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带着我再次回到三十年前的一九八九年。

那年我才过三十岁, 有美国大学授予的高等学位，是刚刚自愿回到祖国怀抱的海归。在执教的大学里，刚分到一套公寓，刚走马上任成了系主任，名字已经上了待评的教授名单。不苟言笑的人事处长私下打招呼说，我已经上了内定的干部考察名单。无人知晓的是，我除了在校内外授课，还在一家很大的私企给老板兼职当着私人顾问。那时我光兼职挣的钱，早已远远超过了做了一辈子学问才混到一级教授的父亲。用句世俗的话说，当时的我踌躇满志，扶摇直上，前途无量。

胡耀邦突然死了。

我教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们都纷纷走上了街头。年轻的同事们也开始纷纷走上了街头。公开的悼念很快成了公开的抗议。一开始，我对他们的这种做法是不支持的。我怕他们失去理性后，激怒举足无措的党，从而失去变革社会的良机。

后来我也身不由己地卷进去了。任何一个有热血和良心的人，都无法眼看着单纯善良的市民和学生为国家振兴奔走呼号，在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绝食，听着日夜呼啸的救护车把昏过去的学生送往医院而无动于衷。在那种环境下，只有李鹏那样的老谋深算的老毒蛇能冷血地盘算着伺机的残杀！

戒严后的北京秩序井然。人们是轻松乐观的。接着枪声划破了夜空， 军车坦克也开上了街头。那一夜，街上到处是惊愕与愤怒，那一夜，人们没有时间害怕，那一夜，人们忘记了安危与未来。过了三十年，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士兵们手里的枪和戴在头上的钢盔。

六四的早上，我在人民大学前门见到了丁子霖。她披头散发，魂去泪干，步履蹒跚。在看见失去了儿子的母亲的那一刹那，什么忠于，什么热爱，什么信仰，什么什么…对我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了。我回到家里，把收音机架在阳台上，找到美国之音，把音量调到最高。很快楼下就聚集起十几个过路的人。他们停下脚步，默默地听着，然后默默地散去。人们都知道，一个漫长的黑夜已经来临。

在接下来的日夜里，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走投无路的老鼠，一只自投罗网的鸟雀。我常在夜里被吉普车的刹车声惊醒，以为他们终于顺藤摸瓜找到了我。可我心里坦然而平静，上街声援学生何罪之有！

六四后的一天夜里，我忽然梦见了最爱我的外婆。她老人家慈祥地端详着我，脸上带着和蔼的笑。梦醒以后，我翻身下床，随手从抽屉里抓了两大把人民币冲下了楼。来到楼前路边的空地，我蹲下身子，划了根火柴。上早班的行人一脸错愕地停下来看我，以为我要么精神错乱了，要么是在告慰屈死的冤魂。钱在我脚下慢慢地化作一团灰烬。

很快我任职的大学来了通知。所有教职员工都必须返校参加清查动员大会。那个文化程度不高，说话满嘴白字却担任着高校党委书记的，危襟正坐在主席台上开始大放厥词。

热血一下涌上了头顶。我身不由己地在一千多人的会场里站了起来。“您这样讲是颠倒黑白，是凭空捏造。历史不会忘记您！”全场鸦雀无声，似乎地上掉根针都能震聋人的耳朵。

我在一千多人的注目下，昂首挺胸地，平静地离开了会场。两个年轻的同事冲出来拉住我 “你回去坐下。为自己，家庭和…我们。”

我平静而坦然地离开了。

第二天, 我临时召集了全系教职工会。我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座的很多老师，当年亲身经历过文革和各种政治运动。你们和你们的家庭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座的年轻老师，有的还对文革记忆犹新，有的那时还是不懂事的孩子。我今天对大家只有一句话, 希望你们不要做落井下石，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你们没有必要去举报任何人。道听途说不是定罪的证据。”

当天我就被举报了。学校再次紧急召开临时会议, 宣布我所在的系里“有一小撮人捂着清查的盖子, 企图包庇坏人。”他们对我这么客气，大概是因为我有归国留学生身份的护身符吧。

私企老板知道我心中的苦。他经常让司机开车接上我，然后带我去长城饭店喝酒。我以前是个从不喝酒的人。六四后，我经常烂醉如泥。不是临时停车呕吐在路边，就是深夜回到家，冲进卫生间呕吐不止。有一天，酒足饭饱，我们来到酒店的迪厅，听着菲律宾乐队的伴奏，从不跳舞的我，忽然起身走到舞池中央，开始疯狂地扭起身子。人们闪避到一边，我霸占了整个舞池。随着那急促的音乐，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条困兽犹斗的独龙，喷着怒火，冲天而去。

我决定离开那个从记事起，就让我不断产生疑问而无解的祖国。在那里，我因为心直口快，不识抬举，不识时务而成了不能再被信任和重用的人。

离开的那天，我没有向送别的亲人说再见，我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大好河山。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见到亲人，再回到我长大的故乡。我心已死，又何苦多言！

我走后不久，学校理所当然地，杀一儆百地把我开除了党籍，公职。我得到了除名的严惩。同事们为了生存，当然要把一切都推到我的头上。

在接下来的大约十年里，为了纪念那些无辜，每年六四，我都会从日出到日落绝食一天。大概是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我在哈佛大学对面的北京饭馆遇见了王丹们。一饭馆的食客，听着他们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而平静得出奇。我对吃好饭的家人说，你们先出去等我一下，我跟朋友打个招呼。等家人离去，我走到他们的桌前，平静地对王丹说，“你不认识我。为了让你重获自由，我在要求释放你的签名信上署过名。自重吧！”说完，我掉头而去。我终于放下了多年来无法释怀的沉痛与悲伤。

今天，我顶天立地，自由，受尊重, 有尊严地生活在了真正属于我的国家里。

往事并未因时间而淡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爱国”在某些人的嘴里，就是杀人不见血的毒液。我对这种草芥不如的痞子，从来都充满了鄙视与厌恶。一个从没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过的人，永远都不会明白我为什么说它充满了欺骗与邪恶。

二零零一年，我第一次在六四后回到了故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与好友。一天，原来的同事夫妇约我吃饭叙旧，席间他们告诉我，知道我要回来的消息后，很多原来的同事和留校的学生竟然都清晰地记得，我当年在全校清查动员大会上的“丑恶表演”。

此生无悔无怨。

原作于2013/6/3

修改于2019年6月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