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夫妻两地分居
文章来源: 加成2016-07-09 08:21:07

三、四十年前,夫妻两地分居乃中国大陆相当大的社会问题。这里说的并非夫妻因感情不合分居两地;而是特指由于工作、户口等原因夫妻不得不分居两地。每逢春节前,挤满火车的人潮里,很大部分都是赶回家与配偶团聚者。短短的探亲假一过,火车上又挤满返回工作地点的人群。

两地分居给家庭带来的困扰,实在一言难尽。首先是生活困难,夫妻无法相互照顾。其次是经济困难,工资本来就低,分居必然增加开支。然而最难言的困扰,毋庸讳言就是性生活不正常。两地分居的夫妻,每年只有14天探亲假在一起,这期间是高密度的性生活,但是接下来的351天却是高度的性饥渴。用分居者的话来说,“涝起来涝得要死,旱起来旱得要命”。

夫妻两地分居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极“左”思潮泛滥。当时,“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革命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等口号喊得震天响。当革命需要你夫妻分开,谁敢说个“不”字?当时有多少夫妻两地分居,笔者手头没有数据,不敢妄言;但是说约有百分之十的干部和工人夫妻两地分居,应该不太离谱。

曾经有美国朋友问笔者,解决两地分居何难之有,夫妻一方到另一方所在地谋份工作,再买个房或租个房,不就解决了吗?这显然是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那时候从行政部门到事业、企业单位,完全由政府掌控。未经层层“组织”严格审批,根本不可能谋得工作。再说当时房源奇缺,绝大部分住房皆为政府所有,个人购房或租房几乎不存在。

美国朋友又问,那么我一不工作,二不买房,就到配偶那里住着,总可以吧?对不起,也不可行。你的户口不在配偶所在地,就得不到粮油、肉类甚至蔬菜的配给,总不可能与配偶长期合吃一份粮食吧?再说没有户口就是“黑人”,住久了派出所和居委会就会上门,催促你回户口所在地去“抓革命促生产”。

求得夫妻团聚的正途,是向所属的组织陈情请求解决。能否解决,则与分居夫妻的居住地有很大关系,由大城市调往小城市易,由小城市调往大城市难。如果夫妻一方在京津沪三大直辖市,想调到省会城市与配偶团聚;或者一方在省会城市,想调到小城市与配偶团聚,比较容易心想事成。反之,如果夫妻一方在省会城市,想把配偶从小城市调来,就难得多;如果一方在京津沪,想把配偶从中小城市调来,则难上加难。笔者所在的上海某研究所,允许从中小城市调进上海的名额,每年只有区区两、三个,而分居者却有二、三十人,乃名符其实的粥少僧多,胡子白了都未必等得到。更有甚者,如果夫妻一方在京津沪,想把在农村的配偶调来,可能比登天还难;因为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如鸿沟般极难逾越。复旦大学一位中年学者,跟随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为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作出贡献。他长期无法将农村户口的配偶调进上海,最后不得不放弃专业回苏北老家。

依靠组织来解决分居问题,称为“单调”,即单向调动之意。既然单调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就只得另想办法。果然办法是人想出来的,那就是“对调”,又称“双调”,即双向调动之意。例如张三在甲地工作,配偶住乙地;而李四在乙地工作,配偶住甲地。如果张三与李四对调,两个家庭都能团聚,岂不两全其美?正因为如此,当时城里电线杆上,随处可见征求对调者的启事。如果甲地是小城市,乙地是大城市,那么从小城市调往大城市的一方,事成之后会给对方以补偿,通常相当于半年工资。

对调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成功机会却不大。这是因为,即使张三与李四都愿意,实际办起来还是绕不开组织,得组织同意才行。首先是两人的身份要相当,如果张三是工人而李四是干部,则免谈。当时工人归劳动局管,干部归人事局管,路归路桥归桥,不能对调的。其次是两人的户口数要相当,假设张三独自从甲地调往乙地,而李四想带着两个孩子从乙地对调到甲地,则甲地可能拒绝,因为甲地出一个户口进三个户口,吃亏了。即使身份、户口数都相当,还要看生活基础。张三想由甲地调往乙地,要是配偶在乙地住集体宿舍,张三调入后势必要解决住房问题,则乙地可能拒绝。如此重重障碍,使得想对调者只能谋事在人、听天由命。

改革开放后,有人见单调、对调都很难,就异想天开另辟蹊径。他们想,既然靠组织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何不试试让洋人来解决自己的两地分居问题?于是他们申请自费公派出国当访问学者,首选当然是美国;过个一年半载就向所在大学提出让配偶孩子来美国。老美视家庭团聚为天经地义,根本不管其配偶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大使馆签证官也开绿灯,很爽快就批准了。这条途径极具创意,可称为“洋调”。两地分居的夫妻,在中国团聚不了,反而在美国团聚,因此被戏称为“曲线救国”。

1978年,笔者为了圆科学研究之梦,考取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抛妻别女来到上海,没想到就此加入两地分居大军,尝尽了家庭分居的苦涩。正因为有切身体验,时至今日笔者才能写出这篇文章。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先生,体察民情且通达人性。他引用宋朝李之仪的词,要求各级领导设身处地,体恤分居夫妻的痛苦:“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1985年,在胡耀邦的亲自推动下,中级知识分子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惠及所有分居的讲师、工程师、主治医师和助理研究员。笔者分离八年的家庭也终于得到团聚,因此一直铭记与感恩胡耀邦的这一德政。

三十年后的今天,夫妻两地分居又成为中国大陆的社会问题。大量青年农民到沿海城市务工,为经济发展立下功劳。但是农民工抛妻别子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婚外情与性病多发、色情业“繁荣娼盛”、交通紧张、子女缺乏教育等。如何人性化地解决新时期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正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

(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