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硕士生导师是院士，我的本科任课教师之一是院士，还是我的邻县老乡；我出生的那个北方偏远临海小县出过14位院士，至少在2000年前人均院士是全国第二。我在国内博士班时的同学，有15%已经是两院院士；任教的学院中的同事有几个已经院士了；谨慎乐观的估计，我的一个表妹夫和我公司的一个大股东都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院士。

院士离我很近，但我既不是院士也不是怨士，否则我没有可能在这里侃大山。

前几年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在台上滔滔不绝发言，下面前排一个小美女认真听讲。发言后小美女主动找我攀谈，我也主动加了她的微信，她的微信号昵称居然是大卫。后来她掏给我一张名片，我一看，哇她原来是院士！比我还大两岁的小美女那时候都56岁了，看起来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

前几年有一次和一位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同学的亲同学打国际长途电话闲聊，亲同学说到，“……，像我们这种准院士级别的……”，他自己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后才发现我在电话另一头不应声就说，“难道我们（我）不够院士吗？”。

我搭茬道，“哪是准院士水平？应该说是超院士水平！”。

我这位在读博士期间因我退学出国才与他分道扬镳的亲同学，91年博士答辩时就在国内顶尖中文期刊上发表了6篇文章（4年后我在国外博士答辩时在国外顶尖英文期刊上发表了12篇文章，算勉强与他持平）。我这同学，身价有八个多亿人民币，涉猎数学、化学、生物、自控、中医药、红学等领域，我谐说赵普是半部论语治天下他是半部红楼做科研。今年他刚以副教授身份从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上海某985+211大学退休，现在是孙子的孙子兼董事长。

谁谁谁提院士了、谁谁谁报院士了，这经常是国内酒席宴上的话题。

评院士、当院士，都不容易！

因此不少人成了怨士。

我在国内读了个半截博士时的博士生导师，前几天刚庆过九十华诞。老爷子当年报过一次院士，过关斩将几轮下来，到大会投票时老爷子过了50%但是没有过66.7%，而恰在那年院士选举制度做了重大改革。老爷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有去做各种公关打点，当然就功亏一篑、名落孙山了。唉，也是我们几个大弟子不争气当时还都是穷光蛋。事后不久逢我回国，老爷子请我吃饭时叙述此事时的眼神我至今记忆犹新，为此我第一次破戒吃了牛蛙，因为那天老爷子就花158元点了一个菜，川菜麻辣牛蛙。后来我再没有吃过这个菜，我怕触景生情。

现在同行业已经有6~10个后辈院士了，他们见老爷子都要毕恭毕敬的。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大脓水。

老爷子，按照见过他一面的我父亲的话，那是“既是教授又像教授”（我老婆说我这个教授戴上眼睛像卖肉的，摘下眼睛像杀猪的）。老爷子现在活得杠杠的，看起来也就七十多岁。去年89岁的老爷子还和他92岁的的大师兄一起参加他们的导师百年老院士的告别仪式。

有时候我就想，他如果是当了院士，对他自己对我们这些弟子们肯定是好处大大的，但是他值吗？

如果当了院士，“唱堂会”是免不了的。不说也罢！

疫情期间我曾经去拜望我的高考班（那时候高中还是两年制，我数学考了95分）数学老师，闲聊中时年89岁的张老师自豪地说孟昭英是他表哥。我说您还有这么著名的表哥啊，孟昭英先生可是院士啊，解放后第一批院士（学部委员）。

张老师说，“那里啊，57年打成右派时他的学部委员就被撸了”。

还有这回事儿？！

过去我只知道，我本文前面述及的那位国内的亲同学后来做博士后时的名义导师的院士头衔，在90年代被撤销了，因其弟子的学术造假和其他原因。

但是您如果上百度去查，只会发现近期有六个院士的院士头衔被撤销或除名了。罪名都是贪污腐败类。

我不想用我这挖过野菜、打过猪草、摸过锄头、抡过铁锹、答过考卷、做过实验、安装过工业设备的手在我的电脑敲入或拷入他们的名字。

1955年共评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学部委员172名，1967年增聘18人，共190人。第二批刚刚聘任就赶上了反右运动，其中就有曾昭抡、钱伟长、孟昭英、雷天觉、谢家荣、余瑞璜、刘思炽、袁翰青、盛彤笙等9人被打成右派。

9/190=4.73%，中奖概率还挺高的。

这里面孟昭英排第三；曾家的曾昭抡排名第一，情理之中；没想到钱穆的侄子、后来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伟长当时居然排到第二。

据我外祖父说，我们家的一位姻亲，当时也是学部委员，从MIT回去的，反右的时候整人也挺狠的。

就此止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