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杀人总得找寻个借口，但“文化大革命”中，视人命如蝼蚁，乱抓乱杀人是家常便饭。有的杀人，根本就不要什么借口，而是想杀就杀，抓到就杀。

1968年8月4日，钦州县“联指”的杨立佑、黄雄等到邕宁县明阳农场接收该场在户口清查中拘押的群众黄天群（农民）等8人返钦州，当汽车回到邕宁那齐时，杨、黄又捉了正在田间割草的赶马车的一个农民，回到钦州县小董的当天下午，杨把黄天群一人留下外，其余8人都交由小董民兵枪杀于附近的大虫岭处。同年4月8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农民覃明光到灵山县平王地界采挖草药，傍晚，被平王大队巡逻民兵捉住，在押往大队部途中，覃多次要求上厕所不成，在临近大队部时才获准，当他刚踏进厕所门口时，跟押民兵便用枪尾刀从背后将其刺死，又同年8月份，南宁贯彻“七·三”布告， 用武力解决少数派占据的展览馆和解放路地盘问题，上思县组织100多名民兵前住支援。他们在南宁市接收外单位送来不明身份9人，不用问话，全部被枪杀、推入邕江。

死得更冤的还有：上思县黄清初被诬为坏人枪决后，其小弟和母亲前往收尸，其母叫小儿子将死者身上缚索解开，以期死者归阴得到自由，事情被民兵报知平福派出所长黄国庆，黄便把死者的小弟也杀了。又如东兴县那勤公社大坝大队民兵营长卢日棠上门捉拿被指控“投机倒把”的社员卢可伟去大队批斗时，竟然开枪把质问他为何要捉卢可伟去批斗的儿子和弟弟打死。

“文化大革命”中杀人，不仅数字惊人，杀人的手段也是极其野蛮、残忍的。

刀砍、绳勒、棍打、枪杀。北海高德公社东星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杀害当过伪保长的叶振光时，大马刀砍下，人头下垂与颈只连着一线皮，血喷上空，会场群众目不忍睹，有的妇女当即被吓昏不省人事。灵山县杀人，多数用绳勒死：勒死一个人不消几分钟。该县檀圩公社东岸大队，从民兵营长和大队支书宣布：“各生产队把地主捉来，杀一个得3元6角钱。”到各队都把出身地主家庭的男女老少62人押到大队交民兵打死、勒死为止，前后时间不到2个小时。檀圩公社杀人指挥者，鼓励一些女青年杀人练胆量，有的女青年参与勒死9个人的就叫九姐，勒死十个就叫十姐。陆屋公社南湖、陆东两大队把集中在公社修大桥的四类分子42人分两批打死勒死后，全部尸体丢进一、二十米深石膏矿坑，使遗属以后也无法收拾尸骨。该社石子岭村张禄鉴被杀前，凶手用铁丝穿着他的鼻子牵拉至杀场，哭喊声撕人心肺。上思县思阳公社在昌墩圩日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四类分子19人，斗后全部押往昌墩桥头，跪列成行，由民兵李立明用机枪扫射而死。淹死、烧死、拖死、痛死。合浦西场公社镇西大队，在原支书庞卓文指挥下，把老党员吴梅和群众等17 人（其中基本群众14人）用绳缚成一串，边推边打押到杨梅江坝上，强令他们跳江淹死；有的浮头未死者，即用枪和木棍打头部，以致鲜血染红了江水。该县石康公社豹狸大队女社员王传颂被斗打后，民兵营长卢毓用煤油泼在她的头发上放火烧，烧了头发仍不死，又把煤油泼在她身上再烧，结果被活话烧死。上思县平福公社公安大队的杀人者，强令四类分子把何德益、黄廷二人的双脚用绳绑着，环晒场倒拖到死为止。该县公正公社枯那大队的凶手，用刀割张有义的阴茎大腿肉，然后用炸药腌伤口，用开水烫伤口，致张惨叫一天一夜才死去。

杀人奸妻。灵山县新圩公社尧家大队，在杀了宁德康等人的第二晚，民兵宁继敏、宁达富上门强奸了死者妻子谢玉嫦。两人奸后，民兵梁芳全、宁福元、宁泉亮、宁达贵、宁绍袓知情赶到，五人又对谢进行轮奸。该社官屯大队民兵营长梁世发，多次奸污了宁子雄的妻子胡爱平后，怕宁报复，便布置梁文德等六人，上门用机枪把宁子雄打死。该县沙坪公社沙坪大队民兵营长林朝良强奸女青年施扬英，为梁雪冰知情并告诉施母简灼华，林为灭口， 竟策划把施、梁、简3人都杀了。上思县思阳公社一妇女，丈夫被杀后，凶手占她为妻，共同生下两个孩子，至1983年全面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她得知现夫是杀害前夫的凶手，悔恨交加，想到不能为仇人留下后代而将两个孩子砍死，自己也疯了。

剖腹食肝。据一些典型材料写到的，仅灵山县檀圩、新圩两公社就有22 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18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有19例，钦州县小董茶场3例。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中贯彻关于南宁问题的“七·三”报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人。这次杀了干部和群众12人，并将—部分死者剖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有的县、社领导干部也参与了。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鼓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第二天，王又布置杀了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个人肝吃，以示共同“专政”。

辱尸毁尸，被害者死得惨，死后更惨。上思思阳公社女青年陆玉江、灵山县广江小学青年女教师黃少萍、合浦县石康镇妇女陈国莲，被打死后又用棍棒捅入阴道，裸体陈尸路旁。浦北县北通公社博学大队暴徒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政坚捆绑起来，同时把17岁刘的女儿一起押往山上，把刘政坚打死。接着刘维秀等9名暴徒便对刘的女儿进行轮奸，轮奸后，用棍将刘女打死，并剖腹取肝，割去乳房及阴部。东兴县那勤公社那柏大队枪杀张月业时，张中弹未死，公社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主任陈德基便用雷管插入张的鼻孔内引爆，炸得张血肉横飞。钦州县城武斗，少数派的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后，凶手把她的裤子扯掉，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惨况难以言状。北海杀害一批武斗俘虏15人，掩埋在树林里，后怕别人知道又移葬别处，但还是不放心，为毁尸灭迹，最后找来一批民兵，备好麻袋、石灰、香水、口罩、手套、锄铲、刀具等，把全部尸体挖出来剁碎，装入麻袋，沉入牛尾岭水库灭迹。

我地区出现不经政法机关，群众组织擅自成批杀人。始自1967年7、8月北海武斗杀俘虏和搜杀所谓“坏人”，1968年2、3、4月和9月，各县、社、队所谓“群众专政”、“刮十二级台风”，杀人达到最高峰。年底转入揪“反共救国军”、“清理阶级队伍”等政治运动，直接打死人减少了，主要是斗、打、逼死人命。到1970年上半年“二·五”运动结束，打死、逼死人问题才算结束。

在发生持续、成批打死、逼死人期间，社会秩序不安定，各级机关工作不正常，人们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派性旋涡，但还不是完全无政府主义状态。1967年元月底二月初，各级机关、单位被群众组织夺权，领导干部靠边站，2月份，解放军（含县、社武装部）奉命“支左”，进驻各机关和单位。3月份，我地区各级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由军队、武装部抓总，是临时官方机构；5月份，各级政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这都是为了克服一月夺权风暴后的无政府的混乱状态。1968年4、5月，成立了由军队、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各级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统掌党、政、财、文大权，是更具权威性的党政一元化领导机构。

不管是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对各地愈来愈严重的杀人逼死人的情况都是知道的，好些县的公安局都指定有专人收集社、队、各单位的杀人情况和进度（即掌握所谓敌社情况），定期或不定期的向各有关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汇报反映，地区保卫组（公安政法）也不例外。但当权的领导人，多数的态度是“不加干涉”。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就大谈历史上的政变杀人、无产阶级专政；对“文化大革命”，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也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随后，报刊上重新发表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吹要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这些，无疑是影响着一些领导人对杀人问题的态度的。部分领导人到各地视察检查工作或在主持和出席一些大会上，大讲“阶级斗争”、“群众专政”、“坚决镇压”、“刮十二级台风”等话，虽然没直接叫去杀人，客观上却起到了支持、助长杀人风的作用。少数县的领导人，如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政委魏冤华，各县的部分社、队武装部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还是成批杀人的直接策划者和组织指挥者。

杀人者把“群众专政”理解为群众起来杀坏人，他们把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列为坏人，把曾有过历史问题和做过错事，说过些错话的人划为坏人，对一些不同观点或个人仇怨的人也扣上坏人帽子，统统实行专政，大加杀戮。

“文化大革命”讲阶级、路线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讲继续革命的觉悟，讲人人要立新功，一些人便以杀人来显示自己。如钦州城郊复员军人梁卫东为立新功好得政府安排工作，他杀了人还得意洋洋的前往县武装部请功。又如合浦一大队“文革”组长,为避免别人说自己立场不坚定，策划杀人时也把自己的外甥规划进去杀了；1983年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 自愧无面再见大姐、对不住死者,自已也自杀了。当时，确实是“杀人者有功”，全地区杀人后入党的有1153人，杀人后提为干部的有458人，杀人后得招当工人的有637人（北海市未计在内）；有不少人擢升到了各级的领导岗位上来。

开始杀人，没被追究，成批杀人，掌权机关不采取具体措施去制止，更主要的是个别县、社领导、部分基层武装部门直接参与了杀人的策划、组织、致杀人风愈演愈烈，手段越来越野蛮、残酷。

我地区“文化大革命”中打杀无辜，造成上万人的人亡家破，遗属与杀人者仇怨很深，严重影响了安定团结和党的形象，影响了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我地区各级党政机关和基层单位，在党中央和区党委的领导和部署下，从1983年3月份起，集中主要力量，抽调工作人员最多时达8千人，历时3年，全面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对“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者给予平反，对无辜死者给予昭雪，对遗属做了大量的安抚和经济善后工作，对杀人的主谋、凶手分别给予了刑事和党政纪处分，对广大干部、群众全面进行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的恶劣影响逐步消除。安定团结得到了加强。

中共钦州地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198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