从那一刻起开始景仰杜宪。当然，我没有料到后来有机会向杜宪表达这种景仰。
在90年前后中央电台有一档很著名的专栏节目，叫做《午间半小时》，很多大学生的午餐或者午睡前的时光是听着《午间半小时》节目度过的。主持人女的是 虹云，她在《话说长江》里跟陈铎一块出名，然后红透，男主持姓傅，叫什么记不住了，也是正在快速窜红的后起之秀。当时栏目的编导们想让自己的节目再上一个台阶，就开始策划一个社会调查节目，跟中国第一个社会调查机构联合。我没有想到自己会跟《午间半小时》节目拉扯上关系，在半年之久的时间里充当那个节目的一个作者。当时我在北大读书，那家调查机构找到我们，问我们愿意不愿意为《午间半小时》写稿，我们当然很愿意。一是觉得新鲜，二是可以挣点小钱。我和一个同学被选中做这个活，我们轮流每个星期到那家调查机构对调查资料做数据分析，然后把分析结果写成适合在电台播送的文稿。
郑重起见，我们两个人合作了第一稿，然后一起到中央电台去当面聆听他们的意见。第一次进中央电台充满了好奇心，当时各国家机构和相关部门的门卫都是世界上最严苛的，更不用说电台电视台这样的地方了。拿着介绍信，里应外合地接应，接受盘查，然后才进入。进去一看大吃一惊，中央电台好像是五十年代十大标志性建筑之一，内部老旧。午间半小时节目组的办公室狭小而杂乱。我们很想见的是虹云，见到了才知道是那么一个不起眼的老太太，她好像不太会应酬，简单地招呼了一下就赶快离开了。真正跟我们讨论稿子的是傅先生（叫不出名字只好叫先生了）。说是讨论，不如说是听他的夸奖，他使劲地说稿子写得很好，很有水平，真不愧北大学生之类。我们来之前可是有点忐忑的，忽然受到如此吹捧，都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好，我是从来不知道说谦虚之词的人（尽管我其实真的是很谦虚之人），总觉得谦虚是一种客套。只好支支吾吾。我那个同学跟我刚好一个德行，一句自谦的话都不会说，结果我们就这么受着。那一个刻我忽然想到我曾经在《我的老师王小波》一文里已经表述过的“戏班子”理论，在前台听电台节目和在节目的后台参与，看到的景象有多么不同。在稀奇的东西你一旦介入就不足为奇。傅先生给我们的唯一意见是稿子长了一点。这点很容易解决，下次少费点事就得了，正中我们的下怀。
后来的几个月很有意思，隔一个星期可以从《午间半小时》节目里听自己的稿子被播送，然后有听众对前期节目的回馈，前台听众总是对戏台上任何一个演员都无限景仰，听得我们或心花怒放或大笑喷饭。每出戏其实都有很多破绽，但是戏班子会发展出一套掩人耳目的办法，结果每一场每一幕都光彩照人，其实表演和台词经常偏离了预定。进北大然后出北大一路上有太多的机会看后台的破绽，看着看着已经不再能把自己放在前台做观众去欣赏任何一出戏了。但是当年我才刚刚开始拉开后台的帷幕，对杜宪的景仰的基础也基于此。
我们的快感在六四之后开始变味，因为六四我们的节目暂停了一段时间。我们节目被群众呼声之类的取代，我记得一次很滑稽的节目，傅先生用曾经播送我们充满洞见的文稿的同样的声调，把一个叫“常大爷”的听众来信读得抑扬顿挫，大意是绝不能让动乱分子得逞，否则中国就会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他肯定没有料到，动乱分子当初的很多要求其实后来中共自己都作了，演变到资本主义的速度和风格让全世界都惊叹），我又一次见到前台观众对于一出戏多么的缺乏了解。这样戏剧才有存在的理由。像变魔术的从来不要变给同行看，除非你想出了新的招数，否则就是弱智地做作。常大爷之类的听众和观众让中国社会主义一百年不动摇的戏多演了好多年。我们觉得《午间半小时》堕落到不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毅然决然地退出了合作（事实是，功课越来越忙，挣那点小钱有点得不偿失），最重要的是，当一个新鲜的剧目演到老生常谈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自己乏味。因为形式固定，我们开始越来越多的重复自己，我觉得无趣，申请退出，我的同学也在一个月之后退出。
一直到现在，大家也不看不出来这篇文字跟杜宪有什么瓜葛，也正好是现在跟杜宪的瓜葛出现了。又过了半年左右，那家调查机构图谋跟中央电台合作对那个节目作大的改动，又来询问我们是否愿意继续做，既然从前做得挺好。我们的学业压力都很大，不再有心思参与。但是那期间，那个调查机构的头，透露他很杜宪有交往，经常能见到她，而且很快会再见到她。我们几个同学一下来了兴趣，都想给杜宪送点小礼品，表达景仰之意。想了半天不知道该送什么才好，别人送什么，我忘记了，我最后的选择是一本专业的词典，一本当时被很多专业阅读的热门读物。因为送书可以题献，所以我选择了送书。我不记得我到底写了几句怎样的话，我想我肯定写了"杜宪惠存“的字样，因为我知道的唯一一句题献的套话是惠存（其实我至今不清楚什么意思，也懒得弄懂）。另外还有一句话，表达了对杜宪的景仰，对了可能是这么写的”谨把此书赠给我最景仰的女士-----杜宪，敬请惠存。大意如此吧。很快，杜宪就收到了我们的礼物，并且带来口信，谢谢我们惦记她（可能是我添油加醋的），谢谢我们支持她（明白无误是她说的）。
有幸的是，邓小平终究是脑子好使的人，九二年借南巡讲话，让中国继续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若干年之后杜宪在媒体频频再现，我一方面感觉到中国社会的进步，一方面为杜宪因祸得福而高兴。这么看来，当初她的勇敢得到了回报，不幸变成了有幸。后来陈道明的声音逐渐地盖过了杜宪，杜宪成了陈道明的影子，变成娱乐报道的对象而不是政治关注的对象，我不免有几分感慨。我有的时候设想我们送给杜宪的礼物的下场：可能在某次搬家的时候，陈道明对杜宪说：“这些东西不留了吧？”杜宪说“你看着办吧”，陈道明就随手把它扔进了垃圾袋。呵呵，每个人都年轻过。
至今，每次读到杜宪的新的消息，我都会有特别的感觉，一是因为曾经的那么一点瓜葛，更是因为杜宪在那些最压抑的日子里以极大的勇气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不满。
我很愿意在文章的结尾做十五年前类似的题献：谨以此文献给我曾经最景仰的杜宪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