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百分数，爸爸出事了

       一天清早住楼下的党支书、调干生老张，一位男生，跑来让我快下楼有人来找我。我赶快穿好衣服跑到支书的房间 ，开门一看是在燕京时我叫她林茂美阿姨的爸爸法学院的经济系地下党员教师，她是北航某系主任的夫人住北航。

      她开门见山说爸爸系党支部让她来了解我听到的爸爸右派言行。我一听头都大了，嗡的一响，怎么爸爸突然是右派了？我想一定要客观冷静的回答。就说自从运动后很少回家，在家吃了饭就返回，没与爸爸聊运动的任何事情。我只读了他在光明日报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攻击党，不是右派文章。我一直认为大家把他当作进步教授，为什么突然会考虑是右派。党支书听我说完就说我可以走了。我无心上课，只想赶快到周末，回家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周末到了林园二楼一进门洞放自行车旁的墙上就开始贴满大字报，一直到四楼家门口。我仔细看他们揭发爸爸的问题不外乎是这几方面：1。爸爸主张成立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干部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的教学、科研。而不是仅由不懂业务的干部来领导。2。反对仅学习苏联的一边倒政策。也应当吸取欧美好的东西。3。不应当取消社会学，它对中国是有用的，应当恢复。4。到民族学院去串连，找原清华搞社会学的三大著名教授费孝通、吴景超、潘光旦开黑会讨论恢复社会学的事宜。称为社会学四君子黑会。5。态度恶劣拒不低头认罪。扣的帽子是：用校务委员会来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反对共产党的政策等。

       我看后马上进家门，爸爸问我看到了，我说仔细看了，他不说话，我也没想好怎样说，就去找妈妈。我问搞反右时没事怎么现在有这样多的问题。妈妈说现在捞漏网的右派，就用燕京来的臭知识分子凑数。

      人大新闻系副主任是燕京的新闻系主任蒋荫恩，也是挨整对象。过去是著名新闻教授、著名的办报人、著名的总编辑等头衔，最后在文革自杀。

    我问：爸爸是在什么场合说的。

    她说：是在北京民进市委会帮助党整风时说的。在这次补课时他们把材料转到人大了。

    这明明是提意见，不是反对党，是想改进工作。为了凑人数就算倒霉了。我觉得爸爸太冤了。还能做什么？我也不可能跑到他们系去为他辩论，否则我也成了右派，上不了大学。只有明哲保身，但愿惩罚轻一点。

       在爸爸要被划为右派期间妈妈给几个亲戚写信，希望他们能帮助爸爸。大哥来找爸爸谈过，希望他软一点承认错误，他拒绝了。上海大舅来京开会期间也来看过爸爸，开导他，也没用。天津大舅也专程来看爸爸，但也没说服他。

       他天真的对他过去的助教陈永龄叔叔，那时已是民族学院的教授，非常自信的说：他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用今后的行动来证实。

      爸爸太注重知识分子的风骨了，太不愿委屈自己的信念。他太不知自己就是一隻小蚂蚁，人家一脚就可踩死你。争什么，留得青山在，有命就有时间做事情，用历史来判断对与错。在不讲道理的年代，有什么道理可讲，何必这样硬顶？在只有一个人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代，没有民主、自由就应当顺从、服从。

      但这些来开导的亲戚，不敢说的像这里写的露骨。一个人若被人家盯住，应该马上脚底抹油溜掉。爸爸想不通，太固执了，只想保持知识分子的气节。

      这时妈妈已是人民大学的中文教师。让她到农村去改造。妈妈走了，家里只剩爸爸和一点文化也没有的保姆两人。爸爸白天扫教学楼道和厕所，晚上还要挖空心思写检查。

       我回家比过去稍多一点。一直在想怎样和他谈一下，但一想那三位亲戚，比我大都说服不了他，我还能说什么呢。有一个周六晚我回家住，爸爸在他的卧室也是客饭厅，趴在桌上在稿纸上写东西。没开大灯，全屋极暗，一盏微弱的台灯站在他的书桌上。他是如此的专心，我来回进出他的房间好几次，连头都没抬，我没勇气去打断他。我真想利用他抬头看我一眼的时间和他谈谈。

       一直到半夜他也没站起来，我也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打断他。我问保姆他每天做什么，她说：不说话闷闷不乐，写东西。我每次回家也碰不上姐姐和妹妹，妈妈也不在，不知应和谁商量。我周末回家几次，但什么也没做。这就是我自责的原因。

       学校的判决是取消教授职称、降三级、每天打扫楼道、厕所、房子压缩，变成两家合住。妈妈偶尔回来才说出爸爸花了许多夜晚给大领导写信申诉自己是一直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并说明自己提的意见的真正内容，是想把中国建设的更好。        

       他不知道、也没感觉从刚解放，大领导就在消弱这些知识分子的影响，一直找任何机会来整他们，与解放前把他们说成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很受尊重，真是天上与地下的区别。他以为大领导会主持正义，太幼稚不知大领导就是要引蛇出洞，要打倒那些臭知识分子，才发动这场反右运动。这封信很快返回到他的单位，他的幻想破灭了，以态度顽固不化，罪加一等来定罪。

       回想从抗日时期开始，爸爸一直努力宣传抗日；复校后一直痛恨国民党腐败，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在教会讲道时也宣传共产党领导；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欢欣鼓舞；支持学生到解放区去；认为解放区是中国的未来；并满怀建设新中国的壮志从美国赶回来；解放后诀心留下来，把在美国的养老金调回买公债支援建设；相信共产党能把中国建设好；动员亲友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尽力理解和积极自觉进行思想改造；主动承担一点也不熟悉的政治课，开设国家需要自己一点也不懂的劳动专业；支持子女的进步要求，等等，是一个真正的进步教授。

       没想到自己是用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这给爸爸沉重打击，希望变成泡影，蒙受冤屈，独守高楼，无处去讲，孤军奋战，孤立无援，抑郁成疾。这时又让他住到社会主义学院去改造思想，这不就是让他去蹲思想改造的“监狱”吗。

      最近我读了1950年燕京学生余英时先生，后来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文章“燕京末日的前期”和那时刚来燕京英文系任教的巫宁坤先生的文章“燕京末日”。这两文中都提到了爸爸。他们的用词是“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一位出类拔萃者”“在政治大课上常鼓励我们去建立工农的阶级观点和感情”，“工农一见到毛主席好象便情不自禁地发生热爱，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不大相信这是由衷之言，腻烦和肉麻之感全是免不了的。”

      这些损爸爸的语言反过来表明爸爸是公认的进步教授。他不是违心的表现，不是去捞政治资本。他心里一直都是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一直认为自己要尽快适应，要好好改造思想。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进步教授，最后以打成右派而告终，这是多么悲惨，对那时的大领导要干什么不是很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