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1989年夏，在国内毕业分配到大学工作的人，和咱一样，都遭受到政策性惩罚：下放劳动锻炼一年，不管是硕士或博士。我们大学100多新教师，将从事行政工作和文科的新人，都下放到了农村；搞理科的50多人则安排在大学劳动。

1989年9月，咱已给同学们上课了3周，也被学校要求去全天参加劳动，概莫能外；系上只好让其他老师接课。这样，我们几十人就整天由后勤部安排，搬花，种草，除尘，给大学生食堂帮厨，在大学里做各种杂活。我们学有专长，刚参加工作，受到如此对待，人人心里憋着一口闷气，认为这是浪费我们的青春生命。学校付校长来开会慰问，大家个个吐露心声，滔滔不绝；校长理解，但无能为力帮我们解决学以致用的问题，还得继续进行劳动锻炼。

我带的课是新产业课，老教师讲课，同学们有意见。系主任就来找我谈，说是同学们要求我回去带课，他不敢违反政策，看我能否晚上给同学们上课；咱上过几周课，和同学们已有感情，就答应了。这样，白天咱给同学们做饭，晚上给他们上课，多么滑稽独特。晚上每次进教室，同学们报以掌声，给了咱很大的精神安慰和鼓励。学生就餐时，我们常在饭堂外给学生洗菜，咱就更多的受到大学生的指指点点，别提心中有多屈辱和难受。但是，回到系上，格外受到老师们的礼遇。

到下学年，学校让我们到自己专业校办工厂劳动。咱到厂里劳动一个月，熟悉了设备流程，不久开发出了一新产品，投入市场，受到欢迎，成校办厂畅销产品，现在还是大学名品，在市场销售。之后，校办厂将咱当职工对待，每年给予奖金福利。其实，咱并没有实战经验，只是纸上谈兵，竟谈成了。如果不是下方厂里劳动，就没机会，没有胆量去搞产品开发。

劳动结束后，这就有了点名气，被请给市里外资厂做顾问，给县里和个体厂家开发新品，一到周末成大忙人，为社会作贡献。系上也给越级提职称和给予‘XXX特殊津贴’，比老教师工资也高出一大截。这些‘富与贵’得益于那一年的劳动性‘惩罚’，咱是因‘罚’得福。现在常想，如果不出国，随着国内行业大潮，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