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被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她也被转到中国人民大学继续进行改造。在那里，她遇到一生中最爱的男生，她体弱多病，一个叫甘粹的右派男生就经常照顾她，两人日久生情，灵魂相吸，可在那时，两个右派分子相爱，就是对无产阶级的示威。不久后，他们的恋情就被曝露了，上级命令他们立即停止非法活动，他们就跑去登记结婚，结果遭到拒绝，理由是：右派有什么资格结婚？异想天开！

他们为爱情做出了剧烈挣扎，但代价却是必然的惨烈无比。甘粹被发配到新疆劳改，差点丧命，后来等到他年逾半百后，才被赦回。而她当时因为肺结核日渐严重，就被撵回苏州老家“治病”。

趋炎附势，是当时，人人自保的最好办法，她只要不反抗完全可以逃过厄运，可她竟再次不顾一切地站了出来。这次，不是为了爱情自由，而是为了同胞的思想自由。

当时的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不断，她想阻止疯狂的运动继续蔓延，与人合编杂志《星火》，发表《海鸥之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她四处联系各地党政负责人呼吁遏止极左政策。

当时的亿万中国人，都瞪着空洞的眼眶，按照一双眼睛来认知世界。可她却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去拯救被封锁，被冻结的祖国大地！

她这个可怕的异端，不久后，便和其他涉及《星火》的人员一起被抓捕。1960年10月，她被捕入狱，当时她的父亲也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艰难求生，得知自己心爱的女儿入狱后，他绝望地服下毒药自杀身亡。两年后，她在狱中病情严重，公安局允许她保外就医，回家休养。按理说，她也该接受教训了，可出狱后，她一看到，四处饿殍遍野的凄凉景象，又毅然拿起笔，战斗起来，她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揭露暴政，批判反右，成立“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她还偷偷联系侨民把文章带到海外发表。

毫无意外，她又再次被捕了，从此开始了她6年的牢狱生活。

她在狱中拒绝服从，拒绝认错，狱警就安排她跟一群女流氓住在一起。每天，她都要被女流氓们批斗，女流氓们凶狠地骂她，殴打她，不仅摧残她的精神，还摧残她的肉体。她更加激烈反抗后，结果是又被调到男监......

她开始在狱中绝食，狱警就从她的鼻子给她灌食物，她用玻璃片割破左腕血管，可又自杀未遂。她多次给上海市长、新闻报纸写信，反映案情表达政治见解，结果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她在监狱里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痛苦的绝望，可她却从未放弃最初的信仰：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再受苦难。

她要用文字，唤醒国人的灵魂，她说：只要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而狱警没收了她的笔和纸，她就用竹签和发卡，戳破皮肉，戳破血管，在墙壁上，在衣服上，在床单上，用自己的鲜血写文章和诗歌，当伤口尚未愈合时，又再一次挑开放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竟用自己的鲜血写下20余万字的血书，她的书写方式，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她把本没有尊严的生命，变成了能震古铄今的杰作。

每当她沉痛悲愤地想到，同时代的人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会如何断送民族的正气，会如何增长人类的不安，更会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她就焦躁不安，心急如焚。

当亿万中国人缺失正确的信仰，陷入政治迷信，摇曳着小红书，如痴如醉，如癫如狂时，她在黯淡无光的监狱里，怀抱温暖的信仰，不分昼夜地，勇敢地进行着“血战”。

狱警们都说她疯了，而被认为精神病的她，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受暴力摧残的她却不愿以暴制暴，其认识之深刻，思想之超前，结论之准确，足以证明，她是那个时代罕见的真正清醒者。可她越是清醒，越是敢说真话，她遭受的折磨也越是惨无人道......

爱她的人都希望她能妥协，可她却无法接受背弃信仰的自己。有人劝她别再这样赤裸裸地反抗，虽然没尊严，但是还能苟活啊，但她却说：“血流到了体外，总比凝结在心口里要舒畅得多呐。”真正的英雄，是能为信仰和真理牺牲自己，不顾一切地朝深渊纵身一跳。

在她被关押的第三年，她被判有期徒刑20年。公审大会上她被带出来时，口中塞了橡皮塞子，这种塞子能随着张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缩，专防人喊口号用，她越想张口，塞子就越大，整个面颊都会鼓满起来，她的颈部则被塑料绳子勒紧喉管，这些都是当时监狱，对特别“危险”囚犯的处理办法。

即便被如此惨绝人寰地虐待，她依然宽恕了迫害自己的人：她说：“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因为我仍然察见到，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1966年，当初被她所救的张元勋，特地以未婚夫名义来探监，她被十几个武警包围着从牢房走出，每个武警都带着枪，仿佛她是什么杀人放火的大罪犯。张元勋看着远处的她不禁眼眶湿润了，正值青春年华的她，头发已经花白，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她血写的字，冤！

她一见到张元勋就嫣然一笑，整个屋子里的人都愣住了，从她入狱以来，他们还从来没见到她这么笑过。这是她在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展现美丽。

张元勋注意到她的衬衣没有扣子，一问才知道她用针线缝死了，她把衣服和裤子也都缝在了一起，她指着周围那些家伙说：“这是一帮禽兽，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旁边故作镇定的家伙们忍不住了：“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神经不正常？可世界上哪个国家，会对精神不正常的人说的疯话定罪呢？她反问：你们定我反革命罪时，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临别前，她拜托了张元勋两件事：一是，万一有一天她死了，千万千万要帮她照顾母亲、弟弟和妹妹，他们太可怜了，说完，一向坚强的她哭到难以自抑。

二是，如果有一天允许人说真话了，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曾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

他们依依不舍地告别，都怀抱着来日再见的希望，而这一别，竟是世间最痛的诀别。

狱方开始剥夺她见家人的权利，得不到亲人接济，她连卫生纸也没有。与此同时，她没有一天停止过反抗，她时常在囚室窗口高唱：想要谋害我，瞎了你眼窝！我是舀不干的水，摸不灭的火！她用自己全部的生命能量，来抵抗一个不可抗的政权，和不可抗的时代洪流，坚定地走在信仰的路上。

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写下了一封人世间最挖心的家信，信中没有咒骂，没有抱怨，只是跟母亲细数自己想吃的美食，讲得津津有味，陈列满篇，仿佛自己已经用灵魂咀嚼过一遍，这是她视死如归的决心，也是她跟母亲最后的一次撒娇，可直到她死去，这封家信也没能寄出……

见不见的你弄些东西斋斋我，

我要吃呀，妈妈！

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猪头，

再熬一二瓶猪油，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

没钱你借债去。

鱼也别少了我的，

你给我多蒸上些咸带鱼，鲜鲳鱼...

最后，她还俏皮地附注：嘿！写完了自己看看一笑！尘世几逢开口笑，小花须插满头归！还有哩：举世皆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致以女儿的爱恋，我的妈妈！

1968年，她已被折磨到体重只剩35公斤，病越加地严重，大咯血，在监狱医院里，同情她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她轻声而坚决地回答：“宁为玉碎”。

4月29日，她接到改判死刑的判决书，当天，她就被人从病床上粗暴架起，来人高喊：“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终在反抗呼喊。狱医吓得躲进隔壁的病房，最后只听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对他道了一声“永别”……

两辆车在上海龙华机场停了下来，接着有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反手被绑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着东西。他们向她腰后踢了一脚，她就跪倒了。这时走出另外两个武装人员，对准她就是一枪，但她倒下后，又慢慢地强行爬起来，于是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躺下不再动弹时，将她的尸体扔进车里疾驶而去。

被枪决前的林昭

就这样，在春光灿烂的四月，一个36岁还不到，一个还没结婚生子，一个为信仰付出生命的北大才女，被秘密枪决，她倒在冰冷的血泊里，彻底告别了这个，她不忍心再多看一眼，冷漠，却又无比深爱的世界……

更可笑的是，1968年4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中国上海林昭的家中，出现了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

一个家伙在楼下，呼叫林昭母亲许宪民的名字，许宪民开门后，对方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 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现代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可在那个荒唐的时代，这位可怜的母亲却要用五分钱，买下杀死自己女儿的子弹？这是什么丧心病狂的歪理啊？！

等到母亲许宪民意识到噩耗成真后，就直接晕厥在地了，之后， 她多次到公安局、监狱，询问女儿遗体的下落，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

这个年迈的母亲痛彻心扉，每天以泪洗面，最后绝望到痴呆失常，忘记了自己从何处来，也忘记了自己想去何处，挎著一只竹篮、提着昔日的竹杖，在上海的茫茫人群中梦游与呓语，口中念念有词，融为一支裂人心肺的哀歌：是谁杀了我的儿？ 我的儿是谁杀了？

几天后，她也倒下了，倒在一条繁华的人行道上，当年那个坚定而热情的巾帼英雄，就这样惨死在上海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