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

中国新闻周刊：解读危机处理中的政府角色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国新闻周刊

　　政府与NGO组织艰苦的磨合

    “三农”的危机与转机

    瓮安的救赎

    浙江：市场危机中的政府救援

    出租车罢运处理：黄金48小时如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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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风：政府转型的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危机处理中的政府角色

　　2008年，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称“最困难的一年”，2月的冰雪灾害、5月的汶川地震、6月底的瓮安事件、9月的三聚氰胺事件、重庆出租车罢工等社会事件爆发的同时，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和由此引发的中国经济风险使得这一年具备了多种危机交织并存的色彩。但另一方面，危机的压力，也使得各方面尤其是政府执政理念和治理方式出现了变革和进步。

　　除了天灾之外，一系列大事之所以发生，与30年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以及政治社会治理模式、经济增长模式、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的积累有诸多关系。无论如何，一场旨在使得社会更加公平、发展模式更加科学、社会治理更加公开、透明、高效的变革将成为一段时间内的主旋律。事实上，不管是还地权于民并致力于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加大反腐力度本身，都昭示着迫切的改革意愿。

　　本刊将从危机处理中的地方政府入手，去考察危机中的政府行为。在一些危机中，地方政府怎么处理、化解这些危机，进而改革执政方式，从而使得社会更良好的运行。在危机中寻找转机，不但是地方政府的自觉，也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之后进一步前进的动力之所在。

政府与NGO组织艰苦的磨合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国新闻周刊

　　大地震：政府青涩对接NGO
　　大地震中的志愿者大潮，也许标志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端，但志愿者与政府在地震救援和重建中的青涩对接和磨合，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 本刊记者/陈晓舒(发自四川绵阳)

　　2008年5月12日14：28分，大地震发生。不久，绵阳市委书记谭力站在市委大楼——火炬大厦前分配任务。共青团绵阳市委书记廖雪梅马上赶过来。

　　交通局的立马去疏通交通；公安局安排人手维护秩序、疏散群众；建设局赶紧去查看房屋倒塌情况……所有部门都安排到任务，不是“重要部门”的团委却没有领到活。

　　那时，还没有人意识到，各地志愿者已经开始赶往灾区。很快，主管志愿者工作的团委对各种新形式的志愿者及组织开始感到“应付不过来”。

　　“来了这么多志愿者，没有人协调他们，肯定会乱套”

　　绵阳市团委总共就10个工作人员。12日傍晚，市委安排机关干部进北川救援，问到团委：“能够去几个人？”

　　廖雪梅不假思索：“我们能去50个人。”安排的干部很吃惊：“团委有这么多人吗？”廖雪梅说：“我们有志愿者。”

　　这时，廖雪梅还没有顾及到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民间志愿者，而是想动用团委的力量自己去组织志愿者。

　　她带着工作人员跑到绵阳医科学校。所有学生都在操场上避震，廖雪梅搬来一张桌子，冲着操场大声喊话：“现在从各县过来很多伤员，需要我们这些有专业技能的同学去接救，谁愿意当志愿者就来这里报名。”

　　一时间，无数学生涌过来，团市委工作人员简单登记了学生的资料，将排在前头的150个学生拉到火炬大厦前。进行简单的动员之后，廖雪梅将这些志愿者分配到各个医院。留下一部分志愿者等着进北川救援。

　　13日北川道路抢通。廖雪梅带着志愿者进入北川，抵达北川中学的救灾指挥部。这时，北川县团委书记马晓燕正带着一部分灾民撤离到绵阳九洲体育馆。

　　共青团北川县委总共有3人编制，事实上只有两人在岗。马晓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也顾不上其他来帮忙的了，自己赶紧扑进去救人。”

　　廖雪梅说：“先进来救援的人大多束手无策，消防官兵手中没有重型器械，同样也没有办法，机关干部更只能做些精神抚慰，帮忙发放一些物质。”

　　13日下午，北川县城的大喇叭开始通知：“群众、无关人员和非专业人员撤离现场。”廖雪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我们组织志愿者抢险也不是很有经验，也只能撤离，避免在那里拥堵。”

　　回到绵阳市，团市委工作人员告诉廖雪梅两个消息：“大量的受灾群众已经涌向绵阳，现在都被安顿在九洲体育馆。”“全国各地来了很多志愿者。”

　　廖雪梅第一反应是：“志愿者和团委是联系在一起的。来了这么多志愿者，没有人组织他们，协调他们，肯定会乱套。”

　　她向自己的工作人员提出要接待外来志愿者：“这不是领导布置的任务，也没有人顾得过来。但我们应该不讲价钱把这件事情承担起来。”

　　马上就有人提出异议：“书记，我们忙不过来。”光是九洲体育馆里的灾民区，团市委就要负责两个，五六百人需要挨个去登记造册，这就得用五六个人。各个医院的志愿者还需要团市委的其他人去协调。

　　廖雪梅劝导工作人员：“你们要有高度的敏感性，这么多人过来，没有人去组织他们，接待他们，给他们搭建一个工作平台，有些志愿者来了情绪很激动，是要出事的。他们会说，我们来了怎么都没事干，就要说到我们绵阳市的抗震救灾的服务机制。”

　　而当时的情况是，许多志愿者到了灾区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绵阳市政府也确实需要人手帮忙。

　　“青涩”对接

　　廖雪梅让工作人员简单拉一横幅“共青团绵阳市志愿者服务点”。摆一张桌子，安排一个人，放一摞登记表。同样，在绵阳下属的各县市建立九个志愿者服务点，各大医院也建立简单的服务点。

　　廖雪梅还亲自到广播台、电视台呼吁来绵阳的志愿者到服务点登记。13日晚8时，共青团四川省委也发出《关于抗震救灾援助灾区的倡议书》，倡议“四川全省青年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向灾区人民伸出关爱之手”。

　　对接外来志愿者的工作开始有步骤进行。先是自愿者登记姓名、特长、年龄，个人志愿者登记完了，在一边等待分配工作。团队自愿者根据他们的特长马上进行对接。

　　廖雪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西安户外拓展运动团体来了5个人，全身上下装备齐全，说他们能进去救人，我就马上联系抗震救灾指挥部，给他们开路条，说清楚到北川找谁报到，然后联系志愿车，马上把他们拉到北川。”

　　从14日开始，进入北川就需要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路条。很多个人志愿者来到绵阳并没有和团市委联系登记，而是直接去了北川，结果被挡在外面，不得不折回火炬大厦登记，索取路条。

　　也是这一天，马晓燕在九洲体育馆组织了熟悉地形的北川志愿者返回北川。为不熟悉地形的外来消防部队、地震救援队伍带路。

　　从这一天开始，已经有无数志愿者进入北川进行抢险工作。“那段时间到北川有登记的志愿者有6000多人，绝大多数是80后。”同样也是80后的马晓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怎么去协调这些外来志愿者成为她的工作重点。马晓燕将有登记的志愿者简单分为救援、医疗、心理辅导、清洁、物资供应协调、卫生防御、宣传摄影等组别。各组又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再划分为若干小队，选出一名带队人。

　　当然，大多数志愿者更愿意从事救援的志愿服务。有一个志愿者找到马晓燕，说自己有特殊功能——鼻子闻得到，可以进行救援。遇到这种情况，马晓燕不得扯开嗓子劝说：“到灾区来干什么都是一样的。”

　　而在绵阳的志愿者服务点，着急进北川进行救援的志愿者将服务点的桌子掀翻了好几次。一个湖北来的志愿者拍着桌子冲团市委的工作人员嚷嚷：“我们是来救人的。这么长时间都不帮我们联系，你们的效率也太低了。这边晚一分钟，里面就少一个人。”

　　手忙脚乱的团市委工作人员，不得不抽身协调这些志愿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团市委工作人员打出两份《志愿者工作宣传资料》，告诉志愿者：不要冲动、理智对待，能够做什么和最好不做的事情。

　　廖雪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最后统计的结果是，那段时间来绵阳的志愿者有10万人，灾民也就10万人，相比之下，我们工作人员只有10人。”

　　九洲体育馆外，救灾物资堆得像山一样高，这些物资的发放由政府工作人员负责。许多志愿者替灾民过来求情，能不能拿一床被子，也往往产生矛盾。

　　北川县团委工作人员李沙负责在九洲体育馆安抚灾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经常会因为一块面包和灾民、志愿者吵起来。工作人员很多都被骂哭了，团市委的工作人员还差点和志愿者打起来。”

　　6月份，一个外来的团队志愿者和团市委工作人员对接工作也产生了矛盾。之前这个团队要进北川救人，团市委不肯放行，最终他们是自己进去服务的。

　　返回后，他们希望能拿到志愿服务的标识和证明，团市委工作人员称标识已经全部发放完。该团队志愿者称工作人员的态度极其恶劣，双方冲突起来。团市委的工作人员被打伤了头部。此后的争吵变得更加激烈。团市委受伤工作人员的父母对这群志愿者说：“像你们这样的志愿者我们不欢迎，哪里的回哪里去。”

　　这个志愿团体在北川做了很多服务，最后在政府部门这边吃了闭门羹。他们不服气，找到了廖雪梅，要求：一必须给他们道歉，并且明确答复，他们在这工作是不是不被欢迎的？二给他们全体志愿者发志愿标示；三由团市委书记给他们签志愿服务证明。

　　起初双方谁也不肯让步。廖雪梅喊来特警，志愿者们不得不让步。其中一个志愿者在廖雪梅的笔记本上签写道：“我们只会被摧毁，永远不会被征服。一起都会好起来。”

　　像这样的情况，廖雪梅遇见的不止一次。有个外来志愿者在绵阳集结了一个20多人的团队到九洲体育馆服务，自己管理物资，也帮灾民搞募捐。

　　“政府的规定是，救灾物资必须指挥部统一分配，募捐必须经民政部批准，不然不能随便募捐。”廖雪梅说。结果这一队志愿者被警察、民政局，各个机关反复盘查。

　　志愿者希望团市委能够理解他们的工作：为灾民做事，好几天没有休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募捐的钱全是给灾民的，为什么违规，凭什么把我们赶走。

　　这一场争执持续了五六个小时。廖雪梅说：“沟通了三个小时也没有结果，我就先离开了，最后一直到晚上零点，都没有争执完。”

　　5月底到达绵阳，一直服务至今的“中国心”领队高思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募捐的物资都会自己发放到灾民手中。如果通过团县委，他们放到下一级单位，在一级一级往下放，最后放哪谁也不知道。”

　　对于之前不敢涉及募捐，高思发也想通了：“一开始也不敢接受现金资助，因为怕审查起来，说不清。万一说我们利用捐助自己赚钱呢。现在心里坦荡荡，又是为老百姓做事，不害怕了。”

　　“我们并不想抢占政府的工作”

　　5月29日，共青团绵阳市委下发《唐家山堰塞湖排险告志愿者书》，希望“志愿者不要盲目行动，外地志愿者最好尽快返乡。”6月3日，又下发《致志愿者书》，称“抗震救灾工作重点转移到恢复生产、灾后重建上，需要能长期扎根绵阳工作、专业化的建设队伍……不论是当前的物质条件，还是救灾形势，都不宜过多群众进入绵阳。”

　　随着救援工作的结束和政府部门的疏导，大批外来志愿者退出了绵阳市。北川重建办团委副书记李晓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外地志愿者以募集物资、帮扶、心理援助为主，只有四五支队伍留下来。主要是以本地的青年突击队为主，有近50支，这些都是各县市自己组织的。”

　　“中国心”就是以募集物资为主的志愿团队。总领队高思发5月底从新疆赶回绵阳，落户绵阳市安县花垓镇，把自己房子当作货仓来使用，每天带着自己的队员奔波到灾情最重的村落，进行物资发放。

　　“物资捐赠都是我们经过实地调查。这个地方确实需要这些物资，然后和村干部联系，我们亲自将物资发放到灾民手中。”高思发说。许多费用是他和另外一个领队刘剑峰个人垫付的。

　　在高思发看来，民间志愿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往往和政府是不一样的。平时不需要打太多交道，各做各的工作。

　　在北川团县委，李晓光指着一包物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我们下乡组织的一个实现学生心愿的活动。这些都是别人送给学生的礼物，但是路途遥远，把这袋东西送过去，运费都比这袋礼物都贵。”

　　李晓光说：“像这种情况，就需要志愿者帮忙。”而高思发笑称：“他们找了我们‘中国心’，他们没钱送过去，我们哪来的钱？”

　　高思发更愿意发放一些有实际用途的物资：“灾区过冬特别冷，我们送棉被、军大衣，比那些小礼物手套要实际，我们不想做一些形式主义。”对于那些更多依靠政府的志愿团体，“中国心”领队刘剑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同他们联系不多，每人的理念不一样。”

　　当然，也有一些志愿团体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北京富平学校是一个NGO组织，负责人王忠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没有和政府合作，志愿服务不能长久。”

　　北京富平学校10月份成功地将政府和企业拉到一起合作，在绵阳市下属的县级市江油市开展长期的社区服务志愿项目。王忠平说：“现在志愿者进入灾区服务很难被通过，需要有很好的资源。”

　　王忠平称他们遇见了愿意接纳他们的好官员，也就是对接这个项目的江油市团委副书记曾松亭。

　　曾松亭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NGO组织是肯定要参与社会事务的，政府只能引导、鼓励、支持、服务，不能提管理。”

　　参与这项志愿服务的企业拜耳集团的负责人曾慧敏也表示：“我们进行志愿服务只是做政府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并不想抢占政府的工作。”

　　令人回味的一幕是：在拜耳公司的一位高管考察“拜耳博爱计划”时，曾松亭对他说：“其实事情是你们做的，最后光环都戴到我们头上来了。”那位高管回应：“你很厚道。”

“三农”的危机与转机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国新闻周刊

　　“个人的收益权利有了，合作的权利也有了，再喊出‘农民阶级’来，就不奇怪了吧？”

　　★ 本刊记者/杨中旭

　　“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其他劳动群众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基本力量的作用，又支持新的社会阶层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作用，使全体人民都满腔热情地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12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如是说。

　　即使是最近5年来年年参与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的三农问题权威专家，在听到“农民阶级”这一词汇之后，第一反应都是“中央精神有了新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阐述人民民主专政时，做了如下概括：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农民阶级这一词汇，权威三农专家表示：“这从未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当中”。

　　包括于建嵘在内的一些三农学者分析，在农民的身份定位上，中央此番给出了鲜明的信号。

　　危机

　　时光倒流5年，著名三农学者陆学艺曾经当面向一位中央领导建言：农村问题有着结构性矛盾，如果在土地和户籍问题上不取得突破，“天王老子来了也管不了”。

　　作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老所长，陆学艺的言论，一直在高层有着足够的影响力。但在本世纪初的几年，更多对中央决策产生影响的，却是不断严峻的三农形势。

　　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来自一个叫李昌平的年轻科级干部的上书。2000年，他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身份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直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次上书，将三农问题的关注度扩展到全国各个阶层。

　　面对各界日益高涨的“解决三农问题”呼声，中央最为显著的一个回应，便是从2004年开始的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这5个文件，分别将农民增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农业基础作为主题，几乎涵盖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

　　而在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上，5年来更是呈直线增长之势，2004年2626亿元，2005年2975亿元，2006年3395亿元，2007年3917亿元，2008年5625亿元。这一增幅，远非同期GDP的增幅所能比较。

　　但历史往往是吊诡的。从上世纪末到2007年，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却从1：2.6扩大到1：3.3，人均收入差距绝对额从5300元拉大到9600元。

　　2007年岁末，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党支部书记刘瑞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当着几个村民的面说了两个“搞不懂”：一、为什么2004年的粮食直补，补到每个农民口袋里是150块，饲料却很快涨价200块？二、为什么我们种出来的西红柿，在镇里面每公斤只能卖上6毛钱，被流通商运到市内就能卖上1块8？

　　在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头一年，中国农业产值为GDP的11.3%，而农业人口却占到了全国人口的55.1%。

　　同样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头一年，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的多位村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京开高速征地之时，对村里的补偿“非常低”，“北边的庞各庄，每亩补8万；我们在南边，每亩只有2.5万”。

　　面对地方政府的强势，城郊结合部的农民只能“认亏”。黎明村的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一度试图与上面理论，但村民们说，两个人很快就被“摁了回来”。

　　根据长期研究上访问题的三农学者于建嵘的统计，全国范围的上访，约三分之一与土地相关，全国农村的上访，约三分之二与土地相关。

　　近十余年来，因为土地问题，农民收入问题诱发的群体性事件一直未见中断，干扰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根据于建嵘对台湾土地问题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大陆似乎正在复制1972年前的台湾土地危机。

　　“和我们一样，在1972年台湾新村变革之前，也是以转移支付作为缓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的，但效果却并不明显”。于建嵘说。

　　转机

　　始于1972年的台湾土地改革，以及农会的获准成立，成为台湾农民生存状态的分水岭。就在2004年中央通过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之前，社会学者孙立平、三农学者于建嵘等人被请进中南海献策。于建嵘只谈了一件事，就是他在台湾的所见所闻。

　　“我当时说，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农民的生存状态改变作为基础”。于建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类似的建言，中央已经多次收到过。从后来的政策演进来看，中央事实上已经开始在沿着解决三农问题的“路线图”前进。

　　始于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个字，划定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终极目标。

　　同样在2004年和2005年，一位长期参与一号文件起草的三农学者前后投入了差不多一整年的精力，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问题展开研究。

　　推动农会的成立，是学者们的共识。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今年已年届95岁的杜润生老人曾说，他最希望看到的两件事，一件是土地确权，一件是成立农会。

　　杜润生在职时，和他的伙伴们一起，曾经在80年代末期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递交报告，建议成立农会。

　　在中央不断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增加三农投入，旨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新世纪，成立农会的动议再度浮出水面。

　　起草十七届三中全会一号文件的一位人士前往日本调研。日本农会的负责人告诉他，尽管近些年来日本农会也发生了机构臃肿等问题，面临改革压力，但在历史上，却有值得自豪的贡献：日本战后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没有被拉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未被拉大，农会功不可没。

　　求教过程中，日本农会的负责人建议，中国农会的变革，可以先从金融做起。

　　三农学者圈里的目标，是造就一部名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法律，设想是：通过农民这一自然人群体的联合，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获得“人多力量大”的优势，以改变农村散户多，易被市场强势方各个击破的局面。

　　起草时，有很容易就能够取得的共识。例如，在农民这一自然人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非常统一，“此社非彼社也”——当年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淹没了自然人的产权；而专业社却是建立在尊重个人产权的基础上，自愿加入，自愿退出——当然，无论加入还是退出，都是有规则的。

　　但起草的过程中，同样有非常不容易绕过的门槛。根据现行法律，法人共分4种：行政单位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企业法人和自然人。而专业社属于合作性质，是否要仿造一些国家的“合作法人”，在中国开辟出一个新的名词？

　　全国人大常委会农业委员会做了一番隶属于自己专业的调研，发现这一名词的变更，需要修改多达29部的法律，工作量太大。最后的方案是，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看作是一个“特殊的企业法人”，在工商局进行登记注册。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2006年10月31日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获得通过，并在2007年7月1日开始施行。也许是因为过于专业的原因，很少有媒体对此给予关注，而起草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

　　比如该法第4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财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

　　“这就是制度化的农村合作金融”。起草者说。

　　此法实施一年半以来，专业社的数量已经超过了5万家，并开始在价格谈判上获得相应好处。虽然在该法实施期间，仍不断有农民无力与大资本对抗的状况，对此起草者的回应是，长效机制的短期效果，并不会那么明显。

　　而就在这部法实施之后，另一个连带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明晰了经营权，却未明晰产权。农民以自然人身份加入专业社，手中却无产权清晰的商品。

　　同一时期，土地确权成为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词。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始于1998年的土地确权，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遇到重重妨碍落实的阻力。

　　2008年金秋，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称，要“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功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

　　“个人的收益权利有了，合作的权利也有了，再喊出‘农民阶级’来，就不奇怪了吧？”一号文件的一位起草者说。

　　对于改革的路线图，学者于建嵘曾经在《岳村政治》中这样表述：三农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其一，对贫困农民给予适当社会保障，给大多数农民以公平机会参与经济发展，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加速农民的分化和身份转移；其二，建立合理产权制度，将农民有效和有序重新组织起来；其三，农民需要加强对自己的改造，要从传统的小生产者变成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

　　巧合的是，7年之后，这些想法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前路仍迢迢

　　和农村合作金融机制见效慢一样，十七届三中全会带来的转机，也无法一蹴而就。

　　就在《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的次日，中央某权威媒体发表题为“中国土地承包权有望加速大范围流转”的消息，遭到一位以直言著称的三农学者的严厉批评。他在多次学术会议上直言：三中全会里哪个字说到要“加速大范围流转了”？

　　这一消息发布之后3天，一位山东省的开发商老板就告诉自己的员工，赶快把公司在农村里的那些地都利用起来。员工不解：怎么利用？老板回答：种上蔬菜就行！员工恍然大悟，如果土地“加速流转”，现在种上蔬菜，无论是未来被征用也好，自己开发也好，都将有不菲的收益。

　　而这，却并非只是一家新闻媒体和一个老板的理解。就在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某省随即召开了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动员大会。该省省委机关报次日的标题是：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一号文件起草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明言，三中全会决定的初衷只有两个：一、保护18亿亩红线；二、增加农民收益。采取的具体方法是，通过落实土地确权，使“拿地变得困难”，这与“加速土地流转”显然是两码事。

　　在这一问题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注点并不一样，全会决定中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字样，但前述山东省老板等地方利益集团更为关注的，显然是改变土地用途后的衍生收益。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为防止新圈地运动，中央已经注意到一些省份的“越格”举动，并会在适当时机再次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三个不准”。

瓮安的救赎：千名干部大巡访重塑官员形象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国新闻周刊
　　2008年 6月28日，贵州瓮安县。一个少女之死，引发震惊中外的一场群体性事件。此后，这个位于贵州腹地的小城开始了一系列整肃——换县委书记、县长，千名干部大巡访，将大量经费投入民生等

　　瓮安等待重生

　　★ 本刊记者/ 蔡如鹏(发自贵州瓮安) 刘震(摄影)

　　2008年12月20日，位于贵州腹地的瓮安县迎来了久违的阳光。趁着难得的晴天，村民李秀华一早就开着自家的拖拉机，和乡亲们一起修整门前的山路。

　　时隔半年，当记者再次见他时，这个36岁的汉子依旧木讷。干活时，很少说话；坐下来，也是一个人闷闷地抽烟。

　　年长他3岁的妻子罗平碧话要多一些。进屋后，她一边招呼《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坐，一边转身到里屋拿出一个小盒子，“你们上次要我女儿的照片，这是后来找到的，你们看看”。

　　照片上的女孩活泼可爱、笑容可掬。半年前，正是这个女孩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瓮安“6·28”群体性暴力事件。

　　事件虽然早已平息，但这对夫妻却仍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晚上想念女儿的父亲总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如今提起女儿，母亲还是忍不住落泪。

　　这个家庭面临着一次重生。当然，需要重生的还有因暴力事件被置于舆论漩涡中的小城——瓮安。

　　清理积案

　　“6·28”事件中被焚烧打砸的县政府大楼现已粉刷一新。同样遭到烧砸的公安局办公楼，除了玻璃外墙上隐约可见的烟熏痕迹，也恢复了原样。只有木结构的县委大楼，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如今，原址上没有再建其他建筑，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修的花园。

　　县城街巷里的喧闹与熙熙攘攘的人群，也让人很难联想到半年前的那场暴力事件，一切似乎都已远去。

　　不过，在瓮安人的记忆里，“6·28”事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是我一辈子经历过的最大的事。”一位老瓮安人对记者说，他期望“这件惊动了中央的大事”，能早日还瓮安一个平安。

　　“6·28”事件发生后，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曾到瓮安视察。他说，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矿产资源开发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积怨过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前后两次的采访中了解到，在“6·28”事件之前，瓮安县就曾发生过数起群体事件——只是因为没有媒体报道，所以并不为人所知。其中一起，上百村民打砸了乡派出所和乡政府办公楼。

　　这起事件源于贵州省最大的水电站——构皮滩水电站工程，该工程涉及瓮安县北部天文、龙塘等几个乡镇的移民4000多人，其中农业人口3000多人。

　　移民安置工程始于2002年下半年。当时，村民们认为县移民局给的安置费过低，有被截流的嫌疑，拒绝搬迁。

　　2004年12月14日，时任县长王勤带领一些干部，到龙塘乡做工作。上千村民拦住县长的车，希望“讨一个说法”。村民们说，如果王勤等人“讲不清楚补偿为什么这么低”，他们“就不放他走”。

　　后来，县公安局赶去营救。在解救时，双方发生了冲突。据一位村民回忆，村民有多人被打伤。群情激昂的村民随后打砸了龙塘乡派出所和龙塘乡党委和政府办公楼。

　　“‘6·28’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迟早都会发生。”石宗源说。

　　所以，今年7月刚上任的县委书记龙长春到任后不久就表示，逐一清理解决各类历史积案，化解民怨，将是瓮安县今后的工作重点之一。

　　7月11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县城中心广场举行的“县委书记大接访”活动中看到，500多名人手拿材料、顶着烈日，排着100多米的长队等待龙长春接访。

　　一位赶了60多里山路的农民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面对面地向县委书记反映问题”。此外，瓮安县还开展了“千名干部大巡访”“千名教师大家访”“公检法司‘四长’大联访”和“乡镇干部大走访”等举措。

　　截至12月，县乡两级领导共接待群众来访2121件、3449人，累计回复信访问题1809件。“一些涉及人数较多、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信访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有效地疏通了民怨‘堰塞湖’。”县信访局局长邓太华说。

　　邓太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移民搬迁、企业改制、旧城改造、矿群矛盾和社会治安等5个方面。

　　“对一些重点信访历史积案县委书记亲自督办，抽调政治素质好、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组成工作组，重点处理。”邓太华说，“比如，本着让利于民的原则，我们妥善解决了部分退休老同志反映的岗位津贴被扣发和交通局收费站撤销后职工的工作安置等一批信访突出问题。”

　　改善民生

　　依托丰富的磷、煤、铁、锌等矿藏资源，瓮安的经济在所属的黔南州一直居于前列。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很少惠及46万瓮安民众。

　　龙长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6·28”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原先对改善民生投入不够，“该花钱的地方舍不得花钱”。

　　“比如道路绿化交给园林局去做，政府又不给钱，他们就靠罚款，这样做群众的怨气很大。对公安部门的投入也不够，干警也去罚款，还打白条，最后发展到有的黑恶势力被抓后，花一两万就可以放出来。”龙长春说，“关注民生不够，导致不少部门与民争利，产生了各种矛盾，最后形成叠加效应，引发群体性事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7月份在瓮安玉山镇采访时了解到，该镇有大大小小近20家磷矿厂，其中很多手续不齐。镇党委书记胡德楷对记者说，只要向镇里一次性交2万～4万元就可以开采，因为“县里给我们的经费太少了”。

　　无序开矿引发了大量的矿群纠纷。其中，最普遍的是土地征用的补偿问题。“6·28”事件后，永和镇的几位村民到县信访办反映，2006年7月，一家矿厂征用他们土地时，不按当年的安置标准补贴，而是1999年的标准。

　　除此之外，开矿时“放炮”(即用炸药炸矿石)，对矿区环境，特别是水源的影响，也是村民反映强烈的问题。

　　如玉华乡岩根河村的村民，从2007年起就反映因当地磷矿开采，导致水源污染，三个村民组1800多人的饮水出现困难。

　　瓮安县监察局局长吴应忠曾查处过类似的案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县人大10月30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建立瓮安县和谐矿区建设基金的议案》，即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明确矿主的责任，保证治理资金和措施落到实处。

　　而在“6·28”事件中，有160多名学生参与了打砸抢烧，暴露出教育工作存在突出问题。

　　事件发生后，县政府陆续拨给县教育局3600多万元，“补上了从2002年以来欠拨的所有教育经费”，县教育局副局长陈全福说。

　　他告诉记者，原来由于教室紧缺，致使县城中小学班额过大，平均每班学生达118人，最大班额高达118人，“老师根本管不过来”。

　　瓮安县城的中小学生超过1万人。其中，很多学生来自周边的乡镇，在学校附近租房住宿，缺少家长管教，经常与闲散人员混在一起。

　　“几乎每天学校门口都有人打架。群架或者单挑，带着马刀、匕首、木棍等凶器。打架者包括学生和游荡在社会上的‘小混混’，学生打老师在这里也不是新鲜事。”陈全福说。

　　有了经费，教育局对现有的4所中学进行了新建，同时利用暑假招考选调教师及时补充师资，基本解决了“大班额”问题。

　　陈全福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投入1100万元，征了160多亩地，准备新建瓮安五中。“那时，我们将彻底解决‘大班额’的问题。”

　　除了还清教育的历史欠账外，县政府还把农村低保标准从年人均补助360元提高到460元；发放低收入家庭租赁住房补贴200多万元，惠及1000多户居民；制定了《瓮安县房屋拆迁补偿办法》，确保拆迁户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这些关注民生的举措，正逐步收到成效。以前征地拆迁是最难的，但最近政府为县城新区征800亩地，“只用了3天时间”，龙长春说。

　　重塑形象

　　“6·28”事件发生后的第5天，黔南州召开了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大会。该州州委书记吴廷述在会上，讲了一个小插曲。

　　他说，事件发生后，一个工作人员问县政府门口一个卖早点的老太太怎么还敢营业，老太太的回答是“他们针对的是你们，又不是我们”。另外，烧汽车时，公安人员劝阻不了，但一个商店的小老板对人们说“那辆车是我的，要用，你们不要烧”。结果打砸者就不烧了。

　　吴廷述感叹道：“为什么打砸人群不听我们的话，却能听他们的话？为什么干群关系会紧张成这个样子？”

　　事实上，“6·28”事件对瓮安县的官员触动非常大。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不愿与记者谈论此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次事件对瓮安的负面影响太大了，“大家的内疚感还是很深的，都觉得脸上没光”。

　　“6·28”事件之后，县主要负责人在官员中开展了“我为谁工作，我为谁负责，我怎样工作”的思想讨论，反思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县委书记龙长春说，“反思时，很多人都流泪了”。

　　龙长春到瓮安后不久，就发起了基层官员作风教育整顿活动。“这被当作一项非常大的工作来做。我们组织了上千名干部下基层，由县级领导带队，走村入户，访贫问苦，为群众办实事。”这位县委书记说。

　　活动中，最令他感动的是，前不久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中巴车翻入山沟里，山坡又陡植被又密，闻讯赶来的群众与警方一起施救，“大家一面在山坡上砍出一条路，一面搭成人墙，把伤员一个一个从沟里传递上来”。而此前，警察们常常出现在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矛盾现场，站在民众的对面。

　　据省农调队抽样调查，“6·28”事件前，瓮安群众对官员作风满意率仅为27.6%。开展作风教育整顿活动后，群众对干部作风满意率上升至85.6%。

　　“其实，老百姓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够关心他们，能够公正地处理问题，他们就接受你。”龙长春说。

　　为了重塑良好形象，瓮安县还对官员队伍进行了整顿。县纪委书记毛全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6·28”事件后，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39件50人，受党纪处分29人，政纪处分21人。

　　瓮安县委组织部部长莫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受处分的干部主要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其中有一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副书记、镇长和副镇长4名干部，都因收受矿主贿赂受到了严厉的处理。”

　　政法机关则查处13名涉黑、涉恶干部，其中11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被清理出干部队伍。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庞鸿对记者说，“我们只有坚决清除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才能重新赢得民众的拥护”。

浙江：市场危机中的政府救援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问到在这场危机中，地方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张金如沉吟了一下：“虽然市场才能起主导作用，但政府绝对不能无所作为”

　　★ 本刊记者 杨龙(发自杭州 温州 绍兴)

　　对于“打火机大王”黄发静来说，今年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的年会，让他这个副会长特别不是滋味。

　　往年，至少是300人热热闹闹聚在一起，今年却开了不到10桌。空荡的餐厅里面，拉着“攻坚克难，共渡难关，携手共进，重振雄风”的横幅，使会场显得越发凄凉。

　　一年前，温州的打火机企业还有500多家，一年过去后，开工的只剩下不到80家。

　　从2008年年初开始，不仅是打火机行业，整个制造业都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机。

　　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厉志海，从3月份就职以来，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2008年4月18日，他在提交给省政府的第一季度全省经济形势报告中提到：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这场日益加剧的危机中，“大政府”角色逐渐浮出水面。浙江省各级政府几乎动用了行政、金融、财税等所有资源，逆境中强势救市。

　　“三个千亿”+“三个百亿”

　　厉志海连续三个季度向政府作出的全省经济形势与对策建议汇报中，都对形势认定为“严峻”，他在第三季度汇报更称，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减速的影响，“经济下行趋势进一步明显。”

　　上半年的一系列宏观政策的组合拳，增加了企业运转的难度。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近20%的浙江企业出现亏损。

　　在这一背景之下，浙江省救市计划动作频频：

　　8月底浙江省发布《重大项目建设行动计划》，计划未来五年内打造“三个千亿”工程，即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惠民安康工程以及千亿产业提升工程，预计完成总投资6460亿元。

　　继三个千亿工程之后，11月中旬，浙江省政府推出三个百亿工程：省级财政新增100亿元用于重大项目建设；今明两年通过取消和暂停部分行政性收费项目、减免困难企业相关税费等途径，再减轻企业负担100亿元；明年通过企业增值税转型改革，减轻企业税负100亿元。

　　“财和税是地方政府手中仅有的两个武器。宏观调控之下，地方政府只能从地方财税入手给经济体输血，保持地方经济的增长。”浙江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析浙江的民营企业困境时提到，困境由两方面所致，上半年国际经济形势的动荡多变，生产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等经营环境，使本来就不高的制造业利润空间更低，这是外部环境的冲击。

　　但关键还是企业的“内功”。以温州为例，制造业低成本、低价格的工业战略导向长期运作，本身就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这些内部矛盾多年来没有很好消融、化解，下半年的金融危机，让企业的资金链紧张，无以为继。潜伏的危机终于在新的环境中火山般爆发。

　　绍兴“强势政府”

　　绍兴经济早些年的成功转型升级，使绍兴的大多数中小企业躲过了2008之劫。

　　省发改委主任厉志海评价说，绍兴的产业集群优势比较明显，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面对危机的抵抗力会更强。

　　但即使是厉志海口中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的绍兴，也依然无法全身而退。

　　绍兴的企业危机，更多出现在大企业之中。

　　在浙江的民营企业中，有一张几乎罗织了所有大中型企业的担保网。各家企业之间通过互相担保，从银行获得扩张所亟须的资金。企业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008年8月以来，绍兴的金雄轻纺集团、华联三鑫、江龙控股、五环氨纶、纵横集团等相继停产。戏剧性的一幕是，浙江纵横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袁柏仁以70亿元的财富入围胡润2008年百富榜，成为榜单中唯一的绍兴本土企业家。然而仅半个月后，“纵横帝国”就因资金链断裂轰然崩塌。

　　纵横倒闭危机，瞬间波及至整个绍兴。为纵横集团提供担保的企业一共有7家，担保总额约15.5亿元。而纵横集团又为19家企业提供担保，总额近30亿元。这个网络还可继续扩展……

　　于是可以理解，为什么纵横集团的倒闭，会引发当地企业的一片恐慌。

　　被下属评价为“性格温和”的市委书记张金如，此时显示了“铁腕”手段。政府成立了规模史无前例的工作组，迅速介入倒闭风潮，被称为“绍兴各级政府对危机企业拯救力度最大的一次行动”。

　　政府的思路是，不论纵横集团怎么重组、清算，首先要切断担保链，保证其他企业不受影响。进驻纵横集团总部的工作组汇聚了26名领导，下设生产保障、债权债务核查、信访维稳、债权债务处置和重组洽谈5个专项工作组。

　　雄蜂实业集团是首先受到波及的担保企业。政府承诺，将其名下一块约300亩的工业用地，由政府出资将其收回，改为商业用地，增加土地抵押贷款的额度。再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将这300亩土地注入雄蜂实业集团，化解该公司在银行的不良资产。

　　同时绍兴市计划成立政府出资的担保公司，部分承担重点担保企业的担保责任，同时，政府要求，在纵横集团重组或破产清算过程中，银行继续支持重点担保企业。

　　地方政府及时出手，设立“防火墙”，避免了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

　　“最困难的还不是返乡的农民工，他们至少回家有地种，有饭吃。留在绍兴，没有拿到工资不能回家的农民工们才是最困难的。” 张金如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切断担保链的同时，停产企业的工人亦成为政府担心的重要因素。

　　政府采取了“拉郎配”的方式，将纵横集团的生产车间以每个月8万元的价格，租用给绍兴本地一家化纤企业——浙江古纤道新材料有限公司，用以继续维持4000余名工人的生计。

　　这场规模浩大的拯救行动，能否让奄奄一息的企业重燃生机仍是个未知数，但当地政府的强势护盘之举，无疑让陷入担保圈的其他企业得以暂时脱困。

　　做企业不能做的事情

　　危机来袭之际，政府的服务姿态变得更为主动。一些中小企业多年来想做，而又无能为力之事，此时由“大政府”来操作。

　　“水深、浪急、鱼肥”。这是多次赴俄罗斯处理“清关”事件的温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刘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对俄罗斯市场做出的评价。

　　近三年来，温州对俄的出口增幅都在30%以上，今年1～9月份，对俄出口6.15亿美元。

　　风险也如影随形。2008年9月11日，俄罗斯官方以打击“灰色清关”为由，对莫斯科的阿斯泰市场进行突击检查，400家温州企业，约10亿美元的货物被查扣。

　　由于不少温州产品是通过“灰色清关”运到俄罗斯的，没有完备的清关完税证明，按俄强力部门说法“属于无主货物，应予以罚没”。2002年、2005年、2008年温州鞋连续因为清关问题被俄罗斯查获。

　　这次涉及温州的400余家企业，大部分是规模较小的鞋厂。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已经使中小企业资金链条出现紧绷。近三个月的货物滞留，温州将要面临的恐怕又是一轮停工潮。而面对逐渐萎缩的市场，温州的许多企业都坦承，10月之后，几乎难以拉到订单。“鱼肥”的俄罗斯市场尤其显得珍贵，多数温州企业都表示，不会放弃俄罗斯市场。

　　摆在小企业面前的难题是，俄罗斯不仅要求有正规的通关手续，还必须在当地注册成立一家公司，聘请俄罗斯人出任会计师、会计，并要求必须有阿斯泰市场仓库的租赁合同，对于多数资金不过千万的中小企业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清关事件发生后，商务部与其他几省涉及“清关”问题的官员到温州，专门举行对俄出口企业座谈会，讨论应对事宜。

　　临危受命的温州市政府，通过商务部与俄罗斯方交流。面对中小企业无法解决的清关难题，由政府出面，拟在俄罗斯成立公益性质的“浙商联合服务有限公司”，解决浙商在俄罗斯的出口难题。

　　“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只能帮助企业争取每一分市场，降低每一分风险。”刘铤说。

　　保住信心

　　处于危机中心的浙江省，几乎每一级政府和企业都会提到“信心”。

　　早在今年3月份，一份调研报告就曾在温州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这份报告来自于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该会会长周德文宣称“温州大约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这个论断被媒体解读为“倒闭潮”，使温州备受关注。

　　尽管温州市政府后来一再辟谣，但5月的统计数据确显示，温州近四成规模以上企业，产值都在下降。

　　“我不相信，停工的这70%的打火机厂，都是因为做不下去了。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 黄发静说。尽管没有赢利，黄发静的厂子还是依旧坚持着，“我起码要保证今年，我的500名员工，一个都不裁，这是源于责任心，但是一年后，我也不能保证。”

　　打火机大王此时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摆弄手中自己生产的打火机。

　　温州市政府依旧在给大家打气，不承认“倒闭潮”的说法。6月份，温州市政府召开“政企联动”企业服务年活动千人动员大会。副市长孟建新在动员会上说：“温州人什么苦没吃过？政企联动，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此后，政府部门走访了6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梳理出200多个具体问题和难题，承诺逐步解决。熟悉温州商界的人士称，一个月后，他曾按照这200个问题，致电熟悉的企业，这些问题，解决掉的不到两成。

　　“不管解决的效率如何，这至少展现了政府与企业共渡难关的姿态。”周德文认为。

　　“我们的中小企业形势较好，不是我们聪明，是我们的问题暴露得早。”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绍兴市大唐袜业产业群、嵊州领带产业群等所形成的规模效应，降低了单个企业应对危机的风险。在全国纺织产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唐袜业集群的赢利数据显然令人欣慰：至9月底，整个袜业集群利润比去年同比增长15%。

　　情怡袜业董事长何建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往产业集群内有企业资金链断裂，如果资金缺口不大，一般由行业协会想办法，有钱的大企业出资帮忙解决。上半年，集群内一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即将停产，资金缺口为1000万，但危机之下，其他企业都忙于自保，无力顾及。消息通过行业协会向上反应至主管金融的副市长手中，通过政府与银行沟通，这1000万资金迅速到位。

　　“并不是说一个企业倒掉有多么可怕，而是在这样的时刻，信心对于市场很重要的。”市委书记张金如说。

　　记者问到在这场危机中，地方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张金如沉吟了一下：“虽然市场才能起主导作用，但政府绝对不能无所作为。”

　　“好的企业，我们要支持；为了稳定，马马虎虎的企业，我们也要保。非常落后的企业，只能让它死！”这位市委书记说。

出租车罢运处理：黄金48小时如何把握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国新闻周刊
　　一个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前48小时最为关键。“第一时间” 成为重庆市政府处置出租车罢运的工作准则。而在事发当天上午，新华网以“罢运”的字眼率先披露此事。而以往类似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的通常作法是对新闻单位实行“封口”

　　★ 本刊记者 / 刘炎迅 (发自重庆)

　　2008年11月3日到12月1日——不到一个月，中国出租车业共发生“罢运”事件19起。

　　管理费过高、黑车泛滥、油价高、加液化气难等，被媒体多次提及。与此同时，民众如何与政府对话并获得回馈，也成为事件带给社会的思考。

　　在应对如此的公共危机时，各地政府最终选择了协商的方式，温和地化解矛盾——而这确是一个重点。

　　其中，重庆出租车罢工事件中的政府作为最为典型。

　　起因

　　今年7月，重庆的士司机们就有罢运之意，他们约定在7月14日当天集体“休息”。彼时奥运在即，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予以化解。

　　但重庆市出租车行业沉疴难愈，黑车被认为是其中病根之一。

　　公开信息显示：2007年底，重庆市主城区假冒、克隆出租车已达1500～2000辆，当时正规出租车总量为7000多辆，两者之比接近1：3.5。

　　在的士司机看来，夸张的比率背后是政府执法部门的监管缺位。如果政府能更好地构筑一个与民沟通的意见渠道，罢运或许不会一再发生。

　　事后，重庆官方已经不愿意就此多谈，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要求，该市运管部门委婉拒绝。

　　不止重庆，在先后出现的士罢运的城市，事发前司机们都试图通过工会等正常渠道去申诉各自的问题，但当时的政府相关部门显然未引起足够重视，这在无形间促使矛盾积聚。

　　最初24小时

　　11月3日，重庆主城区出租车司机开始“集体休息”。

　　当天上午，新华网以“罢运”的字眼率先披露此事。而在以往，类似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的通常做法是对驻地新闻单位实行新闻“封口”，鲜有直接报道，即使披露用词也被严格限制。

　　中共重庆市市委外宣办的一位李姓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罢运当天，他们和各媒体接触时，“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压制，不封锁”，并且“每天都将进展和政府处置措施及效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罢运初始，重庆市道路交通管理局认为是“少数人操纵了这次出租车全城罢运事件”，公安机关也在城区以高压姿态劝阻罢运并告知公众将全力调查操纵罢运的“幕后黑手”。

　　但很快，这些定调有了变化。当日上午，重庆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启动应急预案。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市官方已经将这一事件的定性由“少数人操纵”改为“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面对司机们提出的“管理费过高、加气难、租价不合理及黑车泛滥”等四项要求，重庆市交通委员会的负责人开始明确表态——“罢运的四项诉求有其合理性”。政府发言人说：“由此给广大市民带来的出行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3日下午，重庆市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启动出租车票价调整的调研工作，征求各方意见，按照相关程序，提出方案。

　　与此同时，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在人民广场组织了近100辆出租车，试图展开恢复运营。但遗憾的是，这些车子很快又返回广场——他们遭到了部分同行的拦截或打砸。

　　黄金48小时

　　11月4日，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出《重庆主城区出租车全部停驶》《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全城罢运，主要四大原因》等滚动报道。

　　下午4时许，重庆市交委举行事发后48小时之内的第二场正式新闻发布会。重庆市交委副主任梁培军公开承认，事件背后有4个原因：一是出租车企业与驾驶员利益分配存在矛盾；二是主城区出租车存在加气难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三是出租车租价结构不合理；四是非法营运车辆扰乱正常秩序。

　　细心的观察人士发现，最初的48小时之中，官方相关官员在公开表态时，没有出现“一小撮”“黑恶势力参与组织策划”“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等用语。

　　而在这段事件内，重庆有关部门陆续推出的处理措施还包括：下调“板板钱”——就是“车份儿”；被砸车辆由企业和车主自行出资修理；着手建立出租汽车驾驶员分会；严禁偷拍纠违行为，偷拍者将被处理甚至清退出执法队伍，还要在摄像点前摆设样式统一的公告牌，公告牌内容统一为“前方有移动摄像点”，有关部门还要发布最新的“电子眼”分布地图。

　　重庆市交委副主任梁培军说，截至4日上午9时30分，3200辆出租车上路恢复运营；截至14点，复运车辆已经达到4000多辆。

　　但危机并未完全过去，据不完全统计，仅4日就有103辆出租车被拦截或打砸，因此4日上路复运的很多出租车，都摘掉了顶灯。

　　此时，重庆市警方开始出手。涉嫌打砸车辆的人员陆续被强制带离现场接受审查，少数人被拘留。在关键路段，更多的警察来回巡视。

　　与此同时，重庆市政府会同交通部门一起，多次召集出租车公司负责人开会，要求所有车辆必须上路正常运营。“汽车被砸造成的损失一律由公司负担，并免收今天的‘份儿钱’”。这是当时政府对司机们的承诺。

　　4日晚，情况发生根本性好转，聚集在重要路段的出租车司机逐渐散去，大多数出租车上路运营。5日8点，重庆出租车全面恢复运营秩序。

　　一个突发的公共事件，最初的48小时最为关键。 “第一时间” 成为重庆市政府处置此次公共事件的工作准则。“一面调研果断处置，一面公开信息，把相关决策第一时间向全社会公布。”事后，有评论人士如此总结重庆市政府的作为。

　　“一把手”与民对话

　　5日，重庆市政府召开第三次新闻发布会。

　　会上，政府新闻发言人崔坚指出，重庆市交委长期疏于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同时要“举一反三，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

　　就在“重庆山城，人人争说罢运潮”之际，一场“的哥的姐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座谈会”开始了。

　　6日上午10时，重庆电视台临时中断了正常播出节目，宣布将直播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的座谈会。

　　重庆市公安局的副局长高晓东对此解释说，出租车营运已基本正常，但公安机关仍需出动大量警力，以维持营运秩序，保护出租车司机的人身安全，并及时控制打砸人员。但是到11月6日，这一事件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市委书记、市长和出租车司机的对话，仍是必须的。

　　高晓东对《中国新闻周刊》一再强调，事件中警方是非常克制、柔性与合法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市委政府的指挥下，化解‘的哥的姐’心中的坚冰。”

　　“我认为广大出租车司机这次有意见是事出有因。政府首先要检讨工作。要反躬自问，研究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不足，哪儿做得不好，或者说有官僚主义处理得不及时。政府有关部门都要通过这次事件来认真地加以总结。”这次直播的座谈会上，薄熙来说。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视直播，首开国内电视媒体参与公共危机应对先河。分析人士指出，重庆的“电视办公”是一次“民意、聚民智、感民心”可贵尝试。

　　据专业数据显示，这档电视新闻直播的收视率为1.07，收视份额为12.12，在重庆电视同时段历年收视份额排名第二位。

　　重庆广电集团(总台)电视新闻中心在直播座谈会的同时，派出8组记者分别到加气站、车站、码头等人流集中的地方采访，并请专家为这一事件的解决把脉，采访人群涉及普通市民、专家学者、出租车从业人员、教师、机关干部等。这些作为在以往类似的事件中也是不多见的。

　　媒体第一时间公布出租车“停运事件”，表明政府的态度，及时给公众提供了思考的机会。之后更有许多观众通过手机短信建言，对矛盾解决起到了促进作用。

　　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认为，“薄熙来与部分出租车司机代表、市民代表面对面谈话，高层领导直接倾听群众诉求，这一做法，开启了政府应对处置公共突发事件的新方式。”

　　11月10日之后，在海南三亚、甘肃永登、广东汕头、茂名等地的罢运现场，一再上演类似的地方政府高层与司机直接对话的一幕，充分而直接的交流，让罢运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解决。

　　罢运之后

　　11月18日，经重庆市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重庆市交委主任丁纯，交委副主任、市运管局局长梁培军行政警告处分。

　　相似的问责在很多地方出现，比如三亚，罢运事件进行到第五天即11月14日，三亚交通局党委书记李明德、局长陈治邦、分管道路交通的副局长易治军等三位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三亚市主管交通的副市长郭保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问题的根子还是有关官员没有做好。三亚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常务副市长杨逢春说，这是三亚市首次启动问责制，也是三亚首例因突发性公共事件而引咎辞职的党政官员。

　　早在2005年，重庆一些出租车司机就提出过要成立“出租车司机联合工会”的要求，但重庆市总工会认为其没有企业工会为基础，无法组建。

　　日前重庆市总工会等部门已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重庆市155家出租车公司在11月底前建立工会组织。重庆市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胡兴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很兴奋地说：“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在出租车司机组建工会等工作上成果很大。”

　　据其介绍，重庆市总工会邀请重庆主城区出租车企业、个体经营者代表和出租车驾驶员代表，在11月18日的下午展开平等协商，就出租车营运收入分配、驾驶员参加社会保险、加强出租车营运管理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在与司机的对话中，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坦承，“现在有出租车公司的协会，但是没有出租车司机的协会”，成立能代表出租车司机权益的协会组织，将是官民顺畅沟通的机制保证。

　　重庆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出租处处长腾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发后，为了更好的保证出租车司机们的合法权益，他们力主在已经存在的出租车行业协会中，增加了一部分出租车司机会员。同时，重庆市官方还设立了“经理接待日”，这让很多司机感觉到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问题确实重视起来了。

　　从目前来看，以规范化的劳动合同来界定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最为有效的选择。

　　为了保证的士司机的燃料需求，重庆市政府还在过去的几周里，新增了十万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出租车加气难的问题有所缓解。

　　与重庆“罢运”引发全国出租车行业罢运热潮一样，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城市迅速激活了来自政府内部的“连锁反应”——及早找问题，而后解决，反躬自省与未雨绸缪。各地政府都在寻求长期有效解决出租车行业问题的方案。12月11日，杭州市正式公布促进出租车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13条举措，为出租车司机减负，尤其引人关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指出，“重庆市政府在解决罢运事件上确实为地方政府做出了示范，但矛盾是长期积累的，现在各地的措施有些只是暂时解决了表面问题，更多实质性的问题尚有待进一步解决。”

　　此前的2008年11月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发出通知，推进出租车企业组建工会。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职代会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畅通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

　　12月10日，交通运输部公路司副司长陈胜营在接受交通部官方网站采访时表示，出租车的问题，目前更多的是涉及稳定，但从长期规范管理来看，也要从改革的角度思考问题，积极研究制定制度、政策，出台法规。交通运输部已经委托有关部门进行调研，为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做准备。“这种改革也会通过经济手段，我们发现这些事件中，都涉及了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问题。”

　　而专家开出的治本之策已重复过多次——改变行政特许下的公司化经营垄断运行收益的体制，政府可以考虑放开对出租车的数量限制和许可权限制，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

　　“在危机中寻找转机，避免危机再次来袭，是一个责任政府的首要之责，也是民众福祉之根本所在。”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孙悦说。

华南虎照：一场放任的“危机”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国新闻周刊

　　2008年12月19日，被判缓刑的周正龙突然声明“虎照是真的”，尘埃似乎落定的“华南虎照事件”风波又兴。这一起在当事官员看来并不大的事件，让地方政府在互联网时代陷于一轮又一轮的舆论危机之中

　　★ 本刊记者/韩永(发自陕西)

　　半年多了，王万云的血压一直下不来。

　　2008年五六月，他隔三差五地被叫去谈话，有时是公安厅，有时是监察厅，谈话的核心只有一个：你到底有没有参与作假？

　　每次谈完话，他都要留下详细的记录，记下他们问了什么，自己说了什么。

　　6月29日，他被撤职。

　　此前，他已在陕西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的位子坐了8年，是副厅级职位的有力竞争者。

　　“华南虎照不是一件大事”

　　手支在沙发帮上，王万云笑得和善。而在2007年10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他时，他态度生硬，气势逼人，又夹杂着几分焦虑。如今，他却低调得让人觉得有些“不自然”。

　　在受世人关注的濒危动物可能出现的地方，濒危动物的踪迹就成为当地人们和政府的一种特殊“政治”。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宣布陕西发现华南虎，证据为陕西安康市镇坪县城关镇文采村村民周正龙10月3日拍摄到的华南虎照片。

　　此时，王万云相信这些照片是真的。这不是因为他们进行了严格的鉴定，而是因为此前1年多由林业厅组织、耗资60万元的华南虎考察所得，让人很难相信山里没有老虎——村里的牲畜隔三差五地被袭击，疑似华南虎脚印的足迹被发现，还有人栩栩如生地描述与大型猫科动物狭路相逢的场景。“过去的几十年，村民们说，虎啸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认定虎照为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觉得周正龙虽有点非同寻常，但毕竟还是个农民，他作这种假，勇气是个问题，能力更是个问题。

　　当时，陕西省林业厅已经开始部署华南虎保护区的第一步工作——在镇坪开展包括土壤、水源等野生华南虎栖息地环境状况以及华南虎种群数量、活动范围的综合性调查。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有严格的申报程序，其中一个条件是必须成立两年以上的省级自然保护区才有资格申报。陕西省林业厅有关官员表示，由于华南虎是极度濒危的物种，申请过程争取一步到位，直接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报道说，保护区的经费申请工作已在筹划中，数额达上千万元。

　　10月24日，国家林业局听取了陕西省林业厅关于2006年开始的华南虎调查工作及镇平县野生华南虎照片情况的汇报，决定组织专家赴当地进行野生华南虎资源状况专项调查，但认为“照片真假并不是国家林业局需要确定的范围”。

　　参与第一次鉴定的三位专家之一、西北大学退休教授刘诗峰说：“别说林业厅的人这么想，我也这么想。”“即便没有这些照片，我也认为是真的。”这种先入为主的情绪让第一次鉴定的过程有些流于形式，他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悔。

　　所以，网络上质疑初现，王万云就下意识地进行反驳。初期的质疑漏洞百出，批驳起来也看似理直气壮。比如有人质疑：周正龙本来可以用更长焦距的镜头将老虎拉得更近，这样成像就会更清晰，但他没有这样做。王万云对此有一个在网上流传甚广的回击：“首先我们要清楚周正龙不是摄影师；其次，敢问哪位拍摄者能在距离老虎20米远的地方，气定神闲地对焦、取景再拍摄呢？”

　　王万云的回击仅仅是一种分析，缺乏实证支撑，不仅没有平息网上的质疑，相反引发出一些新的话题，进而衍生出更多、更难以回击的质疑。

　　王万云始终认为，“华南虎照不是一件大事，与杨佳案没法比，与瓮安事件也没法比。”“就算是假的，危害又有多大呢？”但是他忽视了网络时代的逻辑，事件的大小、危机的大小，因互联网而发生了变化，舆论潮的引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更何况网民也能敏锐地感觉到濒危动物背后所存在的巨大利益。

　　虎照公布第四天，率先对虎照发起质疑的专业摄影网站“色影无忌”，推出一个看似无可挑剔的质疑：网友“第一印象”将已发布的几张虎照，制作成通俗易懂的三维动画。在该动画中，老虎周围的景致因为拍摄角度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而三张照片中的老虎竟然完全重叠。稍懂平面与立体几何的人都知道：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即照片中的老虎是一只“平面虎”。此后，该网站屡屡因流量过大而出现登陆困难。

　　一直在观望的传统媒体如获至宝，纷纷出动，各路记者浩浩荡荡开往西安和镇坪。镇坪本是个万人小城，突然间冒出来这么多肩扛相机、身穿仔裤、操着天南地北普通话的“体面外乡人”，很多人奔走相问：“这到底出了啥子事了嘛？”

　　时任陕西省林业厅信息宣传中心主任的关克不信这个邪。他在2007年10月28日的博客中写道：“你(‘第一印象’)的PS手法实在不算高明，其中有两副图像处理得跟水彩画差不多。”暗示该三维动画中的两幅照片是经过PS处理的。

　　为周正龙代言的结果不仅没有说服网民，反而激发起更为强烈的反弹。在10月28日的博文《是什么把真老虎变成了纸老虎》中，关克写道：“把那么多的屎盆子、尿盆子砸向一个做出重大贡献的普通农民，这不公平！要砸，你们来砸我吧！”这篇博文的点击率高达134212，其中大多数留言，非常具有攻击性。

　　一个可能被人忽略的事实是：陕西省林业厅新闻发言人孙承骞极少发言，以至于关克不得不在博客上一再澄清自己只是一家之言，新闻发言人另有其人。

　　被鉴定憋死？

　　2007年11月16日，“年画虎”的出现，让一直稳定的挺虎阵营开始出现分化。王万云的第一感觉是：太像了，这回有点悬。

　　21日，“色影无忌”华南虎临时论坛发布公告——该论坛自即日起关闭，因为“11月16日出现的年画虎和随后两天各地相继出现的墙画，标志着华南虎事件已经画上句号”。

　　此前迟迟不能进入二次鉴定程序的虎照，也迎来转机。12月9日，国家林业局和陕西省政府责成陕西省林业厅重新委托国家权威机构，对照片进行二次鉴定。

　　随后的1个月内，王万云与林业厅的其他官员往北京跑了七八次。先后找了3家鉴定机构，却被一一拒绝。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理由是：我们只接受公、检、法的委托，鉴定刑事案子。该中心工作人员还说：“不想浪费纳税人的钱。”

　　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的理由则是：只鉴定人，不鉴定动物。

　　第三家被传拒绝鉴定的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则表示从未拒绝陕西省林业厅的委托，只是对方从未正式做出委托，也没提出具体的鉴定要求。该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鉴定虎照，并非只有顶级的鉴定机构才能做。此前，该中心曾接受网易的委托，对“华南虎照”进行鉴定，结论是“平面虎”。

　　王万云说，陕西省林业厅一直希望国家林业局能主持鉴定，这样不仅更有说服力，跟鉴定机构的协调也要方便得多。“再说，国家一级动物本来就属于国家林业局直管。”

　　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曹清尧的公开解释是：“国家林业局的主要职责是野生动物的保护和资源调配。我们的行政职能不能调位，也不能越位。”

　　当时，受华南虎事件的拖累，陕西省政府也遭遇严重的公信力危机。据西北大学刘诗峰教授介绍，陕西省内似曾组织过虎照的鉴定，但惮于说服力不够，最终没有公布。

　　此时，有关华南虎照的信息，中国最主要的三个搜索引擎“百度”“谷歌”和“雅虎中国”，网页都已上百万。一个“强烈要求陕西省人民政府就华南虎事件做出回答”的帖子，点击量轻易突破30万大关。

　　事情被“炒”到如此地步，王万云有点埋怨“舆论引导”的分配不“公”，“像瓮安事件、杨佳袭警案，哪个不比华南虎照大，但又有哪个炒成华南虎这个样子？！

　　“当下的制度，养了一批懒人”

　　王万云明白，事情越往后拖，对自己越不利，“如果2007年这事能解决，兴许给个警告处分就够了。到了今年6月，不撤职都不行了。”

　　寻求外部支援未果，陕西省政府开始寻求内部解决的可能。2008年2月4日，陕西省林业厅因“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在媒体上向公众公开道歉。此前，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对林业厅的批评通报，指其违反了《陕西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意见》的有关规定，并且“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形象”。

　　陕西省省直机关一位处级干部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析，林业厅选择在春节前夕公布致歉信，是有考虑的。一方面，道歉信本身暗含了有人要为可能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的意思；另一方面，春节前夕向网民作解释，也有借节日的喜气冲淡这一事件的考虑。

　　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陕西省政府对虎照的关注比大家想象的要更早一些，只是一开始寄希望林业厅自己能妥善处理，后来寄希望第二次鉴定能平息争论，再后来寄希望国家林业局能主持公道，待上述的想法全部落空后，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内部处理了。

　　林业厅的致歉信被网民看做“伟大胜利的第一步”，网友“漫漫求索路”为此写下：“今夜无眠，对酒当歌。痛饮何哉，泪光辉辉。”

　　但直到2008年3月份的全国两会，照片的二次鉴定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除了相关人员一致“痛陈”的鉴定无门，2008年6月接替关克就任陕西省林业厅宣传中心主任的赵德怀，则含蓄地批评了有关人员的不作为，“当下的制度，养了一批懒人。”

　　3月4日，陕西省长袁纯清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被问到华南虎照问题，他表示陕西省政府对该事件的态度是明确的，“但是在即将开幕的两会上，我们应该把精力主要放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上。”

　　从5月开始，王万云开始被公安厅和监察厅的人叫去谈话，“他们一直追问我是否参与虎照造假，我就实话实说。”那样的日子天天提心吊胆，向来稳定的血压也在不知不觉中提了上去。

　　与此同时，周正龙的家里被搜出年画虎和虎爪模具。警方按照拍摄现场定位物之间的距离关系，以及虎照中的“虎”与定位物之间的比例关系，最终推算出该“虎”的大小：长约27厘米，宽约35厘米。

　　陕西省公安厅新闻办一位刘姓主任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公安厅的调查工作都是在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6月29日，陕西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华南虎照造假的消息。13位“涉虎”官员也分别受到从诫勉谈话到开除公职的处理。

　　在6月28日的博客上，朱巨龙选载了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他为博文取题叫“感悟人生”。他和孙承骞在这一事件中被免职，但党组成员身份仍在。

　　关克则选载和氏璧的故事：卞和得一璞玉，献给厉王，使人鉴别，说是石头，断其左足；武王即位，卞和再次献玉，鉴别仍是石头，断其右足；文王即位，卞和抱玉于荆山下恸哭，文王问由，答曰：“宝玉而名之曰石，贞士戮之而漫，此臣之所以悲也。”文王令人剖之，果得宝玉，是为“和氏璧”。

　　在虎照事件中，林业厅共有8人受到处分，被撤职的关克和王万云是最重的两个。

　　2008年6月30日，在处级以上干部整风大会上，陕西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屡次提及：一些干部面对公众质疑，多次发表失当和错误言论，参与有违公务人员职责的争论，甚至在省监察厅打过招呼后也不消停，“这加重了媒体对此事的关注程度，加剧了恶劣影响。”

　　尘埃既定，在陕西省林业厅，虎照事件不许再提，否则严肃处理。赵德怀说：在林业厅，虎照就像心里的一个伤疤，永远不希望再有人提起。

　　2008年12月19日，一个月前被判2年零6个月缓刑3年的周正龙，突然发表声明，称“虎照是真的，没有作假”，要求重新作出鉴定。

政府转型的方向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4日12:31  中国新闻周刊

　　★ 文/秋风

　　回首2008年，可谓大事不断：一方面，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6月底的瓮安事件、8月的三聚氰胺事件、10月以来的各地出租车罢运潮。当然，更大的事件是中国经济出现明显衰退迹象，自11月以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劲措施，试图刺激经济增长。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政府都是主角。政府做了很多事情，政府享受了荣耀，同时也面临考验。但如果稍加分析就会看出，这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传统中国，在治理体系上一直存在“小政府”取向。这是前现代的国家的普遍特征。比如，作为基层权力机构的县政府，在明清两代，甚至“一人政府”亦曾出现。这样的政府，可以想象，除了征税和维持基本社会秩序之外，没有其他职能。

　　现代中国的历史即始于对政府的改造，晚清士大夫经历甲午之败终于意识到，中国要在由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上存在，就必须变成现代民族国家，其基本特征就是，拥有一个强政府，足以有效地执行法律、有效地动员资源。为此，士人设想，应当允许人民——主要是绅士——参与公共事务，使之成为公民，因此而与国家产生休戚与共之感，具有国民意识。由此而有了清末与民初的立宪努力，其核心乃在于建立国会及地方自治。

　　此一努力失败之后，在欧陆新思想影响下，知识分子心态急剧激进化，由此出现了具有强烈革命意识的政党，并建立了革命政府。这成为2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的根本特征。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都试图利用政府权力对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结构、乃至于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进行全面改造，惟其程度和能力有别而已。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政府异常重视国家的经济制度安排与政府对经济过程的控制。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政党和政府，仍大体上保持着这个特征。当然，80年代之后，政府的目标大大地温和化了。尤其是在90年代以来，政府集中于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原来用于改造社会的国家控制与动员体系，现在转而用于经济增长。这种体制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尽管有人经常把中国归入东亚模式。

　　正是这样的体制，部分地为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某些条件。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真实增长，并未超出经济的经典解释：增长来自企业家能力的释放。不过，各级政府所采取的种种超常规的政策、做法，使中国经济表现出超常规的绩效，人们经常以“奇迹”来形容之。比如，政府维持着廉价的要素资源，政府为投资者、经营者创造良好的环境。很多人因为这一经济奇迹而赞扬政府的行为模式。

　　然而，如果说政府的行为模式促成了经济高速增长，那政府的行为模式同样也造成了严重问题。诸多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就与政府未能厘清其与企业的关系，存在极大关系。面对此次经济衰退，人们纷纷强调消费的重要性。但消费之所以受到抑制，与政府的政策导向有关；也与经济增长收益在整个社会的不均衡分配有关，而这同样与政府采取的增长导向的社会政策直接相关。

　　可以说，目前种种社会问题已经显示，政府需要转型，需要重新定位。简单地说，政府自身需要转变对治理责任与权力的认知，转型为一个“常态政府”。常态政府没有自己特定的实体性目标，相反，政府更多地是为人们体追求其目标提供一个法律框架和执行机制，为不同群体提供一个进行公共决策的平台。简而言之，常态政府的职能就是维护正义的社会秩序，以及向国民提供最基础的福利保障。

　　过去几年来，政府一直在试图转变职能，人们也提出了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今年发生的种种社会现象似乎对政府转型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政府当然可以关心经济增长，但政府首先应当关注正义；政府当然应当针对各种问题制定政策，但这政策应当由民意透过法定程序来决定。有了这样的政府，经济固然可以保持增长，而民众个人的价值、及其他社会价值也不会被忽略，社会方可维持平衡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