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总后顾问周文龙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周文龙同志写的文章《庆祝抗大成立50周年》。

周文龙，这位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是抗大的第一期学员。毕业以后留校当了校务部副部长兼管理科科长。

77岁的周老回忆起往事激动不已。半个世纪前的学习、生活与工作情景历历在目。

1936年6月1日，光秃秃的陕北高原，天是那样的蓝，阳光是那样的和煦。200多名学员聚集在瓦窑堡一座庙前的空地上举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在队伍中有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周文龙。他风华正茂，神情刚毅。多少年来，渴望学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第二年，当山丹丹开花的季节，“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这时候，他已经是抗大的一名工作人员。

抗大设有教育委员会、政治部、训练部和校务部。周老与校务部部长杨立三同志一起工作。“当时，校务部的职责是什么？”我问。

周老滔滔不绝地讲了他的琐碎而重要、单纯而又丰富的工作：招生、编队、毕业分配、教职员工的衣食住行、教具供应等等。总之，是后勤工作。

抗大在艰苦的岁月中成长。抗大的后勤工作更难做。

住哪？开始时，学员们把牛羊圈打扫干净，破庙修好，用草和芦杆铺在地上，两边垒上砖，在地上睡大通铺。后来，校务部邀请了一批有经验的老泥瓦工开会研究，认为挖窑洞比盖房子省工、省料、省时间，而且冬暖夏凉又便于防空。周老与杨立三部长一起到各山沟察看地形。两个月就挖了200多个窑洞，面积3000多平方米。毛主席风趣地说：“大家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却学着当代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

抗大的学员一期比一期增多，到第五期已发展到7000多人。

吃什么？陕北保安县土地贫瘠，人烟稀少，农业基础薄弱。抗大需要的粮食只能从西安运。遇到雨季，道路泥泞，粮食一时接济不上，学员们只好吃黑豆、高粱和野菜。有时一天三顿都喝稀饭。

1939年，抗大师生响应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秋后收了100多万斤粮食，还种了南瓜和山药蛋。

资金从哪里来？周老告诉我：“四方伸手，八方支援。”

战争年代，从上到下都过着俭朴的生活，尽管物资贫乏，党中央对抗大的工作给予很大支持，从党费中拨给抗大一部分资金，有时还从国民党手中弄点军饷。

1937年冬，抗大的第三期女生队建议掀起一个赞助母校的捐助活动。于是，许多人慷慨解囊，为学校捐钱。校务部为了便利学员的生活，开设了文具、日用商店和照相馆、餐馆。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中央规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天菜金为3分钱，而抗大师生的菜金为7分。他们用马兰草造纸，用子弹壳和木棒做蘸水笔，薰烟作墨水。说到这里，周文龙同志突然走进里屋拿出几张旧照片。

照片上是无数青年战士排成队，盘腿而坐，聚精会神地在纺线。历史的见证记载着抗大艰苦朴素的好作风，记载着理论联糸实际，勤俭办学的教育方针。

抗大共培养了20多万军政干部。抗大的学员都有理想，有开拓精神，不怕苦，不怕死。抗大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为“四化”建设奋斗！

（刊登于《中国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