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处于跨国供应链顶端的美国公司,从遍布多个大洲、最终在中国组装的分包关系中,攫取了大部分利润。即使全球生产不再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样集中在美国本土,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大多数先进产业的市场份额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公司仍然从这种生产中占有大部分利润,至少在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先进行业是如此。因此,将特朗普的反应归因于中国资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施加的任何重大竞争压力,都是错误的。
鉴于美国企业的这种主导地位,加上中国企业在福布斯全球2000强企业中的关键技术领域的总体利润份额正在超过德国的事实,美国政府对中国挑战的反应比德国更强烈,这更加矛盾,也更令人震惊,因为最初美国大部分企业反对特朗普的好战立场,特别是在发动贸易战方面。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实质上对美国大公司非常有利,它们利用中国的低成本和相对于其他低成本国家的优秀基础设施,来维系全球产业链。因此,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先进技术征收关税,往往是对这些美国跨国公司征税,难怪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游说团体美国商会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战。
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尽管对美国企业有利,但对美国劳动力的影响却截然不同。据统计,1999年至2011年间,由于中国的进口竞争,美国有多达240万个制造业岗位流失,越来越多的自动化以及来自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进口竞争,也导致大量劳动力流失。无论确切数字是多少,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全球贸易协定使美国就业机会转移到海外,尤其是中国,而这种印象在美国重要的中西部“锈带”选区更加明显。这些情绪足够广泛,足以为2016年川普的右翼和伯尼·桑德斯的左翼民粹主义提供肥沃的土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大规模和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出现了大量依赖单个或少数几个已关闭工厂的社区,以及越来越多的“绝望之死”(吸毒过量或自杀)现象。民粹主义者的愤怒,大多指向自由派精英和政府机构。因为这些精英和机构认为,全球化的“失败者”应该简单地找到另一份工作,搬到一个更有活力的社区;或美国工人应该高兴,由于中国劳动力低廉,许多日常商品的价格已经停滞或下降。当然,亚马逊和沃尔玛自己也蹂躏了美国大街上的家庭零售店,导致后者无法与中国制造商品的巨大规模经济竞争,结果是进一步掏空了整个社区。
因此,中美与中德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模式明显不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制造业在GDP中的份额一直稳定在20%左右。在美国,这一比例从1997年的16%降至2017年的11%。因此,尽管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德国仍选择将更多的制造业留在国内,而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推动生产和进口转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德国连续第四年实现全球最大的经常账户盈余,而过去十年其商品出口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8%。事实上,德国与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增加了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此外,应该注意的是,德国的福利国家政策仍然有助于缓解类似美国的社会腐败、绝望以及民粹主义不满。即使在不稳定的地方,右翼民粹主义也只是将目标对准了欧盟、伊斯兰和难民,而不是中国。
这些与中国经济融合的不同模式,与美国和德国劳工组织的不同力量密切相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运动就处于瓦解之中,面对几乎不成组织的抗议,再加上宽松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跨国公司在将整个产业转移到国外时,一直不受限制。相对而言,德国企业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公司层面的交易,成功地绕过了中央工会领导的谈判,但由于德国的共同决定法,德国企业仍面临着车间和董事会中劳工代表的问题,这些所谓的工会,选举董事会成员并参与公司决策,能够就重要的让步进行谈判,尽管这需要以更激进和包容的视角为代价。与美国公司相比,德国公司倾向于只迁移生产线中技能最低和劳动密集型的部分,同时致力于将高附加值的生产部分留在德国国内,因此,与美国相比,德国资本仍然以越来越不平等和排他性的优势,与德国劳动力一起分享更多中国贸易的战利品。未来中国对德国科技公司的收购是否会有所改变,还有待观察。虽然中国投资者的形象最近因库卡(KUKA)等一些突出案例中的裁员而蒙上阴影,但大多数工会发现,他们的中国所有者已经升级或扩大了生产规模,维持了现有的员工和场地,并让公司独立运营。就已经有劳工组织开始改变主意并呼吁德国做出回应而言,他们的动机,更多是希望从工业战略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而不是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
比起劳工阻止制造业外包,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庞大的国家安全机器为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撑。它们深入外交政策和媒体机构,还包括智库和相关学术机构。自苏联解体以来,它的常规操作程序一直是防止任何其他竞争对手的出现。虽然2000年代的“反恐战争”,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美国对中国的注意力,但中国在2008年华尔街崩盘和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持续崛起,开始给美国的国家安全敲响警钟。2012年之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担忧逐渐加剧。
因此,特朗普在政治上足够精明,能够驾驭并煽动部分民粹主义者的不满和反体制者的情绪,同时也在全能的国家安全机构日益增长的忧虑中,找到了共同的原因。这种利益交汇,让特朗普得以大幅升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而德国在1945年之后,并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安全机构。如果说美国资本把生产外包给了中国,那么德国就把维持全球资本主义所需的组织化暴力,外包给了美国。这让德国得以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搭便车”,但也剥夺了它整合对立利益的能力,进而克服以“国家安全”为名的短期商业行为。
可以肯定的是,德国政府最近试图模糊民用和军用领域的区别,部分原因是为应对来自中美双方的压力。德国政府与欧盟主席、前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携手行动,宣布安全和国防部门对欧洲的工业发展至关重要。反过来,德国扩大了它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值得特别支持的产业的范围。不过,尽管这些措施受到一些人欢迎,德国资本总体上仍坚决反对“将国家安全延伸到保护关键技术”,大部分德国机构在整体上或部分上反对“国家工业战略2030”,认为这是政府未经允许,对德国所吹嘘的社会市场经济的一种干预。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或国家安全机构来凌驾于资本利益之上,德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复活的危机社团主义来寻求共识,“工业4.0”平台就是其缩影。能否产生一个更广泛的阶级联盟和全面的战略,仍有待观察,但我们预计,任何此类德国技术民族主义都将明显背离中国或美国的实践。
▍结论
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新冠肺炎如何改变了我们在本文中确定的全球背景和国家对策。许多评论家认为,病毒加剧了“去全球化”的压力,这是对冷战后国家解除管制、多边管理和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决定性逆转,自2008年大衰退以来,资本主义已经陷入危机。按照这种观点,最糟糕的情况是世界经济分裂成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的对立集团,这一点在中美贸易战中已经体现的很明显。
可以肯定的是,病毒暴露了跨国产业链和“即时”生产的世界经济的显著脆弱性,导致许多国家征用资金来获得对抗病毒的资源和技术。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时期是罕见的,只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经济能与之相提并论,这也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重大重组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在我们看来,将大萧条作为未来指南的说法,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正在消退的现状是一个“扁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资本、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通,没有偏见或限制。相比之下,我们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由大国和跨国公司操纵的力量,大规模集中在世界的特定地区,并受到管制,以有利于特定的国家、社会和阶级。
因此,我们建议对正在发生的、更大范围的转变予以概念化,不是将其视为历史的重演,而是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各国正在扩大其工具,以支持或约束他们认为的“国家”或“联盟”资本。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民族主义的视角,透视这个新时代,但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不同的以及相互依存的国家战略。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将中国的挑战视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并受到特朗普煽动的反全球主义的推动。通过这种方式,疫情使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中的鹰派人物得以加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战。借口惩罚中国对疫情的管理不善,美国宣布对中国官员和公司进一步征收关税和实施新的制裁,限制必需品的流动,并收紧对华为及其美国供应商的出口控制。同时,美国还在考虑税收激励和补贴,以鼓励美国公司离开中国,并迁回生产和供应链。它还旨在建立一个亚洲和拉丁美洲盟国的“经济繁荣网络”,希望那些强制性脱钩的“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公司中获益。疫情在美国主要改变的是时间表,而不是根本方法。虽然不断增加的死亡人数和经济崩溃破坏了特朗普的连任,但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机构内部有进一步扩大和深化这些政策的广泛势头。
我们已经表明,德国政府一直拒绝卷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角力,但它为“中国挑战”制定替代对策的努力失败了,因为过去10年与中国更深入的融合,使德国的国内阶级选择维持妥协。这要归功于德国产业工人更强的议价能力;它让德国没有一个政党支持战略转变,这与美国民粹主义右翼发出的“致命中国”言论下的严峻现实形成鲜明对比。
疫情在德国产生了不同影响,它使德国政府能够推动通过“国家工业战略2030”的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此前遭到国会反对和工党默许支持。由于德国企业接受了高达5000亿美元的纾困计划,使其不得不接受这一有争议的想法,即建立一个国家投资基金,基金允许国家持有股份,对陷入困境的公司进行资本重组,从而保护它们免受中国和美国竞争对手利用最低价的影响。疫情还向欧洲监管机构施压,要求其屈从于法德的要求,并准备提案,允许国家监管受到中国政府“不公平”补贴的公司。最重要的是,这场危机第一次为制造业回归提供了商业理由。将重要的产业,尤其是医药或食品迁回国内,似乎正在成为欧洲内部的一种新共识,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呼吁欧盟在疫情之后建立具备战略能力的关键部门。
这些行业是否会与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重叠,以及干预措施是否会在紧急情况下生效,仍有待观察。我们当然要警告,疫情可能会成为又一场危机,政府介入将使企业损失社会化,但一旦资本恢复,又会让其照常运营。但是,就病毒作为发展的进一步催化剂而言,它将可能推动美国和德国沿着不同的技术民族主义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