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启示录
-三权分立是打开多元和谐社会之门的金钥匙
时间一波波,一幕幕漂移过去，三权分立耸立其间。在其前，笼盖全球的是君权神授
(这是彼时的普世价值)，是专制主义的长夜；在其后，西方民主冲云破雾，冉冉升
起，世界各国的专制皇冠纷纷落地。在其前，有朝代，无国家；在其后，有国家，
无朝代。这就是学者们所谓的划时代！
三权分立是1688年光荣革命中揭幕的。那时英国面临着一个世界级的历史课题：即
一元专制政治系统如何应对商品经济引发的多元社会大系统的挑战。当一个社会的
经济系统，意识形态系统已经多元化了，政治系统仍然囿守着传统的一元化的专制
主义模式，必然导致一元政治系统与多元社会系统的激烈对撞，这就是本文所说的
“结构性政治危机”。
"结构性政治危机”是一道奇特的世界历史景观。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从垄断走
向自由，当社会经济系统中的自由因子达到了一定数量，达到了边界条件，引发了
多元社会对一元化政治系统的怒涛般的抗争和社会政治危机的烈性爆发。比如，1640年
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1848年的欧洲革命，1905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
以及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在笔者看来，１９８９年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同样是在这一历史坐标点上引爆的。
一. "结构性政治危机”透视
市场经济系统是动态的，开放的，多元的。哪里有利润，商业大潮就涌向哪里。利
益不同的人们在市场中组成各式各样的社会利益集团，既彼此竞争又相互携手。有
钱，就有权。以金钱为中心，市场经济大系统形成一道道亮丽的多元化的社会风景
线。
市场经济系统另一醒目的结构特征是它的平等性。“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的黄
金法则。买方和卖方相互需要，愿买才能愿买。在合理的市场结构里，谁也不应当
把个人意志单方向地强加给对方。
历史深刻地表明，商品经济系统与中世纪封建等级制的社会上层建筑，在系统本质
上是不兼容的。在商言商，以平等的身份搞等价交换，是干净的市场，健康的市场。
站在封建等级制的台阶上以上凌下地插手商品经济，甚至把等级系统本身也化为金
钱买卖的商品，是特权之源，垄断之源，腐败之源。当平等结构的市场经济系统遭
遇不平等的等级制金字塔，系统的腐败如黑色瘟疫般滋肆蔓延。世界近代史上的欧
洲和英国，一如今日之中国，到处是权钱交易的宴席，到处是不受节制的封建特权
与金钱的狂欢。
平等的，多元化的新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系统与封建等级金字塔系统的首次对决，
发生在十六世纪西方宗教意识形态的太空。马丁.路德挑战罗马教皇，翻译圣经，是
西欧宗教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历史起点。每个社会利益集团都可从圣经中引发出自己
的教义，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宗教组织：加尔文教，英国国教，慈运理教等多元化
的新教教派相继脱颖而出。一场雨骤风狂的宗教改革运动就这样自德国发仞，横扫
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罗马教廷笼盖全欧的一元化天主教金字塔土崩瓦解了，一个
多元化基督教世界在神学激辩的风暴中横空出世。
当整个社会大系统一步步演变为多元化的结构体系，而政治系统仍然坚持传统的一
元化的结构模式，一元政治与多元社会的博弈和系统对决立即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占
据了异常抢眼的地位。
那个时代的结构性政治危机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一元化的封建行政之手，自上而下地插入平等结构的商品经济之中。由此产生
的腐败，是巨黑、巨毒、巨贪的制度性腐败；
二是垄断商人和特权资产者麇集在国王行政权力四周，构成盘根错结的垄断经济板
块，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毒化了市场环境；
三是垄断政治权力的封建统治者把自己一元化的特权利益凌架于整个社会的多元利
益之上，强悍地地宣称自己的一元利益就是社会的整体利益，运用政治强权把自己
一元化的封建意识形态强加给整个多元社会。
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以一场雨骤风狂的大革命，扫荡和击溃了延续近600年
的英国专制主义王权。然而，当资产者的开国元勋们着手设计和创造新的政治统治
机器时，却出乎意料地遭遇了接二连三的失败。短短十数年间，仅仅全局性的政体
更迭就有三次，各种社会动乱更无计其数。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综观这一时期的英国政体危机，我们发现，1640年以后，资产阶级的政权系统虽然
几经变迁，但无论长老派的长期国会统治，还是独立派的共和政府，其挥之不去的
统治模式仍是一元化的专制主义思维。这些挑战专制的民主派一旦大权在握，马上
自命为多元社会全体利益的最高代表。质言之，这就犯了和英王同样的错误：把一
党一派的一元利益凌驾于整个社会的多元利益之上。结果群体事件迭发，政治地震
不断，社会多元力量之间的撕X大战愈演愈烈，多元动乱飞速升级为多元内战。新兴
资产者政权接连垮台却苦于找不到治国良方，其源盖出于一元化统治思维的庸医夺
命。英国深陷结构性政治危机，病入膏肓，风雨飘摇......最终导致了克伦威尔的
军人独裁和长达28年的封建王朝复辟。
二. 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两权分立与民主社会的起点
1688年，英国历史的航船进入一个崭新的转折点。7月30日，国会辉格党与托利党的
7位政要邀请荷兰执政，奥伦治的威廉率军前来英国，复辟时代的封建国王詹姆士二
世仓惶逃遁。国会通过权利法案，英国国会与国王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以国会的胜利
而告终。史称“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之所以光荣，就在于英国的这次革命，永别了近半个世纪前英国大革命的
血雨腥风。它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仅仅更换了一个国王，就在历史上浓
墨重彩地留下了 一笔，留下一个尽管天地翻覆，然而象天鹅之歌一样和平的革命。
1688年的“光荣革命”，不但意味着资产阶级历尽劫波后再度掌握了统治权力，而
且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政体模式的诞生。国会，作为资产阶级的民意代表，执掌立法
权，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英国国王，服从于国会的统治，执掌所谓执行权， 负
责执行有效的法律。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同年发表的<政府论>一书，对这一政体及
其两种权力，作了经典的说明。我们不妨把1688年的光荣革命政体，称之为立法权
与执行权两权分立的政体。在政治上，这意味着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达成历史性妥
协，两大阶级分享政权。
除了上述两大权力系统，民主选举和政党系统这时也作为一种崭新而隐形的权力，
正式加入政体组合，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环节。
1688年“光荣革命”之所以居于世界历史记忆的核心，在于它确立了一个对英国民
主政治至为重要的黄金法则：“国会主权”。“国会主权”是1688年英国政体与复
辟时代及封建主义时代一切专制主义政体在结构上的根本性分野。当国会作为立法
机构一跃而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一个全新的民主灵魂就走进了旧日的政权躯体。
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国会内部的结构功能也发生了调整变化。从此它成为多元社会
的纷繁利益的自由展现与平等竞争的一块理想天地。而把国会和多元社会沟联串通
起来的政党系统，开始执行权力反馈的功能。如果说，各种专制主义政体的一般统
治模式是单向直线式的 - 以上驭下、层层效命、直控全国；那么，二权分立政体则
把一种回环式权力自反馈系统生动地展示在历史的视野中：国家政权控制多元社会，
多元社会支配政党组织，政党组织又反转过来通过民主化的选举支配国会。随着多
元社会的动态发展，某种国家机器不断地自我更新与再生的模式脱颖而出。
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至尊至贵的一国之君，为什么到了1688年以后，不得不屈居于
国会的权威之下呢？关键在于，国会手中握持着经济、政治、军事三种强有力的权
力杠杆。
经济控制权，即国会的财政大权，对国会来说，是一种古老而屡试不爽的武器。1688年，
国会每年只拨给威廉国王70万固定财政收入来满足宫廷和政府开支。以区区70万镑
年金，是休想与国会顶牛，或维持一只军队反抗选民意志的。
政治控制权，指国会的弹劾权。弹劾作为一种诉讼程序，通常用于政治起诉。这是
翦除国王党羽，力逼大臣对国会负责的颇有威力的手段。
军事控制权，是国会手中的第三种权力杠杆。<权利法案>第六条明确宣布，未经国
会批准，国中不准征募和维持常备军。
就这样，国会凭籍经济、政治和军事三大权力杠杆，对国王的执行权建立起有效的
监控，使国家意志的执行听命于国家意志的表达。
在两权分立政体中，国会是作为社会多元利益的载体进入政体组合的，这给整个系
统带来可亲可恋的民主光环。承载国会民主功能的，是它的三大结构特征。
开放性，是国会的首要结构特征。从利益形态来看，国会不是独立的利益共同体，
其议员来自全国各地，携带着各方面的多元利益要求走进威斯敏斯特大厦。从权力
形态来看，支配议员的权力之手不是来自国会内部，而是来自外部。议员由地方选
举产生，向选民负责。
自由性，是国会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构特征。英国议会史权威锐立彻把“自由原则”
列为国会的基本原则之一：每一位议员都享有发言自由，有权利不受惩罚地说出他
的思想观点及对任何提案的见解与建议。
平等性，是国会的又一个决不可轻慢的结构特征。锐立彻指出，“在理论上和实践
中，全体议员绝对平等应当成为全部议会程序不可移易的基础，和一切国会事务的
法律前提。”
威斯敏斯特的国会大厦不但为四分五裂状态的社会多元利益提供了一个自由、平等
的栖身之所，更为社会多元利益的趋同与协调提供了卓有成效，又别具一格的途经，
这就是国会立法的三读程序。任何利益要求从输入国会，到以法律形态输出，都需
要按照严格的立法程序，经历各种对立意见反复驳辩、再三锤炼的曲折路线，这包
括七大步骤：提出议案、一读、二读、委员会审议、三读、送他院复议、国王批准。
上述英国立法程序，揭示了一项提案在国会中曲折复杂的行进路线。从起点到终点，
每通过一个关节点，议案就要经历一次严峻的考验。在辩论程序中，彼此对立的多
元利益围绕议案激烈交锋，不能以半数通过的议案将面临淘汰的命运。或是相互冲
突的力量各自做出让步，以一项折衷式的议案缩小利益差距，弥和各方裂痕。就这
样，社会多元力量可以在自由、平等的基点上寻找利益的折衷点和结合部。最后，
国会作为最高立法机构，为经国会辩论程序协调产生的社会多元意志，盖上一枚法
律的印章。
英国经济史学者坎宁汉发现，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社会多元经济利益错综交织，
乃至任何政府措施都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害”。怎样“通过个人利益的
迷宫来寻找和探求公共利益”，怎样通过阻止某些人和鼓励另一些人，从而实现整
个国家的最大利益，是公共政策制定者面对的一个极大的难题。现在，这个牵引出
无数动乱和危机的历史之迷，终于找到了答案。这不是求助于哲人策士的奇思异想、
聪明睿智，也不是诉助于统治者的天纵英才、道德良心，而是借助国会结构和程序
的力量化解了矛盾。彼此纷争不已的社会多元利益，在国会中找到了一块平等竞争
的自由天地，它们在议会民主程序中一步步趋同，熔为一体，凝聚为统治阶级的共
同利益，以法律形态昭示于世。这就使统治机器与多元社会最终建立起协调一致的
关系。光荣革命后，英国结构性政治危机攸然而逝的秘密，正在这里。议会民主的
主要社会功能，也在于此。
当国会在新政体中上升为最高权力机构，两党轮流执政的最高统治者群取代了国王
的独断统治，政党开始在政体组合中承担起一个重要的政治职能，这便是权力反馈
功能。全国性党争周期性地调整着最高权力机构的政治构成，这卓有成效地保证了
国家统治机器与动态的多元社会的同步变化。
英国大革命时代的结构性政治危机，源于一元政治系统的黑色阴影下，各派政治力
量之间党同伐异，永无休止的政治死磕。历史学者B.W.希尔指出：从17世纪40年代
至80年代，整整两代人不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而是听任冲突升级，直至诉诸于
流血、暴力和战争。现在英国人充份品尝了政治恶斗的苦果。从1689到1742年，每
一位政治家的脑海中都铭记着这样的可能性：由于政治斗争失败而走上被告席，不
但丢掉官爵，而且丧失财产和性命。因此，政治对手们只得权衡利弊，彼此做出让
步，相互释放善意，把斗争框界在宪法范围内，把一元化政治中的隐藏在幕后的多
元冲突和斗争转移到多元议会政治的阳光下。英国政治社会逐步达成一项谅解：只
要在不叛国的前提下，当权者应该允许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存在。
政治宽容是宗教宽容的延伸，是多元社会演变的必然归宿。1688年以后英国两党制
的确立和反对党宪法理论的问世，标志着英国政治终于从黑暗走向阳光，从多元混
乱、多元混战走向多元和谐、多元秩序。
民主制意味着平等。它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
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688年英国政体生动地显示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多元利
益，是如何利用民主型的国家机器，平等地协调相互关系，共同行使统治权力的。
那么，这种民主的覆盖面到底有多大呢？换一句话说，光荣革命以后，有多少人可
以享受上述民主权利呢？有关的历史统计数字是令人迷惑的。根据历史学者希尔援
引的数字，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全部选民只有28.4万人，在全国550万总人口只占
5%。一个问号油然而生：民主王国仅仅能够容纳如此微不足道的几个臣民，它的意
义何在？整合社会多元矛盾又从何谈起呢？
根据当时著名经济学家格里高利.金的统计资料，我们的研究表明：那时英国选民阶
层所拥据的资本已经统摄了大约80%左右的国民经济收益，从而支配和调动着英国主
要社会资本的宏观经济运动。可以说，民主政治的功能领域已经把多元社会主要的
矛盾冲突囊括进去。正因为如此，民主政体才能够成为英国社会稳态运行的调节器。
由此人们看到，西方民主的客观基础，不是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以私有财产为基本
单元独立运转的社会系统。选民及选民家庭，构成系统的核心结构；受控于选民家
庭的若干劳动者家庭，构成系统的隶从结构；实力雄厚的大私有者，以种种手段支
配一般选民，形成系统的群体结构。西方的政治民主，正是在全局水平上调节着这
种宏观的社会系统运动。西方民主的自由、平等原则，也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发挥作
用的。
我们应当注意到，作为西方民主政治基石的自由、平等原则仅仅存在于商品经济中
的有产者和有产者之间，存在于商品经济中相互独立的各个经济单元之间。但自由、
平等的人际关系并不存在于微观经济单元内部，并不存在于雇主与雇员，资本家与
工人，或地主与农民之间。把自由、平等原则引伸到社会的微观经济单元内部，并
不是西方民主的关注点。在人类政治生活的下一幕里，这是社会民主，或人民民主
的世界历史使命。
三. 1701年司法独立：英国三权分立与法治社会的揭幕
1701年，英国国会通过“王位继承法”，其中的“司法独立”条款致使国王执行权
一分为二，立法、行政、司法鼎足而立的三权分立政体模式从此脱颖而出。
以法治国的第一要义，在于把法律提升到君临一切的位置。翻开英国宪政史，人们
可以看到：法律向最高统治权步步挺进的道路，也是国会立法机构向统御一切的政
治制高点顽强推进的道路。
1688年的光荣革命最终确立了国会立法机构的最高权威，使法治状态步入正轨。<权
利法案>第一、二、三条款均涉及“法治原则”。它宣称：以国王权威停止或废除法
律是非法的；设立宗教特权法庭是非法的；设立一切特权法庭是非法的和有害的。
这样，资产阶级为之奋斗了几个世纪的法治目标被确立为宪法原则。
司法权为什么要从行政体系中独立出来？在封建专制政体中，司法权力隶属于君权，
法官的荣辱进退乃至身家性命无不操纵在英王的铁腕中。因此不可能有公正的执法。
尽管1701年的“司法独立”还只是相对的，比如，英国法官仍然是由国王任命的，
但“司法独立”条款毕竟在法院工作的重大事务中大体排除了来自宫廷的干扰，初
步保障了法官的独立审判。至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体轮廓，以其新
生而不完备的形态晨星般升起，从而在政体结构上，拉开了法治社会的序幕。
在三权分立政体组合中，国会作为立法机构，处于支配地位，承担着国家意志的表
达功能；行政与司法作为执行机构，处于从属地步，承担着执行国家意志的功能。
行政系统的活动模式是组织，司法系统的活动模式是审判，两个执行系统各司其职
又相辅相成地把国家统治功能付诸实施。
主动性与被动性，是行政与司法的功能区别之一。以行政手段主动干预商品经济，
市场中处处是行政长官们骄纵的身影。在他们无远不届的威风之下，各种贪污腐化
风生水起，成为市场经济难以忍受的系统枷锁。司法系统却以被动模式的控制取而
代之。也就是说，任凭市场自由运转，仅仅当商品生产与交换遇到难以排解的纠纷，
向法院提出申诉时，法院才出面，代表国家做出仲裁。平时，行政系统的长官和长
官意志请靠边站。“管得最少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成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风
靡一时的格言。
等级性与平等性，是行政与司法的功能区别之二。等级制的行政之手自上而下地插
入等价交换、平等结构的商品经济，以上压下，以上欺下，是垄断之源、特权之源
和腐化之源，是结构性政治危机的主要系统病因。司法系统的特点是平等，即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用平等结构的司法系统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取代行政权力去管理
市场经济，是解决制度性腐败和开辟出一片干净的市场环境的唯一有效的系统手段。
自由裁量权和依法性，是行政与司法的功能区别之三。尽管行政和司法都是国家意
志的执行者。在行政系统中，国家意志以长官个人意志的形式表达出来，自由裁量
权如何行使和怎样行使，虽有一定的法律限制，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于行政长官
的主观意志和个人品质。行政权力上因而深深地铭刻着人治印记。在司法职务中，
国家意志以法律形式表达出来，司法审判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以便
做到裁判只能是 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法官个人意志的自由度很小。司法系统自然
而然地带有法治色彩。
马克思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判断：哪里有商品经济，行政权力就要在哪里终止。
光荣革命后，国家控制和管理社会的主要统治模式，逐步由行政系统向司法系统转
移，整部政府机器的外观形态从而发生了由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转变。
贪污和腐败，长期以来，作为结构性政治危机时代挥之不去的标志性丑陋，死死纠
缠着英国政体。这种贪污和腐败的系统基因，就在于一元化的，等级制的政府长官
意志的权力，主动地、自上而下地、肆无忌惮地插入平等的商品经济之中。这种腐
败，是系统病、时代病。
反腐败的锋芒，势所必然地在第一时间指向贪官污吏，指向封建贵族，乃至于指向
封建势力的总后台英国国王。1640年英国大革命狂飙怒卷。然而，纵然人头滚滚，
血流成河，但革命的反腐运动仅仅在短时间起到了威摄作用。只要行政插手市场的
系统模式不变，深沁入骨的腐败病毒很快就故态复萌。尽管政权更迭，贪官和污吏
们换了名字，改了头衔，在新的时代他们以新的名目和身份粉墨登场。金钱和特权
的盛宴依旧杯觥交错。贪污腐败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1701年的“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从社会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就是从制度上
斩断从官僚系统自上而下地伸向商品经济的贪婪之手。当被动的，平等的和依法的
法治管理模式逐步地、系统地、尽可能全面地取代了主动的、自上而下的和长官意
志姿肆纵横的人治管理模式，贪污和腐化终于在英国节节败退下去，作为系统的、
时代的标志落下了帷幕。
就这样，凭借着社会系统结构和运行机制的鬼斧神工，三权分立美妙绝伦地托起商
品经济的一片碧水蓝天。
四. 光荣革命启示录：三权分立开启了多元和谐社会的大门
立法,行政,司法，这三大政治权力子系统相互协同又鼎立制衡，是西方宪政体系的
轴心结构。
三权分立是西方民主的渊薮，是法治社会的基石，它传承了世界近现代史上几百年
政治风云的顶点智慧。
三权分立政体模式是在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中破题而出，走向辉煌的。
在这一如歌如诗的世界历史的华彩乐章里，英国政体中的立法权与执行权主从易位，
国会立法机构冉冉升起；执行权一分为二，开创了行政与司法分权并立的先河。没
有天崩地裂，没有刀光血影，英国政制以国家权力结构的系统重组 - 和平地，稳定
地，举重若轻地完成了从中世纪君主专制向近现代西方民主宪政的华丽转身。
以三权分立政体的确立为转折点，英国社会终于从多元动乱，多元革命，多元战争，
步入多元和谐与多元秩序。三权分立就这样为英国打开了多元和谐的大门，三权分
立是通向多元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自1640年英国大革命以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等等许诺英国人耳熟能
详，但自由的期盼却在寒冷的政治原野中流浪了几十年，没有人真正重视，更没有
人敢于兑现。原因是无论是长老派的长期国会，独立派的共和国，克仑威尔的护国
主统治，还是查理二世的复辟政权，他们一元化的政体模式无法为多元利益的自由
竞争提供一块和平共存的政治空间。面对政治地震、政体危机的现实威胁，这些民
主派无法落实自己上台以前的自由许诺。要政权稳定，还是要自杀式的“自由”？
他们的选择只能是前者。
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与结社的自由，宗教自由，政治
反对派的合法存在，等等、等等，这自由的缤纷花雨，在英国几乎象是一夜之间便
魔术般地从天而降了，所有的自由之花仿佛刹那间便同时竞放了！
关键在于三权分立为社会多元利益在阳光下自由、和平地竞争提供了系统条件。
光荣革命仅仅是多元民主的起点，仅仅是政治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起点。这个民主
政体架构一旦在质上确立了，就可以在宪法范围内和平地加以调整，以适应多元社
会的变迁，从而几乎无限地承载和容纳民主政治的量的扩张。
历史表明，三权分立政体有着极大的弹性和包容性。
光荣革命之际，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主导的国会执掌最高立法权，代表封建贵族
势力的国王执掌执行权。随着时间推移，封建贵族势力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此消
彼长，封建贵族势力逐步退出政治舞台，国王手中的行政权力也一步步削弱。到了
英国首相华尔波时代，英国国王正式成为虚位君主，国会多数党的领袖接掌行政权
力，是为内阁制的三权分立模式的开端。三权分立就这样实现了阶级统治模式的转
换。
“三权分立”不但对多元社会的国家和人民春风习习，对于统治者和当权派，她更
展示出别有风味的一派妙曼风光。在一元专制体制下，涉足政治，是与死神的致命
调情，比贩毒的风险系数还高。一不小心，马上跌入万丈深渊，身败名裂。“三权
分立”为权力竞技场提供了法制化的进出通道。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权力竞逐
者再也没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恐惧了。这充份适应了多元社会瞬息万变的权力组合。
在“三权分立”之前，有朝代，无国家。朝代更迭，血雨腥风。在“三权分立”之
后，有国家，无朝代。“三权分立”周而复始地运行，从1688年一直到今天，英国
再没有发生过大的灾难性的政治系统故障。这是一部与多元社会相匹配、相协调的、
超稳定的政治永动机。
光荣革命之际的英国民主政治，仅仅覆盖了占人口总数5%的选民。18世纪英国宪章
运动的兴起，以及由此推出的《1832年改革法案》和《1867年改革法案》，使得城
市选民由51万增至120万，郡选民由54万增至80万，增幅达一倍。虽然还没有达到成
年男子普选的水准，但有效地推动势力日益上扬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大体上取得
了选举权。这体现了三权分立式的议会民主在量上的巨幅扩张。
光荣革命前，英国把不知凡几的精力和金钱投放到内斗和维稳上，结局却是民不潦
生，官不潦生。现在， 三权分立提供了一个与多元社会动态协调的政体模式，人们
可以全心全意地工作和生活了，这就为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光
荣革命后不到一个世纪，工业革命就在英格兰鸣笛启航了。蒸汽机、煤、铁和钢的
技术合奏改写了整个人类历史，掀动了机器时代的全球风暴。
三权分立不但为生产力的解放提供了一个强力发动机，而且因为消除了酷烈的、你
死我活的内斗和内耗，从而为大不列颠团聚起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力量。
16世纪的欧洲是西班牙、葡萄牙世纪，它们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西班牙更组建了无
敌舰队，称雄地中海与大西洋。
17世纪的欧洲是荷兰世纪，它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同时它的金
融业冠居全球之首！
光荣革命后的18世纪，英国以三权分立政体凝聚起多元社会的举国之力，先后击败
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一跃成为全球霸主。在小小英伦三岛上，一个横跨
欧亚非的，日不落旗的大英帝国如旭日东升般不可阻挡地昂然崛起！
[注]：本文是"三权分立怎样叩开了多元和谐社会的大门"一文的浓缩版。文学城一
位左派朋友告我原文太长，建议砍去5/4。照他建议做了，感觉不错。在此致谢。这
是一碗浓缩了的普世价值的心灵鸡汤，愿与网上左派和右派的朋友共享，包括翻墙
而来要与美帝战斗的五毛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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