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语闲聊：中国文字的隐喻和隐语

在中国古代礼法中，尊者和长辈的名是不能直呼的，有所谓的“避讳”。康雍年间的文士张贵胜编纂的笑话集《遣愁集》中收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五代时期宰相冯道的一位门客在为冯道念《道德经》的头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时，因为冯道的名是“道”，而他的字又是“可道”，所以这位无奈的门客只得将所有的道，都改成“不敢说”。于是“道可道，非常道”就读成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即使在现在的中国，避讳也是一个逃不开的概念。特别是对于那种舆论导向不许说，百姓们又很想说的人或事。于是，那些看不到，摸不着的隐喻和隐语是构成这个中文语言系统的重要部分。这些隐喻和隐语的指代性时而模糊，时而明确，或幽默，或刻薄，或严酷。常常反映了老百姓对国家政治的看法，以及国家政治对老百姓的影响与限制。

当直言进谏付出的代价只有死亡的时候，人们就只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小心地包裹起来，用隐晦的语言将其道出。所以政治隐语是被恐惧和愤怒逼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艺术”。

就在避讳严苛的宋代，产生了历史上最有趣的政治讽刺笑话，宋宁宗时期的临安民众因为对宰相韩侂胄的结党揽权甚为不满，但又无法公开表达，于是，一群“市井小人”印刷了一批“乌贼出地没于潮”的小册子，分发给小孩儿，以一钱一本的价格公开贩售，同时还让他们高声叫卖：“满潮(朝)都是贼！满潮(朝)都是贼！”

在康乾盛世，文人“议论时政”被称为“妄议国政”，乃是一条杀头重罪。过去文士试图用政治隐语将自己的抗议或政见隐晦地表达出来，但现在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皇帝早已谙熟文人这套行业秘密，开始以其人之道还诸其身。

遑论是真的有政治隐语暗藏其间，即使没有，皇帝和他的臣僚也会挖地三尺，从中寻出那些散发着悖逆气息的违碍字句来。最著名的两句应该是：“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吧？又例如，“维民所止”是影射雍正无头。“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是“思念明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无论是“清浊”还是“浊清”自然都是毁谤本朝。至于“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明显是借“朝夕”的“朝”来指代“朝代”的“朝”，而且不说“到清都”，偏说“去清都”，不是流露出反清复明之意了么？

清代帝王对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政治隐语如此地穷追猛打，让人误以为是罹染了偏执狂或是迫害狂的心理疾病，但事实却远没有如此简单，皇帝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杀鸡儆猴，制造一种集体恐慌，使人们不敢轻易玩弄文字，挑战最高权威。

皇帝的苛察一个直接后果是促使人们进行自我审查，因为没有人能料到皇帝究竟会对哪一个字哪一句话发生“兴趣”，所以文人只能无限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一切都视为可能触犯避讳的地雷，没有什么比自我审查更能彻底地驱赶不安分的思想，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避讳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中，并且成为头脑中支配所有思考和书写活动的深层潜意识。就像乾隆在一道谕旨中所说的那样，“俾愚众知所炯戒”，让这些愚民引以为戒。

当然，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管住那双不安分的手和不老实的嘴，也许就像冯道门客那句名言才是最保险的：“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