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以后不久，终于有一个机会去见于珊的画家朋友们。那天晚上他们预定有一个聚会，所以正好同时多见一些人。晚饭以后于珊跟我一起往她的住处走，夏天傍晚的校园是最令人觉得适意的地方，令我们不由放慢脚步。路上于珊告诉我，她刚卖出了五六幅画，每幅一百美元左右，因为她的画幅比较小，价钱也比较低。但是能卖出画意味着被承认，价钱高低有很多因素，卖不出画才是令人绝望的。很肯定的是，不是所有的人（圆明园画家）都卖得出画。我向于珊道贺，但她并没有特别高兴，毕竟画家对自己的作品总是怀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买画的是华裔美国人，那些画多办要卖到国外去的，所以再见到自己的画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那些伟大的画家，伟大以后有能力召唤回自己的画作作临时的展览，甚至用更多的金钱回收珍藏，于珊则不敢做那种奢望。九十年代最初的年份，人均月收入不及1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于珊一幅画的收入可以是一个普通工薪人员一年的收入。 不过，创作不是机器生产，需要等待灵感，这是为什么以传统美术为职业的人越来越少，后来的人更多地选择了工艺美术。工艺美术一件作品通常可以批量地复制，一个普通作品换得的回报大大提高，当然画家要跟工艺师和工匠分成。
到了画家村，于珊拐进村口一户人家，那里有两个刚刚入住画家村的小男生。于珊说要去看看他们，照应一下，顺便告诉他们今晚有聚会，问他们愿意不愿参加。两个男生看于珊来很高兴，也有点拘束，于珊跟他们谈了一些在北京，在北大，在画家村混生活之道。两个男生头点得跟什么是的，我心忽生感慨，那些有体面职业，稳定生活的人们，会不会想到这个世界上衣食无着的，或者温饱尚能满足，理想和抱负久久难以实现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感受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在挣扎吗，在某个阶段上安逸一阵，新的念想出现了，新的目标树立了，原来的平衡和安逸顷刻之间就破坏。优游乐哉的生活立即变得茶饭不香。人为什么总是那么辛苦？每个人都渴望一劳永逸，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一生都在挣扎求生，因为未来的目标永远以过去的成功为起点，作为起点的成功等于零。所以，一切又都要从头开始，把曾经的辛苦，焦虑，茫然，等待等等心理状态再复习一遍。重复几遍之后，人生也就到头了。有人说人生要如磁带多好，可以擦洗重来。其实人生已经是磁带，只是我们重写的时候不能擦洗，我们重复了几遍，身心可能都磨痕累累，磁带就坏了。
从于珊跟两个小男生的对话里，我除了感慨他人和自己，也不由地钦佩他们的勇气和执著。差不多的经历：抛弃现成的却不能把他们带到理想之境的工作，选择动荡和不确定，有多少人可以保持这种对理想的年轻的亢奋，又能保持多久呢？两个小男生当然很愿意通过聚会认识画家村的朋友们，说随后就到。我们于是先去了聚会的地点。
聚会地是每次换的，因为正好互相观摩朋友们的画。这次有幸（或是于珊特意的安排）在一个公认的高手住处聚会。一进门就感觉不一样，他有三间房子，一个画室，一个卧室，一个客厅。我想这是当年画家村画家们最理想的居住了（今天某些画家有可能进驻SOHO了）。房间很大，却没有家具，就像到美国来的中国学生可以住很大的房子，却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因为一切都是临时的。不同的是在美国你可以随处见到你正好需要的家具，质量陈色还上好。在当年中国你根本见不到家具，见到的也是废弃不能用的。在美国混生活比较没有皮肉之苦，而在中国混生活甚至有体肤之痛，所以很多人不远万里来到美国混着，其实都是挣扎求生，痛苦程度稍有差别吧。画家们陆陆续续地到来，凳子变得不够用了，慢慢地坐地上的，坐木桩上的，坐在几块堆起的砖上的，坐哪的都有。大家不咸不淡地聊着，友好又淡泊，亲近但缺乏激情，可能大家都太累了，愉快爬到喉结那地方的时候就没有精气神在往上行，掉落心底了。我感觉到一种压抑，生活的压抑。因为找好了工作，我刚刚从那种压抑中走出来一两个月，在画家村又重新受到那种压抑的感染。
大家在等待画家村村长的到来（后来他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之一）。村长所以成为村长不是因为他画得好，而是因为它年纪大。他好像是一个大学的教师，辞职不干了。我敢说那本《梵高传》对这群画家的影响太大了，我知道那时他们中一些人拥有那本书，更多的人在传看那本书。我想很多人是受了梵高的影响走上了辞职的道路。他们以梵高为榜样而不以毕加索为榜样，原因很明显。梵高及其为代表的印象派是颠覆古典绘画的先驱，所以承受了人类美术史上最大的压力，凡高迟迟不被承认，拥有世界上价值最高的画作，却在贫病（心理疾病）交困中离开人世。到了毕加索，那些评论家和画商都学乖了，如果还执迷不悟，就等于自毁前程。所以毕加索早早地就吃香的喝辣的了。从生活艰困的处境出发，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以梵高为偶像，以梵高传为精神支柱就不奇怪了。在我的思绪快要结束的时候，村长来了。村长比较低调，身上也没有天才画家的光辉闪射。一点艺术家气质都没有，我料定他将来没有什么作为。我一直在观察每一个人，希望发现未来的伟大画家，可惜，每个人都灰头土脸，眼光呆滞。这就是所谓生活的印记吧。
当简单的点心很快吃完之后，大家剩下唯一可以入口的是泡了无数多遍的比谈话内容还淡的茶水。这时话题也拐上了正题。大家开始谈伟大画家和画，谈身边的朋友和朋友的画。我曾经读过很多美术评论，我知道这些画家谈伟大的画家有点困难，有点词不达意。谈朋友的画又不能尽情，好的不愿意使劲说好，坏的不忍心老实说坏，其实更多时候不知道画的好坏差异有多少（但是画商，准确地说是市场之道）。没什么可聊，话题就拐道了生存之道，这才是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有人介绍了怎么在北大清华食堂买饭菜票，怎么应付门卫的盘问（6-4刚过的两年里，北大门卫戒备状态堪称世界校园之最）。有人说自己如何在北大旁听文艺理论课程，哪个教授不介意你旁听。
最后大家开始看户主的画。他的画的幅面很大，作品也多。但是说实在我看不懂。大家打听他的画的市场行情，他说卖出去了几幅，在三到五百美元。然后指着一幅红色基调的画说，这幅画他们给1000美元，但是我不卖。我不由第多看了好一阵那幅画。画面杂乱无章地堆着很多黑色的条和块，到今天也没想清楚那画的是什么，但是我坚信那是幅好画，呵呵。当毕加索把女人画成两个锯片拼在一起的时候，那画就有了天价。五，六年以后我在媒体和专业美术杂志上看到一个报道，一个圆明园画家画了一个红色中国系列，或者叫毛泽东时代系列？那个系列引起了轰动，开始是画商因此蜂拥而入地抢购圆明园画家作品，稍后，德国（或法国）的一个女文化参赞（或只是使馆人员？）慕名到画家村，再后来，那个红色系列在中国办个展，并且多幅作品被欧洲国家的一些博物馆收藏，最后那名德国姑娘嫁给了那个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