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来美国读书，到校后立即“找组织”，加入“外国留学生联谊会”。会长（一位德国学生）递给我一张表格，说他们将联系校内外的当地美国人，和我们结成友好互助“一帮一”的对子，他热情鼓励我申请参与。

我的“一帮一”对象是个社会学教授，唐·伯莱明博士。他说，别叫我博士，太正式。我就叫他伯莱明教授。他又说，你不是我的学生，我也不是你的教授，我们是朋友，就叫我名字吧 – 唐。在本文里我就称他唐教授。

唐教授近六十岁，是英国人，在浴池里长大（浴池就是Bath, 或巴斯，英国西南部的一个城市，那里有古罗马人留下的公共浴池）。他在伦敦读大学，后来不知怎么就到美国来了（可能是因为娶了个美国姑娘）。他过了五十岁才拿到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博士，这一点他逢人就说，很自豪的样子。

我一听他是英国人就高兴。我从初中开始就是个英国迷，英国文学、英国历史、英国电影、英国乡村、英国皇室、英国口音 …… 谁要是说英国烹饪差劲，我就和他拼命。唐教授年轻时就来美国，等于半个美国人，但他仍有不折不扣的英国BBC 口音，非常好听。

唐教授第一次请我吃饭是在他太太的教会。那次是感恩节聚会，还有义卖活动。唐太太是很典型的教会大妈，和善、积极，也很传统，贤妻良母型。聚会前我帮她做了六十多只纸杯蛋糕，装了盒送到教堂去卖。我看出她想让我加入教会，但唐教授对我说，加入教会不是我们交友活动的宗旨，不参加也没关系。他又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太太热爱教会活动，他自己也许不会上教堂。

那唐教授夫妇为什么要和留学生交友？原来唐教授是个业余“东方迷”，曾去中国做过短期访问学者，对中国艺术特别有兴趣。他就是想从我这里吸收中国文化，学些中国话。有趣了，我是英国文化迷，他是中国文化迷，这也实在配得太完美了！

我没上过唐教授的课，不知他在讲坛上是什么样子，但他在课堂外是个很随意、幽默的人。他和太太感情很好，会在很多人面前夸她，也看得出太太对他十分景仰，两个人一口一个“亲爱的”，他说一，太太决不会说二。但太太不在眼前的时候，比如她进厨房去烧茶了，他会对我和别人说: “我太太是个好人，但她在家里呆得太久，有点不了解现实。”或，“我太太是个园艺高手，只是记不住植物的学名。”

有一次在唐教授家见到他们的儿子凯恩。凯恩是搞工程技术的，离婚，没有孩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是我第一次遇上他，无论相貌体格，还是性格气质，凯恩和他父母都很少有相像的地方。“有其父必有其子”，这话在他们家绝对不适用。这以后又在唐家见过凯恩两次，他给我的印象就是 …… 没什么特别的印象。

我和唐教授夫妇基本上每两个星期就要见面一次，他们请我吃饭、喝茶，参加教会和校园的活动。教堂所在的那条街上有几家书店，我就跟他逛书店，再跟着唐太太去面包店，最后他们把我送回宿舍。我现在仍很感激他们的友善，因为他们是我到美国后最先结交的当地朋友，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更不用说过年过节还有地方可去，不至于像很多新来的留学生那样孤独。

和他们聊天是最愉快的事情。唐教授崩脆的英国口音，唐太太甜糯的美国南方口音，在我听来简直是美妙的两重唱。唐教授爱侃他年轻时浴池里的事情，唐太太爱讲她婚前在南卡州的生活，我就说自己的中国故事。我还特地从图书馆借了一些敦煌、丝绸之路方面的中国艺术文化书籍，把自己武装起来好和唐教授交流。他们还喜欢聊政治，无意中也向我灌输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大家在一起海阔天空，唯一不聊的是他的专业和学术生涯。

我在那所大学读了三个学期，要转学到外州去了。唐教授问我为什么不拿到学位再走。我告诉他，是因为男友要去外州工作，想和他在一起，所以要搬过去，转到那里的大学继续读完。唐教授像父亲那样教导我说：“你要考虑仔细，转学会影响功课，一切要重新熟悉起来。这里的学分那边不一定接受，有时还得重修，不要浪费了时间和学费。你如果不是和他结婚，不必急着跟他过去，再说他那个城市离这里不太远，也就四、五个小时的车程。”

那时我真的很感动，很想在告别前做点什么事回报他们，就请他们到学校附近的“老广东”中餐馆吃了一顿晚饭。

等菜时，唐太太去上洗手间，唐教授对我说：“我太太是个好人，但她有时候会多事，请你别在意。”看我不解，他又补充说：“我太太很喜欢你，想让你和我们的儿子交往。那时不清楚你已经有了男朋友，你不会在意吧？”

我根本不知道唐太太的别有用心，或者说是别有好意。不知道的事，当然也不会去在意。

有一点是肯定的，凯恩不是我的一道菜，我也不是凯恩的一盘食，互相之间没有任何吸引力。

这以后好几年，我和唐教授夫妇每年都要互寄圣诞卡。去英国时，我没忘了寄一张浴池的明信片给他们。

两年后，唐教授夫妇去中国旅游回来，寄了一张照片给我。风度翩翩的唐教授和善良可亲的唐太太站在长城上向我微笑，照片背后用英文写着：“不到长城非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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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校园

留学当年：我在美国打白工