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位博主写了一篇读书笔记《瓦尔登湖》，书的原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诗人作家亨利大卫梭罗（是一个人）。说他大名鼎鼎，是因为很多留言的网友都熟悉他收藏此书甚至读了不只一遍，我却从未听说此人。在维基上一查，原来果真是名不虚传，很多人把他和海明威惠特曼相提并论。但是梭罗在世的时候却默默无闻，写作不足以维持生活，靠教书和在工厂做工，年仅四十四岁就因肺病与世长辞。

梭罗的主要作品，除了我们说的Walden，再只有一部主张废奴的Civil Disobedience。但是改变梭罗历史定位的，恰恰是这部Civil Disobedience，原来在梭罗过世半个多世纪后，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印度圣雄甘地，不知由于什么机缘巧合，读到了美国这个当时的不入流作家的作品，如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从此轰轰烈烈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东方崛起，促成了印度这个东方大国的独立，又过60年，马丁路德金也读了梭罗和甘地，用他们的思想点燃了民权运动的火炬，从此改变了美国的走向。顺便说句，“非暴力不合作”是我们小时候对Civil Disobedience的译法，而现在google这个书名，都是“公民反抗”之类不知所云的翻译，不知所谓何来。

所以说，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这样改变历史的风云人物，原来只是一种理念的执行者，而这个思想的正根儿，竟是美国一个病殃殃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家。在读书笔记中，博主贴了一些《瓦尔登湖》的名句，文字清澈而细碎，舒缓的笔调下，可能孕育着过人的智慧。但也仅此而已，据说公认它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non-fiction，是否过誉？这样的评价，在多大程度上托了甘地这个伯乐的福？反正有几个网友都说这书名气虽大但读不进去。这样文字，在文学城，只怕上不了首页，即使小编慧眼独具，点击数未必过千。

我突发奇想，梭罗，真的就是当时美国思想界的最高峰吗？也许未必如此，19世纪的美国，红日初升，国运张扬，其人杰地灵，天才涌动，恐怕绝不只有一个梭罗。只不过，他就象海边一块色彩斑斓的贝壳，恰好被甘地这个沙滩上嬉戏的小孩拾到而已，而其他更瑰丽的宝贝，也许都湮没在海底了。因为，甘地蹲着大狱，读了梭罗，肯定不是依照论文引用率，梭罗也不是十大热门博主排行榜之首。

如果从现实进入虚拟，电影《2012》这部世界末日片，主人公Jackson Curtis是个开出租的离婚男人，老婆带俩孩子跟别的男人跑了。他同时也是个末流作家，自费出版小说Farewell Atlantis，没卖出几本，剩下的都堆在自家书架发霉。这个情节，象极了梭罗。据说梭罗曾自费印书一千册，卖出三百本，剩下的都砸在自个儿手里。以至梭罗和友人气壮山河地开玩笑：洒家藏书千卷，其中就有七百部是本人作品！和梭罗一样，Jackson Cutis也有点运气，在卖出去的有限的几本中，恰恰有一本被NASA的大科学家Adrian Helmsley买了，科学家把从小说中激发的灵感，运用到科学救险中，最后挽救了整个地球，这个生活事业完全失败的“作家”，就这样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能成为《2012》这部巨制的编剧，想必是功成名就的作家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设计这样一个情节。也许是年轻时也经历心血码字无人问津的心酸，所以用这个情节给在绝望中消耗生命的码字师傅们一线价值的自我肯定，同时也纪念自己张扬而困乏的青春少年？

离开《2012》的虚构，再进入我自己的一段回忆。 我少时，曾经在家里那个巨大的书架上，发现一本厚厚的小说，黑色的封面，书名简单到只有一个字《渔》，作者叫丁仁堂，我敢肯定今天熟悉这个作家的人少之又少。之所以记住这个名字，部分原因是八九十年代著名作家刘绍棠给此书做序，俩人名字里都有一个“堂”字，写作风格和主题也有神似之处。刘在序言中道：我写京畿大运河边的风土人情，仁堂兄写东北嫩江两岸黑土地的芳香（大意如此）。《渔》的情节，从现在的观点看，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特色和局限，“小说描写了解放前夕，嫩江一带的贫苦渔民，在中共地下县委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及渔霸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来自百度）。但是，丁仁堂的笔杆子有油画刷子的特质，他的文字仿佛梨地机一般在东北嫩江平原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推过，翻动黑油油的土地。蒙古牧民畅快地大碗喝酒，渔民在冰冻的嫩江上破冰捕鱼。我小时候读《渔》的那个年代，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富裕，红烧带鱼这样的美味不能经常吃到，但是我读到书中的“江水炖江鱼”“煎得微焦发黄的大白鱼”，仿佛能闻到香味，止住馋虫…。 在结语中，作家展望：《渔》是自己计划中《嫩江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后两部将是《网》和《船》…。

我不是黑龙江人，但是多年来，丁仁堂笔下那油画一般的嫩江平原和冰河捕鱼场景，却奇异般地植入了我的梦境，从来不需要想起，却一直没有忘记。现在我依然爱吃油煎带鱼，因为那“滋啦”一声鱼入油锅的烟熏和香气，又让我回到把读书当吃鱼的少年时代。近来怀旧，突发奇想要读完丁先生的《嫩江三部曲》，上网查询《网》和《船》，才遗憾地知道，大器晚成的丁仁堂，早就在1982年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他是1932年生，刚在文坛初露头角就赶上无休的动乱，蹉跎岁月。文革结束，老丁老牛拉破车般地赶出《渔》，终成绝笔，油尽灯枯，撒手人寰，年仅五十岁。让无数中国作家青春焕发扬名立腕的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竟然和仁堂无缘，他就带着《网》《船》里永远没机会讲述的故事，和满腹的才华和委屈，乘鹤西行。

人类历史就象浩瀚长河，奔流不息，而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沉浮，就仿佛急流中的泥沙，在旋涡中翻滚，在浪花中飞溅，最后终不免沉入江底。一代代人的行迹思想，一层层沉淀积累，形成沉积岩，被锁入地壳之下。也许有一天山崩地裂，有的岩石会重见天日，甚至登堂入室，成为宏伟的建筑，精美的雕塑，就象梭罗闪光的思想为甘地所发掘，成为推动历史的力量。有的砂石晶莹剔透，却仅仅是在日光的照耀下，反射出片刻的光晕，然后就又湮灭于尘埃了。就象盛年早逝的丁仁堂，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另一个默默无闻之辈虽发现他是一块美玉，也不能给他增添任何身后的荣耀。但是，仁堂若地下有知，他的心血之作，如同岩石折射日光，照亮过一个少年的懵懂岁月，一定会含笑九泉了。因为，这就是文字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