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里最不喜欢的学科是历史。年轻人，好似就应该只喜爱新的东西，亮闪闪的东西，“古老”的同义词就是“陈旧”和“枯燥”。那时我喜欢数学，常在历史课上做数学题，当然是偷偷地在课桌下面做，为解开一道一道几何证明题而内心振奋，不亦乐乎。忽然听到历史老师说：“荔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意义有哪几点？”我晕头转向地站起来，正好课桌上的历史课本翻在哥伦布那一页，就照着念了一段。老师说：“很好，坐下，上课思想要集中。”
后来我到了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年纪也大了好几岁，突然意识到这新大陆太新，历史太短，文化积淀不够深。游了欧洲和中国的古迹后，终于开始对历史和一切古老东西有了兴趣，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从秦始皇到康熙帝，陈旧的东西竟也在我眼里发出一些深沉的亚光来。
但我毕竟国学基础差，也没有了啃嚼正规书本的时间和精力。幸好，现在市面上有一些平易近人的历史书，是专门为我等才疏学浅之辈写的，学究气一扫而光，有的还采用了新颖独特的叙述角度。最近因为在写些虚构的东西，需要背景知识，就把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找来读，希望它是这种既信得过、又有趣味的历史书。
张鸣出生于1957年，在北大荒长大，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人大教授、博导，专注于写晚清民国的历史随笔。有两件事比较吸引我的眼球：一是人大曾经革除他系主任的职务；二是他的博客老是被新浪删除，最后永久告别新浪。这意味着此人有点个性，也许他的作品也有个性。
下面写的，算不上读后感，更够不上书评，只是读书笔记和总结而已，边读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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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痞流氓和军阀
中国人历来有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把历史兴亡都归咎于士风和学风，因此“五四”成了近代史上最闪耀的亮点。作者认为“五四”的作用更多是一种精神象征。“五四”发生在军阀时代，五四精神并不触及平民百姓，而军阀的所作所为关系到几百万群众，不可小看军阀“推动”历史的作用。
军阀最坏的一面是粗蛮，因为他们手里有武器。有枪说话声音就大，可以不讲道理，所以成为“五四”前后政坛上的主角。吴佩孚和卢永祥起哄支持学生和工人，不能不说他们为“五四”助了一臂之力。
思想家的思想对历史有影响，军阀的政治操作也有影响。早在一百多年前，军阀就知道搞领袖崇拜：吴佩孚爱作“精神讲话”，教训君臣关系，五常八德；胶东军阀刘珍年让部下佩戴他的像章（瓷质的），背诵他的语录（有语录本）；有个小军阀孙殿英搞起了“庙会道”，自己是道首，部下都是道徒，他的命令就是神谕。
也有利用正规宗教的，以宗教仪式来进行精神控制。唐生智相信藏传佛教，把佛经讲解成忠义和爱国，竟也训练出一支佛军来。冯玉祥是个基督军阀，同样把圣经诠释成爱国、爱群。每个军营都配有随军牧师，随时讲道，而且让全军士兵领受洗礼。
阎锡山干脆在山西农村引进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方式，组成村、闾、邻的行政网络，村/闾长由省里命名，领取补贴，对手下的村民握有生死奖惩的大权。这些村干部定期检查村民，对思想言行不端者进行教育。教育无效者，送到“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干部”这个词就是从日文引进的。村里还有“保卫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也是村里的警察，和解放后的民兵差不多。
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农村实行行政改革，将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在改革过程中实现年轻化、知识化。
由此可见，军阀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不小的影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行政化（“干部”)、宗教形式的思想控制、个人迷信和崇拜, 在军阀之后的中国历史上都曾重现过。
作者说：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历史，军阀、土匪、帮会、兵痞，也在创造历史。后者的能量和影响从来就不比前者小，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时，这些人就特别活跃在舞台的中心。中国政治的历史资源，不仅有本土先贤的、西方的、日本的、苏俄的，也有不少来自地痞流氓下三滥。
（... 待续 ...）
(走在北京长安街故宫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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