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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这个影星系列时，我们一再提到"红颜薄命"这个词，这个词大多用在女性身上，可是冯喆的身世使我又一次想到这四个字。五十年代影坛四大美男子，冯喆，王心刚，庞学勤，孙道临，其中冯喆的英俊潇洒，儒雅倜傥，独具风格，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冯喆，原名冯贻喆，话剧、电影演员，原籍是广东南海，1921 年出生于天津。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冯喆２０岁时，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向群众进行宣传。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上海的租界地区，冯喆被迫失学。在这期间，他有机会接近了中共党员和进步文艺工作者，对以戏剧形式鼓舞民众的抗日热情，有了新的、进一步的认识。
1942 年初，他参加了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文艺团体“美艺”、“华艺”、“同茂”等，先后演出了《家》、《风雪夜归人》、《上海屋檐下》、《大明英烈传》等四十多部话剧。抗战胜利后的1945 年，他在上海剧艺社参加进步戏剧活动。其中由田汉编剧的《忆江南》，在艺术上很有特色，冯喆在影片中扮演了青年诗人黎稚云。他较好地体现了这个青年诗人的风度和气质，又较为深刻有力地揭示出他在各种黑暗腐朽势力影响下，逐步走向堕落的历程。
1948 年，冯喆离沪去港，曾在《恋爱之道》、《结亲》、《冬去春来》等影片中扮演了各种角色。他工作勤奋，演戏认真，在《结亲》、《冬去春来》中，他扮演了两名截然不同的角色，前者是一个老顽固，后者是一个纯朴勇敢的青年农民，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
冯喆和舒绣文在《恋爱之道》
1950 年，冯喆回到解放后的上海，这是他表演艺术的新起点。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冯喆先后在《胜利重逢》、《淮上人家》、《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羊城暗哨》、《沙漠追匪记》、《金沙江畔》、《桃花扇》等影片中扮演主要角色。和解放前不同的是，他扮演的人物更丰富多样了，而且大都是他以前所不熟悉的，其中有解放军和公安战士、农民等等。作为长期生活在城市文化圈中的冯喆塑造的这些银幕形象，大都真实、自然，还具有他那独特的潇洒风度，是较为难得的。冯喆在表演艺术上这种新的成就，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这和他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沸腾的战斗生活中是密不可分的。
1952 年至1953 年春，冯喆刚拍完《南征北战》之后，就主动要求赴朝鲜进行慰问演出和深入生活。在朝鲜，冯喆和孙道临分在一个连队，他们就像普通战士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常常背著背包，踩著齐膝的积雪，随著部队急行军。有时一晚行百里，连续几夜，腿肿胀得都抬不起来，却仍然满腔热忱地给广大指战员说快板，唱歌，朗诵，以激励和鼓舞指战员的战斗精神。
冯喆在创作中认真虚心的精神，是有口皆碑的。在拍《淮上人家》时，他在外景地染上了血吸虫病。治病期间，注射药剂后反应很大，很痛苦。冯喆则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病痛，精神昂扬乐观，终于较快出院，继续完成了拍摄任务。拍摄《桃花扇》时，他除了反复阅读有关历史资料外，还去上海戏剧学院，向戏剧名家朱端钧登门求教，听取他对排演同名话剧的艺术体会；他还向上海昆曲演员学习小生走步、甩袖、捻扇等形体动作，苦练不止。在电影演员中，冯喆是以有较高的文艺素养和刻苦钻研精神为人称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冯喆创造的银幕形象大都达到一定水平，有的还取得较高成就。如他在《南征北战》中扮演的高营长，《铁道游击队》中扮演的政委李正，《羊城暗哨》中扮演的侦察员王练，《桃花扇》中扮演的侯朝宗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南征北战》中的高营长，不仅在他的演员创造上是一次较大的成功，而且对于那一时期许多长期在白区从事演员活动的人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激励。它说明：只要对新生活、新人物充满热情，刻苦创造，演兵，演解放军的指战员，是完全可能的。至今，这个质朴自然、生龙活虎的艺术形象，仍闪耀著一定的光彩。《铁道游击队》中的李正，是一名政治工作人员，电影里的戏也比较少，但是，冯喆并没有走那种一般化、刻板地扮演政工人员的老路。
在《羊城暗哨》中，冯喆扮演的王练，可以说是新中国电影史上很有光彩的公安人员形象之一。他在影片中既表现出打入敌特内部的王练从容自如，小心谨慎，又反映出他精明干练，巧与周旋。如他单身去墓地会见梅姨一场，敌特小神仙、八姑本想考察他一番，可他镇定自若，察言观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终于使那伙自以为聪明的敌特一一现出了原形。又如他和八姑以“假夫妻”的关系，进行了多次曲折、复杂、微妙的交锋，往往能在十分意外、变化多端的情况下，表现出人物的感情和动作懂得细微变化。这种似真似假、假中见真、真中有假的规定情景，过火了容易失真，拘谨了又易于模糊，冯喆演来游刃有余，显示了他的艺术功力。
冯喆生前的最后一部影片是在《桃花扇》中扮演侯朝宗。这是一个最终降清变节的古代文人。冯喆并不简单地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演，著力体现了一个“真”字。侯朝宗曾对国家心怀壮志，一腔热血，并且有对流落风尘的香君的真情爱意。侯朝宗降清以后，重来寻访香君的戏，是人物起伏变化较大，感情细腻复杂的关键时刻。冯喆仍著力于他对香君的深情，他自信自己的行为将博得香君的体谅，因此，当他向香君倾诉离别之苦，当他抚慰香君的悲切痛苦时，他是真诚的，充满激情的，但同时又细微地让朝宗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羞愧、掩饰之情，表达出他内心的不安和惶恐。终于，当李香君表达了对他的满腔深情后，他露出了那降清的鲜明标记 ───长长的辫子和血红顶子的帽子，使香君受到强烈震动，终于和他彻底决裂。他也深感突兀，面容刹那间暗淡下来，陷于茫然之中。这一场戏，的确是电影的画龙点睛之笔。
冯喆的戏路非常宽，“性格演员”当之无愧。然而，冯喆早在“文革”中就已经在偏僻遥远的大西南，默默无闻地含冤死去，他留给人们的只有生前在银幕上音容笑貌的永久定格。
冯喆的灾难于文革有关，也与他的妻子张光茹有关。
冯喆和张光茹的婚姻是一个悲剧。这是两个绝对不合适的人。冯喆受过高等教育，家学渊源，眼界开阔，生性浪漫。张光茹出身穷苦，多从戏文里学看事物的观点，幼年被奸，心态偏狭。他们相识时，冯喆是如日中天的红小生，张光茹是默默无闻的小配角。可以想像他们初相识的情形，丰神如玉的男子从灯火璀璨处走到楚楚动人的女子面前，微笑著说：“你好，张小姐。”一段如花美眷的故事从此开始。
他娶了她，尽管门不当户不对。童话在王子娶了灰姑娘后就不写了。真实的生活是，灰姑娘有著极强的自卑和自尊心。周围的一切时时提醒著她，他们之间的差异。她变得极端地敏感和偏狭。于是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王子开始有了外遇。而为了惩罚他的出墙，她打掉了和他的孩子，也有了自己的相好，并开始了对他深切的，无休止的恨。
于是她会在冯喆向她道歉认错时，怒骂著推他出门；她会在关键时刻一纸告密，推他入万劫不复；她会在认领冯喆尸体的时候，轻松怡然地买了一只烧鹅。
在1958年狂热的“大跃进”运动中，遵照某些极端错误的路线，在全国各省一窝蜂地纷纷都成立起电影制片厂。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省要有电影厂，市要有电影院，乡要有电影队”，四川省会成都也不甘落后，挂牌成立了“峨眉电影制片厂”，到了1961年，接踵而来的是“大跃进”带来的后遗症和自然灾难的无情来临，国家重新调整经济方针，开始压缩和改建各省的电影制片厂。上影的天马厂决定与峨影厂进行合并，厂址仍定在成都。消息传来，天马厂一片骚动。冯喆便是第一批入川援助峨影厂建设的人员。
究其原因，表面名义上是以照顾夫妻两地分居之由，实际上是厂方对他的一种残酷而致命的惩罚。在此之前，冯喆有一天到街上购物，见有一位女士相貌出众，便不由自主地跟随那位女士走了一段路，谁知跟著跟著竟不知不觉地跟到了派出所里，原来那个便装的女士竟是一名民警，出于职业警觉，那位女士发现后，认定冯喆不怀好意，便一气之下告到天马厂，把本来很平常的一件小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冯喆受到了严肃的处分：第一，工资降两级；第二，开除党籍；第三，调遣到峨影厂。
对于这种荒唐绝伦的“处理”，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是想不到、想不通的，为了多看了几眼一位长得漂亮的年轻女性，既没有动手动脚，也没有搭腔，仅仅只是远远地跟踪了一段路，望其背影而已。这件鸡毛蒜皮小事，却在那个荒诞的年代里，小事变大，被无限上纲了。冯喆对于组织错误而伤透人心的决定，只有被迫服从。冯喆把个人感情的惟一慰藉和希望，寄托在妻子张光茹身上，他希望从妻子那里得到温暖。
分别四年，今又重逢，夫妻两人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然而，一向疑心很重、心胸褊狭的张光茹，很快通过其他渠道，得知冯喆调入“峨影”的真正原因。她恨冯喆，残存在内心的一丝爱意，化成一种无比的仇恨，并且马上把这种仇恨转成实际行动，以冷漠来报复丈夫，拒绝与丈夫共处一室。极端的自私心理，扭曲的乖戾性格，使张光茹正在一步步开始实施她的报复计划。
张光茹对冯喆“追女”一事，同样也小题大做，以她极端狭隘心胸，去随意地夸张、想像。这种报复心态至到她晚年，还余恨未消，真是铁石心肠。
冯喆只有无奈而痛苦地搬进峨影厂的宿舍，开始又独自一人过起夫妻同居一地，却不能同住一处的反常生活。初到峨影期间，冯喆一门心思投入到建厂的各项工作。在他的心中，只有忘我地、拼命地加倍工作，才可以暂时忘却抑郁的无限痛苦，才可以打发独身一人的长久寂寞。可是，作为一名演员，无戏可演，却又真正使他感到内心更加的苦闷。这双重的痛苦，使冯喆积郁心头，难以消除。冯喆回首往事，不由得感慨世态炎凉，伤感至极。善动感情的冯喆，真是情到深处人孤独。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由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有预谋地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等待冯喆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作为“三名三高”的他即被戴上“夏衍黑线人物”、“文艺黑线的黑干将”、“特嫌分子”的大帽子，遭到厂里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围攻和批斗。
这来势凶猛的打击，给冯喆猝不及防的当头一棒。他极力申明，极力表白、解释和辩护，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他过去在解放前参加“同茂”剧团的演出，和解放前夕赴香港拍片的经历，本是他一生都引以为荣，感到自豪的历史，不但给全盘否定，一笔抹杀，反而成为自己的一大污点。给予冯喆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厉害的批斗游街，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的拳打脚踢。冯喆身陷囹圄，随时随地都会被失去人性的造反派招来，进行肉体摧残和人身凌辱。
这是一段冯喆一生中最为沉重而悲凉、凄惨而恐惧的日子。冯喆每次开完批斗会后，身上都会留下造反派打的累累伤痕。这时的冯喆正是迫切需要关爱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妻子张光茹。
此时的张光茹，自然也是被作为“专演才子佳人的旧戏子”，被强行送进了成都市文艺系统学习班，虽然不像冯喆那样挨批斗，但却是整天不断地反省自己，写检查、学习。此时此刻，总该是同地相牵，同病相伶吧！
可是，张光茹对冯喆却没有丝毫的宽容，反而觉得自己如今沦落到这般田地，是冯喆连累了她。特别每每想起冯喆在上海街头追女一景，她就不由得怒火中烧。
然而，冯喆根本不可能知道张光茹仍旧对自己这般仇恨，一场又一场没完没了的批斗游街和挨打，使冯喆心中更加迫切地想见到张光茹。冯喆打听到张光茹已从学习班回来，他便瞅准空闲时间，匆匆跑到张光茹居住的地方，倚著门槛神情凄惶地哀求她说：“光茹，我们还是和好嘛！”
张光茹没有与分别已久的丈夫抱头痛哭，反而对冯喆痛骂一通；不是去拥抱丈夫，而是用力地把冯喆推出了还没跨进的家门。张光茹甚至由此产生报复念头，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峨影，向峨影厂造反派密报，并将以前冯喆与同事谈论形势的话，统统抖了出来。结果造反派们又把冯喆装入麻袋打得七孔流血，方才罢休。
冯喆的肉体在遭受摧残，冯喆的内心在默默地流血。当天晚上，他浑身伤痛难以入睡。眼前的一切，心中的一切，过去的一切，都像是在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冯喆感到神情恍惚，心中积郁成疾。
1969年的初夏悄悄来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令人倍感恐怖的“大逼供”全线铺开，过去的批斗、游街和毒打，现在升级到更加残酷的严刑逼供。6月2日这一天，“集中营”院里的高音喇叭猛地传出凶神恶煞般的声音：“冯喆，你在哪里喆赶快回来！如不回来，后果自负……”这种声音反复叫嚷了十几遍，十几个专政队员来回奔跑，像是在上天入地般地搜查“逃犯”。第二天下午，造反派把大家全部集中到操场大草坪上，口气生硬地宣布说冯喆已畏罪自杀。随后又在当天下午将他送到火葬场火化。一个鲜活旺盛的生命就此销声匿迹，世间又多了一个死不瞑目、飘散不灭的亡灵冤魂。就这样，一代著名影星自此永远消失于人间，他死亡的时间是1969年6月2日，年仅48岁。 1978年7月13日，峨影厂举行全厂追悼会，公开为冯喆平反。 冯喆死了，带著他未竞的理想。当年，对于新中国的渴望让他毅然离开香港回到大陆，从一个风花雪月的当红小生历练成一个叱吒影坛的红色艺人。那么多经典的艺术形象犹存，只一夜间就都变成了毁灭他的借口。
没有人敢为他掬一把同情的眼泪，当那个“史无前例”刚刚开始，他就一个人这样孤独而寂静的死去。。。。。。
几年后，一个知情者对他的胞妹冯琳女士说了一句令人心碎不已的话：“你哥哥人长的漂亮，死的也漂亮。” 大家心照不宣。
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冯喆有著他对人生清醒而达观的认识，虽置身苦难却从不灰心丧气。他的遗容安详泰然，没有一丝自缢而死的痛苦狰狞──他是被人杀害后又被伪造了现场。 长歌当哭，不仅仅只为了冯喆一个人。从“举身赴清池”的老舍先生，到夺窗而去的上官云珠。。。。。。没有悲剧怎么证明一种政治的荒唐和错谬？
“真理是血的海洋也扑不灭的”──高尔基如是说。只是那血的海洋里浸润的为什么总是那么多无辜善良又美好的生命。
冯喆留给世人的只有那一个个惊艳的银幕形象和极少的个人资料。没有任何他的传记或回忆录传世。他的亲人和熟知他的人都已不再年轻。当这一代人辞世之后，将不再有人知道他曾有怎样璀璨的辉煌和唐璜的孤独。对比当今苍白空洞，浅薄漂浮的帅哥影星，冯喆所代表的传统中国汉文化的完美男子形象 - 柔中藏刚，看似儒雅温和，内里桀骜不驯，确实百年难遇。如果说现在的男星要靠浓墨重彩的包装，喧嚣热闹的歌舞，和电脑特技的合成来树立在人们心中的光彩形象；那么冯喆，只需要著一身洁净的衣衫，负手而立，对你安静地一笑，你的世界就只剩了他。你就会知道甚么是粗服布履，不掩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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