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先生被邀到一家电台做一个访谈秀，主题是“未来社会的数字化生活”，听众可以打电话到电台提问题、作评论。在广告前后，主持人会把来宾的工作信息报给听众。
在谈到人工智能、人工直觉、人工想象的时候，有一个叫詹妮弗的女人打电话进来问，如果一台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只是处理编码数据，那么这台机器算不算有思维和意识？这是个很抽象的哲学问题，我先生就解释了当时流行的两种相反的理论。这个詹妮弗还要再说什么，广告时间到了，她的线就被掐了。
当时我在家里收听，我们一致认为詹妮弗提的问题很有水平，很好奇如果主持人不打断她的话，她还会说些什么。
一个星期后，我先生的办公室收到詹妮弗的一封信，还是手写的，信纸信封很漂亮考究，字迹整洁。信的开头介绍自己：三十多岁，未婚，社区学院毕业，在一家公司做出纳员。信中先称赞说那个访谈怎么怎么有趣，然后话锋一转，说怀疑有人在她的大脑里安装了一台微型电脑，问我先生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我先生当时就觉得这个女人脑子不对劲，但还是很认真地回信说，他认为这个可能性极小，如果詹妮弗不相信的话，可以去看看医生，做个检查。
又过了两个星期，詹妮弗又寄来一封信，这次是四大张，字迹比前一次潦草了许多，洋洋洒洒，说她相信自己的大脑被电脑远程控制，使她的日常生活（包括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这次我先生不再回信，而是让秘书把信存档，暂时不予理睬。
之后詹妮弗开始写电子邮件，几乎每星期都有一个，说的都是同样的话，我先生一律保存了。
有一天，詹妮弗突然出现在公司接待室，点名要见我先生。据秘书后来描述，詹妮弗衣着整洁得体，说话清晰有礼，并没有典型的精神病人的样子。
那天我先生正好外出有事。秘书起先没想到她就是那个詹妮弗，在电脑上又查不出她有预约。詹妮弗就说我先生最近通过她脑袋里的电脑和她联系过了，是他约自己来的。
这时秘书心里就有数了，找了个借口到里间，给我先生的手机打了个电话，叫他办完事直接回家，不要回办公室。
詹妮弗坚持要等我先生回来，秘书问有什么重要的事，能不能让她转告？詹妮弗说，她现在坚信是我先生本人在她的脑袋里安装了电脑，在远程操控她的生活。她请秘书把这些都记录下来。
秘书又问她对我先生有什么要求？回答：要他把那个电脑装置当场取出来，恢复她的正常生活。
秘书告诉她我先生今天不会来了，她说怎么爽约了，是他主动约我的呀，我还是再等等吧。因为她并不吵闹影响工作，秘书就让她坐在那里看杂志。
到了下午四点半，詹妮弗已经在办公室坐了两个多小时。秘书请她回家，说快要下班了，她想见的人肯定不会再来了，记录下来的内容，一定会转告。又建议帮她打电话给她的家人或男友来开车接她回家。但是詹妮弗仍然赖在那里，说不解决问题就不走，不见到人就不回家。
秘书没有了办法，只得叫来大楼保安。詹妮弗一见穿制服的，乖乖地起身离开，临走还从秘书桌子上顺手牵羊拿了一大叠名片和宣传资料。保安温和地威胁她说，如果她下次再来赖着不走，他们只好叫警察了。
这以后不久，公司搬到距离四十分钟车程的另一个城市，此间詹妮弗的电子邮件几乎没有断过，内容仍然是大脑被控制，生活被操控，要求我先生打开她的头颅把电脑取出来……
我先生让秘书把詹妮弗所有的信件和电邮都归总，一并交给律师存档，以防万一。
但是后来也没有了万一。大半年后，詹妮弗的电邮不再出现，也没有再见到她的人。我们终于舒了一口气。现在想来，詹妮弗很值得同情，想象一下，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大脑被别人操纵，你会多么迷惑、焦虑、恐惧。我们也只能希望詹妮弗的家人终于带她去看精神病医生、接受治疗，使她彻底摆脱我先生远程操控的魔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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