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我母亲的一个大学同学去看望了她，还带去了一张他们的大学毕业照，我姐姐她们把它翻拍了下来。我春节回国时，把翻拍的照片收进了手机。

照片里，第二排左起第二个，站在穿黑衣戴着眼镜的老师后面的那个女子是我的母亲。

她几乎不说他们大学里的事，也不提同学的名字。直到86年夏天的某一天，一个瘦瘦小小的，我从未见过的人来到我家。我开的门，我妈妈让我叫他甘伯伯。他和我妈妈没说几句就进了里屋，关上了门。记得他们在里面聊了很久，出来之后，甘伯伯跟我父亲说了再见就走了，饭都没吃。

晚饭桌上，我妈妈小声地告诉我爸爸，甘伯伯平反了。他们还提到了吕伯伯，提到了甘，吕二人的个人恩怨，提到了乡建学院，提到了渣滓洞。我头一次听见这些，不敢吭一声，只静悄悄地听着，生怕他们不让我听。

甘伯伯后来还到过我家一次，又是没吃饭就匆匆走了。我妹妹说，后来甘伯伯和甘伯母来过我家几次，我妹妹也去看望过甘伯伯。我问妹妹：“他们有吃过饭才走的吗？”妹妹笑了：“后来就没那么急了。”

吕伯伯家离我家很近，走路10分钟的距离。吕伯伯腿不好，我不记得他到过我家。倒是吕伯母经常来跟我妈聊天。

我在收照片进手机时，姐姐和妹妹给我讲了她们后来知道的一些事，主要还是我妹妹看望甘伯伯时，他告诉我妹妹的。

1944年，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私立）开设了社会系，我妈妈和甘伯伯，吕伯伯他们是社会系的第一届学生，是同班同学。甘伯伯当时是乡建学院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吕伯伯是委员，我妈妈则是倾向地下党，是地下党外围组织“六一社”成员。

1948年，吕伯伯，甘伯伯先后被捕，被关在渣滓洞。因为他们的上级（也被捕）始终咬定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于49年由乡建学院作保，国民党把他们放了，同一天还放了一大批人。我妈妈那天去接了吕，甘二伯，经由“三百梯”上了歌乐山。在山顶告别时，他们分别带上了我妈妈从家里带给他们的每人二块大洋，去了重庆别的县。

而同时放出的那批人，绝大多数走的是“大路”去沙坪坝。才在半路上，又被国民党抓回去，只有很少几个人逃掉了。几个月后，就发生了49年的“11.27大屠杀”，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活着出来。

在那个年代，我妈妈他们应该是有很多故事的，可惜我妈妈认为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肯多说；而吕伯伯，甘伯伯他们也已经去世了。。。

对了，甘伯伯还告诉过我妹妹：“你妈妈那时是我们学院的校花！”

                                     ————祝我的老母亲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