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史新解读9
文章来源: 豆腐干2015-11-13 05:27:07
      相对其祖,其父,乾隆是个极端保守的人物。把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隅,就是这种保守性的反映。其思想基础就是限制中华物资的外流,避免明亡的覆辙。但是这得有个前提,就是中国除了白银,的确不需要外国的任何产品。你有白银,就到广州交易,没有白银就拉倒。这个前提根本就是虚幻的。第一,中国的确对外国产品有需求。英国没有我们要的东西,但是印度有啊,自从印度加入到中印英三角贸易以后,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可以用印度对华贸易顺差来平衡。1840年前后,中国的白银之所以大量流出,一个大前提就是印度对华顺差越来越大。其顺差金额足以填补全世界对华贸易逆差,完了还有余。印度海关录有自华白银净流入数据。1814-1840年,年平均流入245万两,总数5879万两。[1]第二,自有商业以来,就没有发生过商人仅因为手中没有贵金属就不出门交易的。商人牟利,一定会千方百计寻求贵金属外的支付手段,只要利润大到足够,道德,法律都可以在所不顾。鸦片只是凑巧成为了对华贸易中的结算物。不用鸦片,用印度棉花照样有机会使中国白银外流,当时广州进口的印度棉花和英国棉纱的数量逐年增大,基本上和鸦片平分进口金额。只是因为英国的棉纺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对原棉需求巨大,印度棉花才没有大量涌入中国。当然和棉花比,鸦片的货币特征更好,利润也更高。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这帮没良心的帝国主义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人类要到1890年以后才做到了真诚地检讨内心,从道德高度强调鸦片对人类的毒害。之前,比如1840年,无论加害方还是受害方都是从财政角度看待鸦片问题的,道德观点不是没有,不占第一位。那么什么是问题的关键呢?你看看1830的广州好了。当时广州的洋人中间存在着伦敦汇票的买卖市场。比如东印度公司,比如美国,以前都是船载白银入广州,现在只在口袋里放张伦敦汇票就来了,广州的鸦片商仓库里有的是白银,或者东印度公司有对华白银债权,二相交换了就可以在广州采购了。而且它的进口货量也大了许多,白银的吨位让给货物了嘛。这个就是外部世界利用银行系统自行调节,轧平对华贸易差额。完了以后居然每年还有245万两流入印度。这245万两不能在广州办货,仅运回印度存放,那是商人的损失啊!为什么会这样?广州作为唯一的出口口岸,其瓶颈作用日益凸现。长江流域有大量的现成生产力,不能和外部世界相通,就不能产生效益,不利民生。只有开放口岸,让长江流域的生产力加入对外贸易,增大中国的出口,贸易逆差自然会消失,白银外流自然会停止,甚至还会转为流入。这就是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历史。
清政府的中央财政是以白银为单位的会计财政,实际收支都发生在地方,而且是用铜钱出纳的。比如,赋役全书上规定,我的税额是白银一两。缴税时我不缴一两白银,而是缴铜钱。那汇率呢?1820年河北宁津地方上的汇率是1226钱=1两。那么我是不是缴1226钱呢?才不是呢!折算率是官府的专利,他说多少就多少。一般都在3000-5000钱合一两,良心黑的达到9000钱合一两的。官府收妥这几千钱后向户部申报入库一两白银。调拨单下来,着送这一两白银去某处,交某人查收。长途运输一般运白银,不会运铜钱,省运费嘛。于是官府拨出1226钱从市场里购买了一两白银送走。余下的都属于地方财政。清朝的国地二税就是这样来分配的。
       好,现在白银大量外流,铜钱和白银的汇率到了1840年是1643钱=1两白银。这个局面谁最吃亏?地方当局。中央财政还是在白银上走账,看不出一点变动。普通百姓日常使用的是铜钱,主要日用也是铜钱计价的。影响也不大。严中平先生编的近代史统计资料里有河北宁津县大柳镇统泰升记在1840前后的账册,银价上升,日用百货的价格没有上涨。而地方当局却因为银价上升多支出了35%。其收入部分由于已经是高折算率了,失去了创收的弹性。那他当然不干了。所以禁烟主要的是那几个督抚叫得最凶,吓唬皇帝也最厉害。其实从中央的角度看下去,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地方财政从几个富裕省份向贫穷省份转移罢了,那一两银子到了接收方还不是能换1643钱?人各有时运嘛,你富裕省份就不能吃亏哪怕一点点?!还“长此以往,国家几无可用之银,无可用之兵”。历史恰恰给了你一个证明的机会,1842年后,鸦片照样贸易了77年,直到1918年才正式结束。事实是国家的财政越来越富裕,兵也是越来越多的,不但有了新式陆军,还有了新式海军。
       鸦片的流入导致白银的流出,的确是一件事关国运的大事。不过在1840年,中国人还只当它是一个财政问题。而且是一个富裕省份本位利益受损的地方财政问题。既然事件主导权落在了几个富裕省份督抚的手中,那么解决问题的思路就只能局限在禁烟,截停白银外流上面,任何全面的贸易解决方案都是不可能的。这些方案只能从外部提供。从今天看回去,这个开启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事件里面包含着贯穿整个近代史的主题:贸易不平衡导致收支不平衡,再导致财政危机,进而引发社会危机。1934-35年的白银大外流,几乎就是鸦片战争的翻版,同一主旋律,在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和结束的地方相互呼应。


[1]其中1827,1828,1829三年没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