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邓小平逃兵问题
二七公社 2004年12月8日
关于邓小平的逃兵问题，华岳论坛似乎争论过多次，其中最为激烈和详尽的一次当属发生在网友盛越和席琳之间的争论，网友席琳后来还整理出了个对话纪录（见附录1），笔者当时亦参加了这次争论，即对话纪录中的：
“盛越: 邓小平这个逃兵问题很早就有人提出过了 好像是延安整风时期红七军老战士座谈会, 资料不在手边，凭记忆写的。所谓汇报只是个好听点的说法，对军人而言，在最需要的时候离开部队，不是逃兵是什么？至于文化革命期间为什么
没问题，那是因为主席保他，主席对他和刘是有区别的。”
只是笔者的这段发言被席琳误记为盛越的发言，在此澄清一下。笔者这段发言来源于笔者所收藏的文革中群众组织编写的编年体两条路线斗争史中一条记载，不过这条记载只是简单写到与会者提出了邓小平历史上是个逃兵云云，至于该座谈会的详细情况，并无具体介绍。笔者近日读到莫文骅所写《论中共“七大”》（不知是单独文章还是回忆录节选）无意中为此找到了答案，莫文中对此座谈会做了详尽的交代，特摘录如下：
“七大”前，一些部队和根据地的同志有意见，有委屈，对“山头”问题有些议论，中央指示，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消灭山头。于是中央决定召开座谈会，也可以说是“山头会”，由所在地区的领导同志召集，中央派人参加。比如红七军、红五军团，还有陕北等都开了会。会上，大家自由发表意见，有什么委屈都可以讲出来，包括给领导同志提意见。目的是检查以往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化解矛盾，增强团结。有的问题则由中央进行处理。原红七军在延安的一些同志，如雷经天、叶季壮、李天佑、袁任远、黄一平、吴西、谢扶民、卢绍武、云广英等都参加了红七军历史座谈会。当时，我们红七军的老领导邓小平、张云逸同志不在延安，座谈会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主持的。大家发言之后，陈毅同志作了总结性发言。座谈会由中央派来的人写了一个决议草案交给了中央。座谈中，大家探讨问题，推心置腹，心平气和。朱德、陈毅同志都说这个会开得是好的。因为会后别人都要回去，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大家要我把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整理个材料。后来我根据会议情况和收集的有关资料编写了《红军第七军简史》的小册子，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中央领导同志参考。现在这个小册子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莫文中所提这份决议和《红军第七军简史》的小册子笔者没有看到过，不清楚与会者是如何评价邓小平临阵脱逃一事，即逃兵还是离队汇报。没人能想到这个座谈会会在20年后为莫文骅带来了一场“冤案”，事情的经过在莫文骅的另一篇回
忆文章中有详细描述（见附录2，该文乃笔者在网上搜得，刊载处无名无作者，但从上下文可判断为莫文骅所写，应是某回忆录中片断）。这篇文章乍眼看来是描述罗荣桓莫文骅所任职的政治学院与林彪在如何学毛著上产生的分歧与斗争以及
因此而遭受林彪和工作组打击迫害一事，读罢此文，读者怕是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事实果真如此吗？让我们来看看莫文所描述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的过程：
（1966年）8月初我去福州军区报到，8月下旬便赶回北京，准备搬家到福州。当我整理好行李准备启程时，我打电话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辞行。叶帅说：“暂不要走，等一等再说”。过了几天，叶剑英同志又来电话告诉我：“你的问题可以平反了，你也可以不走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也来电话说我的问题将很快得到平反，平反后的工作将有所变动。不久，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总政作出决定：撤销原来对我的处分决定，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见附录2）。
叶剑英所说“暂不要走，等一等再说”等的是什么呢？等的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情：八届十一中全会，此时的林彪乃是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权势如日中天，倘若莫文骅真的是受林彪和奉林彪指示和莫“摊牌”的工作组打击迫害的话
，倘若莫文骅真的是受林彪和奉林彪指示和莫“摊牌”的工作组打击迫害的话，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样的会议上给莫平反无异于打林彪耳光。显然莫受到的处分与林彪并无直接联系，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为莫平反？这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小平的失势下台有直接联系（当然此时名义上还在）。笔者手中的一份批贺龙的群众小报对莫案的平反有所提及，摘录如下：
贺龙很少向林总汇报，而与黑帮头子彭真来往频繁，经常请示汇报。甚至一些不该彭批阅的文件，也给彭批阅，如1964年9月18日莫**（即莫文骅，笔者注）事件就是与彭、罗（彭真罗瑞卿，笔者注）串通一手炮制的，莫**----某政治学院院
长，在其编写的《红七军简史》的小册子中，因为如实谈到邓小平在江西崇义战斗中中途脱队的事实，成为莫唯一的反党罪状，贺将此事不报转林副主席，而交给不管军队的彭真，莫被定为反党后，中央早于十一中全会上给予平反，贺统治下的爪牙不向下传达，直至1966年10月还有人去莫家查抄。
这桩公案又多了一位人物：贺龙。贺龙时任军委副主席，协助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是否有小报中所说的贺彭罗串通勾结，对林彪隐瞒及转批彭真一事，笔者难以考证。但是，莫被定为反党而遭受处理的主要原因显然应是与邓小平离队一
事有关而非莫文中处处提及的林彪，否则不可能在林彪政治实力增强邓小平因工作组问题受批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为莫平反。附录2的莫文中提到《红七军简史》小册子一直作为秘密文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只是到了1964年无意中被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委员李志民发现并作为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印发给学员参考。莫文骅发现后通知“保密室不外传，不使用。并电告李志民同志把印发的小册子收回，说明这是供中央参考的材料，不宜印发。”显然莫不愿使这份材料扩散流传，在此之
前也“从没有提及过它”，当然，莫打的是“供中央参考”这面大旗。原因很简单，当年的“原红7军某领导人”现在是党的总书记，小册子中显然有对总书记不利的言论。笔者不清楚小册子中是如何评价邓小平的离队问题，但从莫文对工作组的描述可以做一些猜测：
可是工作组看到这本小册子后，却拿来大作文章，硬说小册子里有诽谤原红7军某领导人的话。其实，他们所说的话，小册子里根本没有。他们是把自己说的话，强加给小册子，迁罪于我。他们造出靶子，再用来批判别人，始作俑者正是他们自己。既然林彪已经有话，对我下了那么大的狠心，我的厄运是躲不过的，小册子不过成为他们打人的工具，且一箭双雕（附录2）。
笔者以为，如果莫的回忆属实，即：“他们所说的话，小册子里根本没有”，那就是说小册子中没直接用逃兵这个字眼，但显然也没有用类似汇报工作、正常离队这样的描述方法，否则工作组不可能在这里抓住不放。笔者认为小册子中应是“脱离部队”这样一类间接词语，其实是认为邓作了逃兵的婉转表达，否则邓小平若是真的正常离队汇报工作，当年的座谈人士不会在这里用上这样一个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须知这并非一般的寒暄座谈，而是对红七军的历史总结，座谈纪要要上交中央存档。笔者至此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即：对军人而言，在最需要的时候离开部队，不是逃兵是什么？这与徐向前李先念在西路军弹尽粮绝陷入绝境已无任何希望之时而突围汇报有本质区别。作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对莫文骅不满应是事实，但从八届十一中全会给莫平反来看，莫文骅事件与林关系不大。笔者认为，该案应为贺龙负责，邓小平是否插手此事不得而知，但至少知道，所谓工作组云云，应是在贺的全面负责下，但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似乎平反莫文骅的同时并未追究贺龙责任，或许毛泽东此时对贺龙还是采取保的态度。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事情也真是奇怪，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可他的“专案组”却设在“贺龙专案组”之内。“文革”之中，这类无法解释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依笔者看来，没将邓的专案单设一组体现了毛泽东对刘邓区别对待和保护，挂寄贺龙专案组名下或许与该事件有关。笔者资料水平有限，提出以上一些个人推测与大家共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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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我为邓小平“狡辩”－兼评张云逸和莫文骅
席琳 2004-10-27
笔者按：这是一篇旧帖，是在开国将帅论坛发的一个读书笔记，承蒙该论坛的军史专家盛越先生和二网友参加讨论，才累积下来，共五部分内容。
这些内容涉及到1929年我党在广西的两次起义和红七军北上期间一些党史问题。因为是在辩论，双方的论点和个别用词可能会不十分恰当，而且掌握的史料也可能都需要进一步的推敲。
笔者将该帖文字略加整理（基本保持原汁原味），以飨大家。有关红七军的两个文献，笔者以前没有看到过，一个是1943年在延安的红七军老战士座谈会的记录，一个是龚鹤村在香港写的两本回忆录。
一、从百色起义的领导人排序，质疑“敦厚张云逸”
广西百色起义的领导人排序，目前官方排序为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韦拔群。现今的资料表明，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时邓小平、雷经天和韦拔群均不在百色，参加起义的红七军领导人为军长张云逸、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
主任陈豪人。由于红军实行党指挥枪原则，领导人排序为陈导民（前委书记）、张云逸（常委）和龚鹤村（候补委员）。
然而，从当事人张云逸大将在1960年的回忆中，只有张云逸和邓小平两人，而没有当时在红七军党内排名第二、百色起义期间担任红七军前委一号领导人（前委书记）的陈导民和红七军的参谋长龚鹤村。同时张云逸为了突出自己，文革期间
曾在全国会议上公开讲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政委邓小平不会打仗，后来还中途离队，为周恩来总理出面制止。
对于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李明瑞，张云逸也颇多微辞，说李明瑞“产生动摇”，“犯了严重的错误”。对于广西右江根据地苏维埃书记雷经天，张云逸说雷经天表现不好（张云逸：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1960年3月）。
众所周知，解放后张云逸一直经营广西。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里的百色起义领导人排序和变迁基本上延续了张云逸的观点。所以纵观张云逸将军在百色起义期间的表现及以后的为人，笔者实在怀疑吴东峰先生在《开国将军轶事》中称张云逸
大将为“敦厚张云逸”，是否为同一个张云逸，以及该称呼依何而来。
另外，据革命老人胡兰畦（陈毅前妻）的回忆录，“黄花岗第73烈士”也另有其人，而不是吴东峰先生文章中的张云逸。
盛越: 张老讲的是实话
张老说邓小平不会打仗，后来还中途离队，是为了突出自己？你看过“邓政委”当核心后拍的故事片百色起义没有？是谁突出自己？李明瑞的问题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处理他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包括处理宁都起义总指挥等人。说李明瑞“产
生动摇”，“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说法是当时的环境。张老死得早，他要能看看百色起义那部片子，我敢担保他准会气死。至於雷经天，表现好不好在不同角度看是有区别的。
最后，所谓众所周知，解放后张云逸一直经营广西。其实张老管广西也就是解放初期，后来陶铸来了，一顿痛骂剿匪不利，轰走了莫文骅(不然莫留广西，至少正兵团是评得上，后来也不会是中将)，张老在广州养病也就养下去了。众所周知，广西王是韦国清，至於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里的百色起义领导人排序和变迁基本上延续了张云逸的观点, 我看不出有什么依据。
二、莫文骅中将也不“敦厚”
谢谢盛越先生的指教。
张云逸大将所述邓中途脱队也许是事实，但不应当在邓小平二度落难时提出，给人以落井下石的感觉。再说，邓小平两次离开红七军都是有案可查，第一次是在百色起义之前，由于中央有电报（见陈导民《七军前委报告》1930年1月）。第二次是在1931年2月，离开前对许卓有交待 （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1993年），此其一。
其实, 最早在50年代末编造假材料提出邓小平参加百色起义并正式宣布红七军成立的人恰恰也就是张云逸（见朱明国主编《张云逸研究史料》第18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现在我们知道，事实是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时邓小平本人不在百色。百色起义的宣布是经红七军参谋长龚鹤村主持会议，由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陈豪人正式宣布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成立。作为前委常委（前委排名：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和红七军军长及百色起义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当初
张云逸不会不知道邓小平在不在百色。此其二。
看50年代张云逸在广西修养时给比自己小十余岁的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亲笔信，那么个谦卑吆，实在是想不出他后来会公开指责当了走资派的邓小平。
至于莫文骅中将，不提也罢。
50年代评军衔，莫文骅没有能评上上将，莫文骅本人认为原因是高岗讲了话，为此事莫文骅还曾到军委去闹。这事是否和陶铸有关，文革期间莫文骅说没有说我们不知道，但莫文骅在199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说。莫文骅在其回忆录中倒
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臭高岗，说高岗水平很低，但爱装蒜；爱跳舞，但舞姿笨，舞风差（见莫文骅著《莫文骅回忆录》第653-6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我相信莫文骅说高岗的事也许是事实，但须知高岗此人早已失势，作古，并遗臭
多年，莫文骅为了当年的鸡毛蒜皮落井下石，可见并无上将的风度。此其一。
莫文骅为军中儒将和多产的作家和诗人，自当令人敬佩。但看1961年在《民族团结》第7期上发表的署名为中将莫文骅的一篇革命回忆录（莫文骅：“回忆红七军的诞生”1961年，13-17页），可谓是拍马惊世之作。在这篇图文并茂的文章中，
莫文骅不仅让远在上海的邓政委宣布了“红七军的诞生”，而且还让邓小平指挥了“百色保卫战”。并演译的活灵活现，连邓小平当时穿什么衣服，什么口音，说什么话都“回忆”的一清二楚。其实，邓小平任红七军政治委员是1930年2月下
旬以后的事，因当时没有政治委员制度（见陈欣德文章：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研究述评，邓小平网上纪念馆），此其二。
亏得莫文骅还撰文指责“有些人写回忆录，把别人的东西编成烈士的遗作，甚至把错的说成是对的，这样的东西影响不好，对后代也无益处”（莫文骅同志来信，1984年4月20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1卷，355-357页）。莫文骅倒实在
是聪明的很，把烈士的东西“编成”是活着的当权者的，可见并没有“去掉私心杂念”（引文同上）。
这倒与文革期间开国少将程世清"创造性"地把“朱德的扁担”改为林彪的扁担有异曲同工之妙。
盛越: 看来你下了些功夫
至於落井下石，不能太理想化了，那个年代和现在不同，张老在那时不说话是不行的，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我不同意您说的所谓邓小平第二次离开红七军前对许卓有交待，请问他交代许卓他何时离开吗？情况一紧急，招呼都不打就溜了。不是我本人看不上他，毛毛写的那玩艺也能充其老爹不是逃兵的证据？应该实事求是，逃兵就是逃兵，还找什
么借口？
莫文骅解放广西时是十三兵团政治委员 (司令员是黄永胜、第一副司令是李天佑)，在广西剿匪这件事情上，莫文骅对陶铸很有意见，陶铸认为张老、莫文骅心肠太软，杀得不够。莫文骅和肖劲光与高岗在陕北关系搞得很僵，高岗想当留守兵
团的政委，可是肖、莫都不愿意。
至於红七军成立的有关军史事实，我没有考证过，所以无法发表看法。
三、 张云逸说邓小平不能打仗，也不是实情
首先，张云逸是行伍出身，百色起义时已身经百战，邓小平则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百色起义前唯一的行伍经历也是在冯玉祥部做政治工作。中央先后派陈豪人、邓小平及邓拔奇去百色也不是为了去打仗，而是去做政治领导，做兵
运，是政工干部。打仗自有张云逸、龚鹤村、李谦、俞作豫、冯达飞等一应纯军事人才负责。张云逸以己所长，比人所短，为人已不算厚道。
其次，张云逸之所以说邓小平不会打仗，是因为邓小平任政委的红八军很快被打散了，而红七军则在陈豪人、张云逸、和李明瑞的领导下人越打越多。这实在是冤枉了邓小平。红八军正是在主要军事领导人俞作豫等没有正确理解和执行邓小
平及中央的指示下才打了败仗。再说，邓小平刚去红八军也没有几天，对红八军的班底并不了解。同时，打胜仗靠的前线军事指挥员的临机应断和士兵的临场发挥，前线军事领导人出的错误不能完全算在后方政治领导人的头上。后来，红七
军也多亏了邓小平的正确领导才转战千里。
第三，抗日与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任政委的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实现了战略转移。邓小平协助刘伯承制订的行军条例和步兵操典更是全军学习的榜样。更不用说后来指挥淮海、渡江、西南剿匪战役的大手笔。请问，此间张云逸除了资格老，时代好，有匹夫之勇外，还有那一样可以与邓小平相比。据说50年代初评元帅时邓小平榜上有名，而张云逸在大将中也不是打仗最出色的吧。
解放后邓小平倒霉时张云逸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不一定非要说违心话，可以像刘帅那样保持不说话吗。既然非要不甘寂寞，出风头，抢功劳，那就有辱“敦厚”的美名了。
盛越: 我看这是满篇笑话,红七军也多亏了邓小平的正确领导才转战千里？
什么叫“正确领导”？当部队被切断、四处枪声大作，当政委的就借口“马上”要离队向中央汇报，就换了便衣溜走，这叫正确领导？张老在部队被敌人切断情况下临危不惧，才把部队带到中央苏区。邓小平到上海以后，军委(当时负责人是
周恩来)根本就不见他，谁有功夫去听个逃兵的汇报？他后来去江西他只不过是个中心县委书记，做地方工作而已。
“邓小平制订的行军条例和步兵操典更是全军学习的榜样。更不用说指挥淮海、渡江、西南剿匪战役的大手笔”？
邓小平自吹自擂说自己“指挥”了淮海、渡江、大西南战役，真是厚颜到了何等地步，刘邓大军，没有邓，大军照样横扫千里，要是没有刘，就凭他个邓，能挺进大别山、战双堆集消灭黄维？遇上点危险早就换便衣溜了。
四、邓小平真的是“逃兵”吗？
盛越先生对中国革命和战争史的广博知识令人敬佩。但笔者不能同意盛先生说邓小平是“逃兵”的观点。毕竟当年张云逸也只是说邓小平是“中途离队”，离当“逃兵”还远的很呢！
首先，如果邓小平真的如盛先生说的那样当了“逃兵”，文化大革命这一死关邓小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和总设计师一类的捞什子，至少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史上将缺少一位传奇人物。凭当年江青和康生的能量和资源，手段与老道，再加上在党内和军内象张一样的墙头草或马屁精并不在少数，也没有把邓小平弄成真“逃兵”。须知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叛徒”，“内奸”，“工贼”和“特务”多少还是能够捕风捉影的。连当时还不怎么样的薄一波也还整了个“叛徒”当当。怎么就没有能够把邓小平整成个“逃兵”呢？可见是真的呢假不了，假的呢也真不了。
其次，30年代苏区批判“罗明路线”，邓小平首当其冲。由王明操控的中央曾对邓小平1931年2月份离开红七军一事做过专门的调查，走访了包括张云逸、许卓、雷经天等当事人，时隔并不久，但没有挖出有关邓小平当“逃兵”的铁证。否则，以当时苏区肃反和党内处理AB团的惨烈和手法的下作，如果邓小平真的如盛先生说的那样当了“逃兵”，邓小平纵有三条小命也都陪进去了。就不会有后来的“刘邓大军”和自卫反击。
第三，邓小平本人在1968年写的“我的自述”中对此事有详细的交待。邓小平承认在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的情形下离开部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但邓小平坚持说他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是经红七军前委（邓本人，许卓和李
明瑞）决定了的。再说邓小平本人也确实是去了上海，也确实的向中央写了报告。请问世界上有这样当逃兵的吗？至于当时中央负责人是谁（邓小平认为是王明）以及接不接见邓小平，大概不是当时的邓小平可以控制得了的。
红军时期，叫得最响的是“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毛也离不开朱，朱毛不能分家，这是为事实证明了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叫得最响的非“刘邓大军”莫属（如果有人硬说林罗或陈粟或彭杨或其他什么大军更出名，我不和你争辩）。同样的道理是，刘邓也不能够分家。尽管我基本上同意盛越先生的说法，即也许“没有邓，大军照样横扫千里”。但这还叫“刘邓大军”吗？
相反，张云逸不可谓位不高，权不重，机遇不好（如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任师政委时，张云逸分别任军参谋长和副军长，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又先后去世），但自邓小平离开红七军以后，张云逸一生可又成就什么大事，辉煌过什么（百色起义除外，但没有邓小平，百色起义已早被人忘记）？
就是论打仗，邓小平离开之后，张云逸单独指挥过几次胜仗，又消灭过多少敌人？不是我刻薄，要不是毛主席看着张云逸岁数大，又驳不开邓小平的面子（要不张云逸在50年代猛拍邓小平的马屁），张云逸连评大将的份儿也没有（同样在新
四军一起干事的陈毅虽然在打仗方面也不能够服众，但陈毅确是结结实实的元帅）。
本人不愿也不胜任对邓小平和张云逸的一生的功过进行评述。仅就张云逸解放后对邓小平前恭后倨的态度, 和对早年百色起义时期老战友的评价这一点上认为张云逸大将十分不配“敦厚”的美名。如果“开国将军逸事”的作者将此称号送给
朱总司令，徐向前元帅，刘伯承元帅或其他任何厚德将军（莫文骅显然不在此列），笔者认为都会更名副其实。
再次感谢盛越先生。
盛越: 你太客气，但我还是要肯定地回答
邓小平当然是逃兵，讲“中途离队”真是太客气了，在部队处於危在旦夕的情况下，主要领导应该做什么？是稳如泰山还是找借口走人？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其次别把文革想得那么一刀切，并不是有历史问题的人都倒霉，比如王树声不仅没倒台，甚至还负责驻京中央国家机关的军管。
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是和对刘少奇、周恩来有区别的，这也同时说明邓小平善於伪装自己的真实思想和面目。
最后说起张老，1955年授衔时他已经到中央监委，得知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他几次给毛主席和军委写信，提出自己年纪大(比毛主席还大一岁)，身体不好，提出不授衔，在他授衔的问题上，毛泽东是拍了板的，实事求是讲，邓小平是
没资格在军事方面和张老相提并论的。
伊.山.新.参: 要用事实说话.
盛越在以观点代替事实和分析，难以令人信服
从头到尾感觉你没有拿出什么过硬的证据来，这跟你一贯谈论军史的风格不符。就凭“不应该离队”，就给邓扣逃兵的帽子？你无法解释席琳上文的两个关键问题：1。有材料表明邓离队经过组织批准，2。即便在后来邓倒霉的几次政治运动
中，对立面也没法就此作出什么文章。
尤其是后一点，盛先生答以“毛对被打倒的人是有区别的”，言外之意，是文革中毛可能压下此事，但是苏区时代毛本人倒霉的时候呢？
而且这种反驳在逻辑上避重就轻：就象你说甲杀了人要判刑，律师说经过公安局调查，查无实据，然后你说“公安局可能受贿”。这是个“莫须有”的反驳，而且根本不是要点。你得要么拿出公安受贿的证据，要么最好是直接拿出甲杀人的铁证。
邓小平离队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迄今无证据表明他是“私自”，“为了逃命”两个要害。别忘了，你指控邓某人犯罪，那么法庭上举证的责任可是在你，如果你无法提出“私自”的证据来，人家是假定无罪的。
作为看客，感觉盛先生这次感情用事了，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事实证据。换句话说，有屁股决定脑袋之嫌。
研究历史，除非能拿出过硬的事实证据，否则不应该轻易依靠一厢情愿的个人好恶去推翻现有的结论。
盛越: 这样讲就是“令人信服”的
就因为邓小平离队是组织批准的，所以做为政委，就可以在部队被敌人切断，四面处於困境、危在旦夕的紧急情况下把困境中的部队丢下单独跑路，这不算”逃兵“，也不是”私自”，是组织同意我溜的，因此是”无罪”的，如果不是为了逃命，为什么不等部队转危为安，安定下来，再离队汇报呢？而且还要别人如果不怎么看就是‘感情用事”了，是“不令人信服”的，请问这是哪门子“理性”的逻辑？
邓小平在江西”幸运“地和毛泽东兄弟一起受批判，当时叫反罗明主义，那个罗明后来长征中失散跑到海外当爱国华侨，建国才回广东。延安整风的时候，邓小平虽比不上刘少奇，但也差不到哪里去，直到“二月逆流”打闹怀仁堂时，陈毅还旧事重提。
这个邓小平在文革中又一次显示出他当年溜出红七军的“逃兵”本色，你去看看他那时候的大作，那时候叫检查吧，可以看得很清楚，只要能保住自己的那条老命，他多么低三下四都无所谓，毛主席我看是动了恻隐之心，不然根本没道理一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惨死，邓小平却能保得住命，如果不是这样，至少最近这1/4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就得改写。
辽.宫.黑.兰: 至少这次席琳的证据比你充分，观点更令人信服/no_text
盛越: 应该是令你信服还差不多，为个逃兵狡辩何来公信？/no_text
辽.宫.黑.兰: 你却没有这个令我信服的本事
你一直回避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1。有材料表明邓离队经过组织批准，2。即便在后来邓倒霉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对立面也没法就此作出什么文章。
再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西路军失败以后离队的多了，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级别，那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也不是太大不了的事。盛越对老邓的看法，主观色彩太强，而事实证据弱。
盛越: 邓小平这个逃兵问题很早就有人提出过了
好像是延安整风时期红七军老战士座谈会, 资料不在手边，凭记忆写的。所谓汇报只是个好听点的说法，对军人而言，在最需要的时候离开部队，不是逃兵是什么？至于文化革命期间为什么没问题，那是因为主席保他，主席对他和刘是有区
别的。
五、先吹捧而后揭发邓小平的恰恰就是张云逸和莫文骅
50年代末创造性地编造历史，以当事人写回忆录的形式不遗余力地大力吹捧邓小平参加百色起义和创建红七军的人，一个是当年的红七军军长 － 大将张云逸，另外一个就是当年的军部参谋 － 后来靠拍马（先拍毛泽东，后拍邓小平）有功
评了中将的莫文骅（分别见1960年3月张云逸的漫谈，载于“张云逸研究史料”和1961年“民族团结”第7期）。
当时邓小平政治上正如日中天，是政务院的副总理和中央的总书记。
不久，邓小平倒霉，成了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于是，这两位开过国的将军又一唱一和，又是发表谈话，又是提材料，又是附照片的，忙的不亦乐乎。当时搞的连汪东兴和知名的整人专家康生都非常的吃惊。周恩来总理也不得不出来于1968年
在全国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揭发邓小平（说是根据莫文骅的举证）。
没想到啊，文革后邓小平能够复出。
莫文骅中将赶紧又是发表诗，又是出版书，把老邓吹捧的云里来，雾里去的。说自己不仅善于顶林彪的命令（打广西时），而且敢于反对高岗（延安留守兵团时），一副诸葛亮在世的样子。
好在邓小平也不是好惹的，不但不买莫中将的帐，还早晚的指使着邓毛毛写了两部书，猛夸红七军的烈士李明瑞和韦拔群。邓小平的女儿虽然没有点名批评莫文骅和张云逸，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一些红七军的老同志”指的是谁。那莫文
骅也不得不退休走人了事。
亏得张云逸没有活到邓小平三度复出，否则啊，不知这位“敦厚”的张老将军又将如何表演和收场。
真的很难说，是人捉弄了历史，还是历史在捉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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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立竿见影’看来在政治学院不行”
60年代，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以极“左”面目出现，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提出了“带着问题学”的主张，后来又将其膨胀成为“30字方针”。
一时间，林彪鼓吹的“背警句”、“走捷径”、“一本万利”、“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实用主义货色泛滥，背语录成风。罗荣桓同志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和实用主义的一套非常厌恶。罗帅曾在一次军委常委会上，当着林彪的面，明确指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有毛病，只学习“老三篇”太简单。主要是学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罗帅在学院一次干部会上说：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本身也要发展，它是科学，不是教条。我们要认真读书，但不要本本主义。
他以轻蔑的口吻说：“‘立竿见影’，看来在政治学院不行”。
他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哪能像立根竿子一样马上就能见影”，“一个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实践，学习就能‘立竿见影’了？未免太简单了”。
当时，林彪的“30字方针”在军内外已经叫得很响了，可在政治学院并不买帐。我们仍然坚持罗帅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完整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方针，继续开展通读毛主席著作的活动，我要求党史教研室有计划地分单元辅导学员
学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对林彪鼓吹的“立竿见影”的提法，给予公开抵制。我在学院教职员大会上说：“我认为‘立竿见影’，首先要立竿，才能见影。竿就是毛泽东思想。立竿，就要通读好毛主席著作”。这段话，后来“文革”时成为我反林彪的罪行之一。在学习方法上的对立和斗争，实质上是怀有野心的林彪一心想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抢到手，政治学院也就成为他的“眼中钉”。
1963年12月16日，罗帅的病情恶化，弥留之际，我们学院的几位领导赶到北京医院，一直守候在他的病榻前。中午时分，戎马一生的罗帅走完了他艰难而又光辉的人生旅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带领学院领导为他守灵，望着罗帅的遗容，
想到跟随他南征北战的战斗岁月和他的谆谆教诲，我悲痛万分。罗帅是我最为敬重的老首长、好老师！我在罗帅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对罗帅的品格和风范感触尤深。罗帅逝世后，我写了悼念罗帅诗：
尽瘁为民仆，终身对党忠。
阵上元戎概，帷中长者风。
韬略辅国计，思想励英雄。
宇内风云急，晚辈待扶帮。
国骏途中逝，哀哉折栋梁！
遗训铭肺腑，行为宜健康。
力量从悲出，奋发益自强。
这首诗表达了我对罗帅的敬仰、感激和悼念之情。在罗帅治丧的日子里，我为国家失去栋梁之材，我们失去好师长而悲痛不已，心情非常沉重。同时，心里也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忧心和预感，罗帅走了，他在政治学院所开创的事业还能坚持下去么？这种忧心和预感，不久果然来了。1964年7月，军队院校开展整风，政治学院又成为运动的重点。工作组进院搞了一个多月，抓住了我抵制林彪实用主义学习方法的“罪行”，说我对新军委的方针和林彪的指示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等等
。9月16日，工作组向林彪汇报，林彪对工作组恶狠狠地说“政治学院很不政治，莫文骅不知天高地厚，要和他摊牌！”于是，工作组便发动学院开始了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后来，他们挖空心思，找到了我在延安时期写的一本《红军
第七军简史》，说这本小册子中有诽谤原红7军某领导人的话，给我又加了一条“罪状”。说起来，这本小册子已是20年前的事了。1944年延安整风后期，由朱总司令、陈毅军长主持召开了在延安的原红7军干部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
言，回顾红7军创建和发展的斗争历史，总结经验教训。
会后，因大家要离开延安回去，我在中央党校学习，领导上便让我把会上大家的发言整理成材料，“张军长云逸亦从华中来电指示做这件事”。这样，我按照组织上的要求，根据座谈会上同志们的发言和过去搜集的材料，整理成了这本小册
子。初稿草就后， 10多名原红7军干部进行了传阅、座谈，提出修改意见，书中每部分内容主要是哪些同志的意见均有说明。我在前面的说明中写道：这本小册子“无论是历史经过也好，历史的经验教训之意见也好，难免有遗漏及认识错误之处。特别是主要的红七军负责人张云逸、邓小平同志不在，未能参与其事，他们的意见未能提出。因此，只能作为研究红军史的参考材料，并供党中央作红七军结论的参考”。写后由八路军总政治部作为“秘密文件”铅印存档。以后我们从没有提及过它。 1964年，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委员李志民同志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这本小册子，他拿来作为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印发给学员参考。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送给政治学院10份。
我知道后，告保密室不外传，不使用。并电告李志民同志把印发的小册子收回，说明这是供中央参考的材料，不宜印发。叶帅也来电话询问这件事，我如实相告，叶帅表示同意我的处理意见。本来，作为研究红7军历史之用的参考性材料，其整理编印过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材料内容本身也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地方。可是工作组看到这本小册子后，却拿来大作文章，硬说小册子里有诽谤原红7军某领导人的话。其实，他们所说的话，小册子里根本没有。他们是把自己说的话，强加给小册子，迁罪于我。他们造出靶子，再用来批判别人，始作俑者正是他们自己。既然林彪已经有话，对我下了那么大的狠心，我的厄运是躲不过的，小册子不过成为他们打人的工具，且一箭双雕。
1965年3月，他们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宣布撤去我的政治学院院长和党委书记职务的决定。我当即表示：决定与事实不符，我保留个人意见。我被撤职后，政治学院通读毛主席著作活动从此被取消了，政治学院的扩建计划被撤销了，按照毛主席
1963年批示开办的地方干部班，也办不下去了。很遗憾，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政治学院开始走向衰落。
1965年夏，我报名参加了农村“四清”工作队，到江西萍乡工作了4个月，后因胆囊炎发作，痛得厉害，工作队派医生送我回北京治病。1966年7月，组织上分配我到福州军区担任副政治委员。虽是降级使用，但让人从中也看出些变化，先前决
定说得那么重，怎么又让去紧张的前线军区任职呢？
8月初我去福州军区报到，8月下旬便赶回北京，准备搬家到福州。当我整理好行李准备启程时，我打电话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辞行。叶帅说：“暂不要走，等一等再说”。
过了几天，叶剑英同志又来电话告诉我：“你的问题可以平反了，你也可以不走了”。
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也来电话说我的问题将很快得到平反，平反后的工作将有所变动。不久，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总政作出决定：撤销原来对我的处分决定，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
跟帖目录:
- 呵呵，是有逃跑之嫌，最低限度，太不负责任 - 马马虎虎 14:04:06 12/09/2004
- 邓自己就讲不过去， - spk 21:08:51 12/09/2004
- 要还历史真实面貌 - 大校 23:58:22 12/09/2004
- 事情就坏在排马屁的人身上./no_text - cccaaa 14:16:16 12/10/2004
- 事情就坏在排马屁的人身上./no_text - cccaaa 14:16:16 12/10/2004
- 要还历史真实面貌 - 大校 23:58:22 12/09/2004
- 邓自己就讲不过去， - spk 21:08:51 12/09/2004
呵呵，是有逃跑之嫌，最低限度，太不负责任发生在眼皮底下的敌情有变化的事，就不能暂时推延下上路日子，先回去料理料理？
邓说：“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
如此说来，原来的计划是先回部队（崇义城），再谈去中央的事？注意，邓这次离开崇义城，不是立即就要上路去中央，而是去布置工作。
邓接着说：“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後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
嘿嘿，一听到枪声，就改变想法了，不回部队了。不是要去中央汇报吗？眼下部队有可能全完蛋，有可能会向井冈山靠拢，这些最新情况，得搞清楚才好向中央汇报。
其实，高级干部中这类太不负责任的事，还是挺多的。危急关头确保领导的安全，这算得上中央不成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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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我的自述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底到
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後，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後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 中央报了到。
关於我离浚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後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
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 1:2131 ] 马马虎虎(燕.郡.绛.岩) - 14:04:06 12/09/2004 *** 回 帖
邓自己就讲不过去，
不过，莫文骅的红七军历史中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也不存在是莫诬蔑诽谤邓的问题。只能说邓自己有心病。
[ 2:464 ] spk(巴.斋.金.岩) - 21:08:51 12/09/2004 *** 回 帖
要还历史真实面貌
[ 3:114 ] 大校(冯.宫.黛.参) - 23:58:22 12/09/2004 *** 回 帖
事情就坏在排马屁的人身上./no_text
[ 4:0 ] cccaaa(郑.郡.彩.鸟) - 14:16:16 12/10/2004 *** 回 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