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无外乎下列三种人

1）拥抱体制

2）与体制保持安全距离

3）远离体制

拥抱体制---是进取的需要

与体制保持安全距离---是生存的需要

远离体制---是理念的需要

然而，还有一种人，他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他的名字叫变色龙，他随体制的变异起舞，看权臣的眼色行事，在民情和官意之间左右逢源，这种人，大都吃着皇粮，喝着民血，从不吃亏，更不会落难，其中一些获益很可能远超上述任何一种。

这几种作家，在有人类的地方都存在，不同之处是每一种在群体中的比例不同，体制差异越悬殊，比例差异就越大。

公共危机发生时，体制决定媒体、作家的表现。是配合政府的表演，还是关注民众的现实；是在意自己的风光，还是留心民意的动向，反应这些人的操守如何。

我看到最精彩的一幕，是一个作家从质疑体制的弊端，到大大方方的被招安。

方方直言：“我写‘武汉日记’的基调始终秉持与政府绝对保持一致，绝对配合政府的每一项举动，并且努力帮助政府说服不理解的人们，帮助政府安抚焦虑的人们。”

而我想说：我从未想过如何与政府绝对保持一致，而总是在想，如何让政府变得更好，更能契合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