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一步我们已经不知该何去何从了，只有跟随着贾德尔^*(Gardel)的建议继续向北进发。阿班克(Abancay) 是这段路的最后一站了，因为在这里汽车就都转回到了万可拉玛 (Huancarama)
，那个小镇是通往万博麻风病治疗中心之前到最后一站。我俩还是循着惯用的老办法来求宿，或是去民防部门或是奔医院。不过这两个地方都没有交通工具——我是说可以让我们搭用的顺风车。医院倒是有一辆车，不过我们需要等俩天，因为正好赶上复活节休息。于是我俩在这个小镇漫无目的的闲逛，没发现什么值得关注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事能让我俩暂时忘记饿。没办法，现在医院的食物匮乏啊。我俩躺在小溪边上的田地里，无聊的望着天空，看着它在傍晚时分的颜色。一边回忆着过去，一边把每一片云彩想象成可口的食物。

有些疲惫后，我们准备回警局睡觉，结果在想抄近道的时候迷路了。我俩是又穿野地又跳墙的，一路跟头把式最后来到了一家人家的后门廊。记得我俩趴在墙头上，下面是主人牵着一条狗，那条狗不分好赖的玩命的叫。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晚上是满月，明亮的大月亮衬着我俩的背影，看起来肯定怪吓人的。我还很有礼貌的和主人打了声招呼：晚上好。结果这个主人根本没理解我的善意，反而拉着他的狗一溜烟儿的跑进了屋子里。一边跑还一边喊，我听好像在喊：我的大神啊。结果我俩从容的跳下墙，从前门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了，随便找了一条路继续摸黑儿。

在那些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们曾去了一个教堂，近距离观看了一场小型的当地的祈祷仪式。我还记得那个倒霉的神父本来应该准备三个小时左右的布道，但是只进行了一半左右，他的“鸡汤警句”就用没了。这时候，他环顾着会堂里的教众，用目光加以暗示，双手绝望地指向教堂里的各个角落，“看，快看，天主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他就在我们中间，他的神灵指引着我们！”接下来是短暂的沉默，就在大伙儿以为他还会继续默下去的时候，这个家伙突然回到开始的碎碎念中——这真是一个高潮的戏剧片段。就这样，眼见着那位好脾气的基督大人被反复引见给众人五六次后，我们再也受不了这个神经病的折磨了，逃之夭夭。

我没法说清楚是什么原因诱发了我的哮喘（但我知道某种神秘的力量是可以做到），总之在我们到达万卡拉马的时候，我痛苦得几乎无法站立。因为没有肾上腺素，我只有忍受哮喘持续恶化。用一张警毯紧紧的裹住自己，我一边无助的盯着外面的雨，一边一支接一支吸着的黑烟叶，这多多少少缓解了一些哮喘带给我的疲惫。在黎明即将到来时，我靠在一根走廊的柱子上，设法尝试着睡一会儿。清晨来临时，我感觉好那么一些了。这时候阿尔伯特也找到了一些肾上腺素和一些阿司匹林，这让我重获新生。

我们向这里的助理官员报到，他的职务类似于村长。我们向他借两匹马以便载着我们到麻风病区去。这个友好的人热情的接待了我们，他答应五分钟后就会有准备好马匹在警察局等着我们。等待马匹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队乌合之众在一个士兵的指导下进行操练，士兵的口令非常严厉。这个士兵我们昨天遇到的时候感觉非常友善。这时候他看见了我们，于是非常郑重的给我们敬了个礼，然后转过头继续严厉的操练他的这些“小丑们”。在秘鲁，每五个适龄青年中只有一个需要去服兵役，而其他那些没有去服兵役的年轻人，就会被要求在每个星期天聚集起来训练。他们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正在遭受这个士兵折磨的这些人。事实上，这位士兵和这些被训练的人同样都在遭受折磨：受训的人们苦苦忍受着士兵的愤怒，而这位士兵也在忍受着那些受训人迟钝的反应带来的怒火。训练场上的这些人几乎听不懂士兵的西班牙语口令，
当然也就无法掌握基本动作要领。他们只是在场上心不在焉的随着士兵的口令走走停停，这样随意的表现足以让人怒火冲天。

说好的马匹终于来了，那个操练的士兵还给我们找了一个向导，但是这个向导只会讲克丘亚语。于是我们沿着只可容得下一匹马的山间小路行进。向导走在前面，他会在路过一些艰险的地段的时候紧紧地拽住马笼头。就在我们走了大约三分之二路程的时候，一个老妇人和一个男孩子出现了。他们抓住我们的马缰，噼里啪啦说个没完，后来我们隐约听懂他们的话里有一个单词好像是“马”。最开始我们以为他们是想要兜售藤条篮子，因为那个老妇人背了很多篮子。于是我尝试着向她解释着“我.不.想.买”，“我.不.想”……，如果不是阿尔伯特提醒我他们可不是传说中善解人意的猿族或是“泰山”，他们只会说盖丘亚语的，我可能还会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解释下去。我们最后找到了一个说西班牙语的人，他刚好从对面经过这里，他向我们解释说这两个印第安人是这些马的主人，他们刚才骑着马经过助理官员宅邸前时，被助理官员抢走了马
，并将这些马给了我们。我骑的这匹马的主人，是一个现役军人，曾经服役于七个兵团。那个可怜的老妇人，住在和我们前进的方向相反的另一头儿。于是，我们做了任何理性的人都会做的事——下马，完璧归赵。然后徒步继续我们的路程。向导走在我们的前面，将所有的东西都背在了自己的肩上。我们就这样，用尽了最后一点儿力气，终于到了麻风病区。在那里，我们给这个向导1索尔作为酬劳，他对我们千恩万谢，尽管我们给他的酬劳是那么可怜的一个数字。

诊所负责人蒙特霍先生(Senor Montejo)接待了我们，尽管他说他不能给我们提供住宿，但是可以联系到当地的一个庄园主，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一个农场主提供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房间，有床有吃的，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去看望了当地一家小医院里的病人。管理这家医院的人看起来做的不错，尽管这个小医院是那么的不显眼。总的来说医院的选址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小的街区三分之二的面积被划定为“疫区”，在这里安置了31个“被宣判”了的病人。他们就在这里一天天的等死（我是这么认为的）。卫生状况简直骇人听闻，当然这也许并不会对那些山区来的印第安人带来什么不适。不过对于来自其它地方的人，哪怕他们只受到那么一点点的教育，这样的卫生条件都将是难以忍受的。想到这些病人被困在四堵土墙中勉强度日，四周是操着各种方言的人们，每天只有四个护理员过来短暂的巡视一下，我感到我的神经已经崩溃了。

我们进入了一个有着茅草屋顶的房子里，在藤条搭建的天棚下，泥土地面上，一个白人女孩儿在读由奎易斯(Queiros)的《巴西里奥表弟》。我们刚一开口，这个女孩就一下子控制不住的绝望的哭了起来，她说这里的生活就是一个坟场，一个人间地狱。这个可怜的女孩来自亚马逊地区，她曾经到过库斯科，在那里得知感染了麻风病。她说这里的人告诉她会送她去库斯科的医院治疗。虽然库斯特的医院也算不上好，但至少比这里要舒服一些。我明白这个女孩说的那个“坟场”，只不过是在表述她所处的境况而已。在这个医院里，唯一能够让人接受的事，就是能够提供药物治疗，至于其它的，就只有依靠秘鲁山区印第安人苦难而又宿命的精神来忍受了。

当地人的蒙昧无知进一步加深了医生和患者的孤立感。有个人和我们说，诊所里曾有一个外科主治医生需要做一个普通的手术。手术再普通，也不可能在一张缺少合适的手术器具的厨房餐桌上完成吧？于是他想申请了一个场所，哪怕是安达弗拉斯(Andahuaylas)医院的一间停尸房也可以。结果他得到的答复是“不行”。最后病人就这样死掉了。蒙特霍先生告诉我们，这个麻风病治疗中心是在著名的麻风病理学家家佩斯医生的倡导下成立的，成立之初，他即亲自负责组织治疗服务。当他最初来到万可拉马时，没有一家招待所和旅馆愿意提供房间给他过夜，他在这个小城的一两个朋友，也拒绝给他提供暂住的地方。记得当晚暴雨迫近，他不得不在猪圈暂时栖身，在那里度过了一夜。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患了麻风病的女孩子，当时也不得不徒步走到麻风病区，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借给她和她同伴马匹——这还是在麻风病中心成立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热烈欢迎我们之后，病区工作人员带着我们去看了一个相距老医院几公里之外的正在建设中的新医院。他们向我们征询意见时，这些看护人的眼睛闪烁着骄傲的光，就好像这座大楼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一样，是用他们的汗水垒起一块块的土坯。也许我们的挑剔看起来有些冷酷无情，但是这座新的麻风病区和原有的病区一样，有着显而易见的缺点：缺少一间实验室，缺少手术设施，更为糟糕的是，新建的医院坐落在一个蚊子猖獗为患的地区，对于一个不得不要在这里待上一整天的人来说，可谓是一个纯粹的折磨。不错，它能够容纳250名患者，有一位住院医生，并且在卫生条件方面也取得的了一些进步。可是不得不承认，它仍旧有许多未尽人意之处。

在这里待了两天之后，我的哮喘恶化了，于是我们决定离开这里，看能不能好好的治疗一下。曾给我们提供过住处的农场主为我们准备了两匹马，于是我俩动身踏上了返程之路。陪伴我们上路的仍旧是那位言语简洁的盖丘亚语的向导，而且在那位农场主的坚持下这位向导将我们的背包都背在身上了。在当地有钱人的意识中，仆人天生就应该背负所有的重担与苦难，即便我俩骑马，而他步行。我们在第一个转弯的地方，当我们从农场主的视线中消失时，立刻从向导手中拿过我们的背包。向导的表情是难以捉摸的，也说不清他是否对我们这一举动表示感谢。

我们再次回到了万科马拉的民防部门，直到等来了一辆卡车载着我们继续向北走，那是我们选定的明日之路。又是一天的疲惫颠簸，我们终于到达了安达弗拉斯镇，然后我们直奔医院去寻求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