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家庭成份苦乐尝 

    毛泽东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一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该思想体系对家庭的约束就是现在仍难以脱离的家庭阶级成份，简称家庭成份。

    毛泽东时代的家庭成份十分重要，它是你的政治出身，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决定了你的终生命运。那时候，贫下中农是农村的领导阶级，他们家庭的子女根正苗红，说话办事理直气壮，不怯不亢；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公社干部这些无品官员家庭的子女大都高人一等，动辄盛气凌人，颐指气使；被称为五类分子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本人是专政对象，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份，整日谨小慎微还要遭训斥批斗，其子女（称可教育子女）必然逆来顺受，事事处处忍气吞声，绝不敢有丝毫造次。其家庭出身犹如一把无形的宝剑，时时警示在头顶。

    旧社会，我家有6～7亩地，5口人，父亲常年在外帮人做生意，家里的田地少不了要雇佣长、短工之类的劳动力。所以，解放时定家庭成份为“小土地经营”。父亲经常告诉我们弟兄几个，我家的成份实际上相当于中农靠上，富农靠下，可以用“上中农”代替（成份中有没有上中农有待考察）。于是，我12岁考入初中时图省事，在家庭成份一栏里划上了“上中农”3个字。当时，学校教师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家访，一位化学许老师家访时知道了这件事，感到事关重大，就告诉了我的班主任，班主任也没有询问察实，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批评我虚报成份。在当时，虚报成份可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主席的话）的阶级斗争中的大事，我闻之不寒而栗。可能是我愚钝的样子迷惑了老师，或是老师认为不值得和小孩子计较这种大事情，班主任批评后并没有认真追究，但我的头皮却因此发麻了好多天。

     1971年，我国的高等学府恢复招生（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开始，我国的大学就停止招生），并实行推荐制。为缩小城乡差别，对推荐的学生实行“社来社往”（即从农村人民公社来的毕业后还要回到原地去），虽然这项政策并没有坚持兑现，但符合条件的贫下中农子女都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等一系列“大学就是大家来学”的既定政策失去了兴趣。我大队有一位贫农出身，中共党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农村一线干部等诸多光环十分耀眼，如若能再进高等学府镀一番金，一定会平步青云，前途无量。但他却无动于衷，整日忙忙碌碌迎接婚期，对我的善意提醒不以为然，沉浸在洞房花烛夜的憧憬之中。我当时是民办教师，终日在3尺讲坛上指点迷津，深感肚里水浅（知识不足），便不考虑自己“小土地经营”的家庭出身，斗胆毛遂自荐。大队似乎也理解我求知若渴造福桑梓的苦衷，曾两次将我的拙名上报公社，结果可想而知，全因家庭出身被刷了下来。

    那些年，我曾多次敲锣打鼓将光屁股时的朋友送进人人羡慕的绿色军营，但自己却因家庭出身而被一次次拒之门外。那失意，那惆怅，曾多少次在胸中萦绕回荡。家庭出身带来的不光是苦涩，还有超脱与自由。因“小土地经营”不是被依靠的贫下中农，又不是被专政的地富反坏右，处于两不管的交界地带，所以，贫下中农开会，我没有资格参加，可教育对象学习，我又属例外，在会议学习满天飞的当时，我确实少开了许多会，对狂热的时代是漠然的，因而就具有了一种超脱的自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