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文革的暴力己成丧心病狂

至于儒家说的什么秦始皇“残暴”，无非是指他消灭了六国诸侯，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焚书坑儒。林彪也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还别有用心地攻击秦始皇“不民主”。其实，消灭六国诸侯，焚书坑儒，都是革命行动，是实现中国的统一，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所必需的，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

秦始皇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农民当然也是实行暴力统治的。

但儒家所说的秦始皇的“残暴”，显然并不是指这个方面，而是指他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镇压。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是代表没落反动阶级的儒家。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却十分毒辣凶狠。他们对革命人民和法家的镇压和屠杀，手段之残暴无所不用其极。

这帮反动家伙对革命人民哪里有什么民主? 在他们拚命要恢复的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对奴隶有什么民主? 赵高这个儒，代表着没落奴隶主势力，他上台后，就疯狂屠杀了大批法家革新派。

他对革命的劳动人民的镇压，就更加凶恶了。儒家杀人的血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复辟势力上台，革新者就会人头落地，广大劳动人民更要深受其害;对于复辟势力，只有实行专政，实行独裁，才能巩固新兴的社会制度，巩固国家的统一。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

这些反革命的儒、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存在，正是赵高篡权、妄图复辟的社会基础;也是后来乘农民起义之机大搞复辟活动的反动力量。

秦末农民大起义与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

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秦朝是地主阶级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从封建制度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 级对抗性的矛盾。这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应该从这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中去寻找。

秦始皇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在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这一点上，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特别是他修造阿房宫、骊山墓，滥用了民力，妨碍了生产，激起劳动人民的反对。秦始皇在位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小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

但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上还是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也正在不断调整，大体上是相适应的，生产力有所发展。秦始皇坚持法家路线，打击矛头主要指向六国旧贵族，指向以儒家为代表的复辟势力。“焚书坑儒”，镇压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是广大农民所拥护的。当时，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到大规模外部对抗的程度。

钻进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赵高篡权以后，中断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逐步推行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社会性质虽然还没有根本的变化，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却大大加重了。

这种奴隶主式的残酷压榨，使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激化起来，导致了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历史并没有按照复辟势力的代表赵高的主观愿望向后倒退，而是恰恰相反，赵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秦末农民大起义打击了赵高操纵的正在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权，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同时也沉重地 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这在客观上也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扫清了障碍。

赵高把持的反动政权是当时继续推行法家路线的主要障碍，不推翻它，社会就不能继续前进。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对于赵高的反革命行径曾经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斗争。

在赵高篡权之际，蒙恬、蒙毅看出了赵高是“孽臣逆乱”，上书反抗。在赵高篡权之后，李斯逐渐认清了赵高的反革命狰狞面目，想要起来进行斗争，曾上书揭露赵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建议秦二世铲除这个国家的祸害?。

他们受时代、阶级和自己的思想的局限，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帝王身上，而不是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军事、 政治力量进行斗争，不依靠当时整个新兴阶级的力量，更不知道也不可能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

而且，大势已去，悔之晚矣!结果，不但无济于事，反而遭到复辟势力更狠毒的迫害和杀害。在赵高的反动统治下，“宗室振恐”，“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但却没有一个人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的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革命农民身上。农民革命的风暴一起来，赵高操纵的这个貌似强大的反动政权，就象纸糊的房子一样倒塌了。

“散处闾巷之间”的“六国公族”是推行法家路线的又一障碍。秦始皇当权的时候曾通过迁徙、收兵器、焚书坑儒等措施，对六国旧贵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防范和镇压。

但是，地主阶级毕竟也是剥削阶级，它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对旧贵族采取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措施的局限性，不可能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清除这些复辟势力。

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这些以各种伪装潜伏在各地的反动家伙乘机纷纷跳了出来，也要“造反”，有的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企图借农民军的力量实现自己的野心，“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

有的拥兵自立，割地称王;有的妄图用儒家的反动理论影响起义军领袖，以改变农民斗争的方向。农民革命的英雄们饱尝了诸侯割据的苦难，坚决粉碎了复辟势力“立六国后”的阴谋。

农民起义军的杰出领袖陈胜坚决拒绝了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孔丘后代孔鲋要他“兴灭继绝”的反动 说教，他说：“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毅然决然地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

后来，由于六国旧贵族和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反动儒生的破坏和起义队伍本身的某些 弱点，陈胜、吴广起义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在农民大起义期间，奴隶主复辟势力受到了农民军的沉重打击。原关东六国各地仍然保存着的奴隶制残余也被进一步扫除。儒家的反动政治路线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在秦末农民战争之后，又经历了以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儒法两条路线的大搏斗。这场大搏斗又以 法家路线的胜利而结束。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在女政治家吕雉和法家萧何、张良等协助下，为创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封建王朝进行了多次重大的斗争。

刘邦、吕雉以后，文、景、武、昭、宣几个皇帝也都是坚持法家路线的。他们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复斗争，基本上打垮了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打败了不断侵扰的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捍卫了新兴的封建制度和国家的统一。

秦始皇开创的封建大一统局面，到汉武帝的时候基本上得到巩固。正是在秦皇、汉武这个时代，我国初步形成了强大的统一的国家，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尽管文章写于1974年，内容又是分析秦朝覆亡的原因，可是读起来却感到其中每一个字都是在写当今中国，在写毛主席逝世后的中国40多年，甚至其中每一个具体事件每一个具体人物，都能够从最近4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找到原型。

正是因为文章极其准确地预见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穷人政权覆亡的全部过程——准确得似乎不是在预见而是在回顾——才会让人读起来如此的惊心动魄，如此的感慨万千。之所以感慨万千，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早在1974年以前，包括江青在内的文革派，就知道了主席逝世后会发生什么，包括自己会被判处死刑等每一个细节，都预先知道得清清楚楚。

文中写得十分明白，秦始皇生前执行法家路线的所有人，后来全部被尽数处死，无一人幸免。可是，明知死到临头的江青却十分平静地端坐于寓所之中，既没有进行任何反击的准备，更没有提出投降求生的要求。

在此，我们十分真切地看到了理想主义者的内在悲剧：不是不能为之，而是不去为之。如同哲学家培根所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这既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变革者悲剧的共同根源，更是当代中国左派摆脱困境最大的道德障碍，是中国左派与右派相比最大的选择劣势。左派受内在道德的约束，往往只坚持选择那些高尚手段，而对明知成功有效的那些卑鄙手段，往往是连想都不想地便弃之不用;而右派则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在政治斗争中完全是不择手段。

由于左派总是有所顾忌，右派总是不择手段，所以吃亏的往往总是左派。大家从文章中可以看到，江青等对秦朝灭亡原因看得十分清楚：“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这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就在于充分运用了革命暴力，仅一天之中判决的死刑犯就超过一千四百人。英国大革命同样是杀得反革命哀鸿遍野，革命领袖克伦威尔甚至意犹未尽地说“如果不是英吉利海峡的阻挡，我会把欧洲大陆的反革命也杀得血流成河”。所以，法国左派胜利了，英国左派也胜利了，包括对反革命进行暴力镇压的所有国家，左派全都获得了胜利，成功建立了民主制度。

唯独中国左派失败了，不仅没有镇压一个走资派，反倒遭到了走资派的全部镇压。连身为国母地位的江青都被判处了死刑，跟随造反的左派会被镇压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据说仅河南一个省份遭到镇压和处分的左派就约有上百万人。妖魔化文革的暴力己成丧心病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